克魯泡特金學說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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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民與中央政府，業已行動一緻了。
許多人平日講不好色，及至美色當前，又情不自禁，因為不好色是腦政府的主張，情不自禁，是身體他部分的主張。
我們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後即無須注意，自然會向前走去，這回是中央政府發布號令後，人民依著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於地方上事事要勞中央政府，那就不勝其煩了。
我們每日有許多無意識的動作，都是這個原因。
古人作詩，無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
大醉後寫出之字，比醒時更好，這是由於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訓練好了，遇有事來，不需中央指揮，人民自動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揮辦理還要好些。
心理學書上，有所謂「下意識」者，蓋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從腦而出，能辨別事理，情欲從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聲，身體肌膚好愉快，往往與腦之主張相違反。
古代哲學家，如希臘的柏拉圖等，和中國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情欲。
例如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又把韓昌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極力稱贊，隻要腦中自認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與暴君之專制是一樣。
所以這樣學說昌明時代，也即是君權極盛時代。
後來君主打倒了，民主主義出現，同時學說上也盛行情欲主義，縱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動，無所謂理智，等於政治上之暴民專制。
我們讀歷史，看出一種通例：君主時代，政府壓制人民，同時哲學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民主時代，人民敵視政府，同時哲學家即重情欲而輕理智。
據上面之研究，可知身體之組織，與國家之組織是很相同的，我們返觀吾身，知道腦與五官百骸是很調協的，即知道：我們創設一種學說，必使理智與情欲相調協，不能憑著腦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縱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
建設一個國家，必使政府與人民調協，不能憑著腦政府之威力壓制人民；而為人民者，亦不能對政府取敵視行為。
吾身之組織，每一神經俱可直達於腦，故腦為神經之總匯處，與五官百骸，不言調協而自然調協。
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線，必使之可以徑達中央，中央為全國力線之總匯處，政府與人民，不用調協而自然調協。
能這樣的辦理，即是合力主義，才可以救達爾文和克魯泡特金兩說之弊，而與天然之理相合。
許多人平日講不好色，及至美色當前，又情不自禁，因為不好色是腦政府的主張，情不自禁，是身體他部分的主張。
我們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後即無須注意，自然會向前走去，這回是中央政府發布號令後，人民依著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於地方上事事要勞中央政府，那就不勝其煩了。
我們每日有許多無意識的動作，都是這個原因。
古人作詩，無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
大醉後寫出之字，比醒時更好，這是由於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訓練好了，遇有事來，不需中央指揮，人民自動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揮辦理還要好些。
心理學書上，有所謂「下意識」者，蓋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從腦而出，能辨別事理，情欲從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聲，身體肌膚好愉快，往往與腦之主張相違反。
古代哲學家，如希臘的柏拉圖等，和中國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情欲。
例如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又把韓昌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極力稱贊，隻要腦中自認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與暴君之專制是一樣。
所以這樣學說昌明時代，也即是君權極盛時代。
後來君主打倒了，民主主義出現，同時學說上也盛行情欲主義，縱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動，無所謂理智，等於政治上之暴民專制。
我們讀歷史，看出一種通例：君主時代，政府壓制人民，同時哲學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民主時代，人民敵視政府，同時哲學家即重情欲而輕理智。
據上面之研究，可知身體之組織，與國家之組織是很相同的，我們返觀吾身，知道腦與五官百骸是很調協的，即知道：我們創設一種學說，必使理智與情欲相調協，不能憑著腦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縱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
建設一個國家，必使政府與人民調協，不能憑著腦政府之威力壓制人民；而為人民者，亦不能對政府取敵視行為。
吾身之組織，每一神經俱可直達於腦，故腦為神經之總匯處，與五官百骸，不言調協而自然調協。
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線，必使之可以徑達中央，中央為全國力線之總匯處，政府與人民，不用調協而自然調協。
能這樣的辦理，即是合力主義，才可以救達爾文和克魯泡特金兩說之弊，而與天然之理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