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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學綱要
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歸有光之力也。
雖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别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
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隽語，刿心怵目，斯以廁文人學士之筆。
至有光出而專緻力于家常瑣屑之描寫。
桐城方苞，謂“震川之文，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
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恻然有隐；其氣韻蓋得之子長！”而姚鼐亦以為“歸震川之文，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
”其尤恻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志銘》、《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睹物懷人，戶庭細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所無！而所以成其為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辟之境者也！ 清代中葉，桐城姚鼐稱私淑于其鄉先輩方苞之門人劉大櫆，又以方氏續明之歸氏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直以歸方續唐宋八家，劉氏嗣之；推究阃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号為正宗。
此所謂桐城派者也。
方是之時，吾家魯思先生實親受業于桐城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于陽湖恽敬、武進張惠言。
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骈俪之學而學焉。
于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謂之陽湖派。
而陽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蓋桐城之文，從唐宋八家入；陽湖之文，從漢魏六朝入。
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論，盛倡秦漢之偶俪，實唐宋散行之祖；乃輯《骈體文鈔》以當桐城姚氏之《古文辭類篹》；而陽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張一軍。
顧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
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為庸膚，但習為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而不能振。
于是儀征阮元倡為文言說，欲以俪體嬗斯文之統。
江都汪中質有其文，镕裁六朝，導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儀征一派，又複異軍突起以樹一幟。
道窮斯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
厥後湘鄉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而又據高位，自稱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探源揚、馬，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複字單詞，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彩炳煥而戛焉有聲。
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
一時流風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顔行者。
門弟子著籍甚衆，獨武昌張裕钊、桐城吳汝綸号稱能傳其學。
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為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
夫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内所宗。
徒以一宗歐、歸，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蓋韓愈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
至歐陽修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
桐城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勢不能複自振起，此其失也。
曾國藩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故能卓然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為開宗之一祖。
殆桐城劉氏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耶？ 自明以來，言文學者，漢、魏、唐、宋，門戶各張，一阖一辟，極縱橫轶宕之觀；而要其歸，未能别出于漢、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學、清之文學也，徒為沿襲而已。
清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骖靳。
大抵皆步武王、李也。
明末公安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
竟陵鐘惺複矯其弊，變為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為《唐詩歸》，又評隋以前為《古詩歸》。
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亦一時之盛也。
新城王士祯肇開有清一代之詩學，枕葄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于詩，海内推為正宗。
與秀水朱彜尊、宣城施閏章、海甯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
彜尊學富才高，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濫泛北宋，與士祯齊名，時人稱為“朱貪多，王愛好。
”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
當是時，商丘宋荦亦稱詩宗，與士祯颉颃，而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蘇轼；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靡然從風，亦于士祯之外自樹一宗。
獨王士祯名最高，然清詩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
清初詩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尚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為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缛豔，化而為對句之小詞。
王士祯崛起其間，獨标神韻；所選古詩及《唐賢三昧集》，具見其詩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錄王維獨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為一代風氣所歸。
但士祯之詩，富神韻而餒氣勢，好修飾而略性情。
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趙執信本娶士祯女甥，習聞士祯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而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缥渺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
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
大抵士祯以神韻缥渺為宗，而風華富有。
執信以思路巉深為主，而刻畫入微。
王之規模闊于趙，而流弊仍傷膚廓；趙之才力銳于王，而末派再病纖仄。
兩家并存，其得失适足相救也。
執信既著《談龍錄》，發難士祯，而山左之詩一變。
錢唐厲鹗《樊榭山房詩集》，精深峭潔，參會唐宋，于王士祯、朱彜尊外，又别樹一幟，而兩浙之詩一變。
錢唐袁枚、鉛山蔣士铨、陽湖趙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無不一變矣。
然乾、嘉之際，海内詩人相望，其标宗旨，樹壇坫，争雄于一時者，要推沈德潛、袁枚、翁方綱。
王士祯之詩，既為人所不餍，于是袁枚倡性情以矯士祯之好修飾而涉于泛。
翁方綱拈肌理以救士祯之言神韻而落于空。
沈德潛論格調以藥士祯之工詠歎而枵于響。
袁枚論詩，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
性情之外無詩。
王士祯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此袁枚論詩之旨也。
翁方綱以學為詩者也。
其論詩，謂：“士祯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
”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
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于其中。
王士祯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然言言征實，亦非詩家正軌。
故其時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潛。
德潛少從吳縣葉燮受詩法，其論詩最崇格律。
嘗曰：“詩以聲為用者，其微在抑揚抗墜之間。
”此說本發之趙執信，謂“漢魏六朝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
”乃為《聲韻譜》以發其秘；亦猶曾湘鄉論文從聲音證入，以救桐城懦緩之失也。
德潛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
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貴能以意運法，而不能以意從法。
”及自為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為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别裁》以标示宗旨。
天下之譚詩者宗焉。
踵其後而以詩名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
四川有張問陶，常州有黃景仁、洪亮吉，江西曾有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祺、許宗彥、郭麟，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為嶺南四家。
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
其中以舒位、孫原湘、黎簡三家，尤為特出。
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
于是宋詩之徑塗漸辟。
道光而後，何紹基、祁寯藻、魏源、曾國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詩；而國藩地望最顯，其詩自昌黎山谷入杜，實衍桐城姚鼐一脈。
鼐每诏人，謂“學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溯杜公，下采東坡，于此三家，得門徑尋入，于中貫通變化，又系各人天分。
”及其自為詩，則以清剛出古澹，以遒宕為雄，由韓學杜，已開挽清同光體之先河，與文之蕭然高寄者異趣；而特為文所掩抑不甚著。
至國藩乃昌言“姚氏詩勁氣盤折，能以古文家之義法通之于詩”；而用其法，旁參山谷，益恣為生嶄奧衍。
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闿運則為騷選盛唐如故，比之古調獨彈矣。
王闿運始與武岡鄧輔綸、鄧繹，長沙李壽蓉，攸縣龍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詠，日夕赓和；而輔綸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号為學古，标曰湘中五子。
而五子之中，闿運獨推服鄧輔綸雲。
清詩有唐宋之殊；而詞則宗宋。
詞學至南宋之季，幾成絕響；知比興者，金之白樸、元之張翥而已。
樸詞曰《天籁集》，清隽婉逸，意惬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而翥《蛻岩詞》，婉麗風流，亦有南宋舊格。
惟璞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而翥所宗者，猶白石、夢窗之餘音；門徑微有不同。
明初作者，猶沾溉張翥之舊，不乖于風雅。
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盛行者，為《花間集》、《草堂詩餘》二選。
楊慎、王世貞輩之小令中調猶有可取，長調皆失之俚。
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詞》，直接唐人，可謂特出。
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雖依新朝，猶慨滄桑，特假長短之句，藉抒抑郁之氣，始而微有寄托，久則務為諧暢；而吳越操觚家聞風興起，作者選者，妍媸雜陳，遂不免有怪詞鄙詞遊詞之三大蔽。
王士祯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
蓋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詩餘》是規，罕及北宋以上。
殆若文之祢唐宋八家而祧東西京；詩之學蘇、黃而不知有蘇、李十九首；未可謂善學也。
洎士祯在朝，位高望重，絕口不談倚聲。
獨朱彜尊、陳維崧兩人并世齊名，妙擅倚聲，合刻《朱陳村詞》，而清朝詞派始成。
惟朱才多，不免于碎。
陳氣盛，不免于率。
朱之情深，所作詞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饾饤。
陳之筆重，所作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其蔽為粗率。
繼之而起，名重一時者，實惟納蘭成德，門地才華，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
其詞纏綿婉約，能極其緻，南唐墜緒，絕而複續。
故論清初詞家，當推成德為一把手，朱、陳猶不得為上。
所惜享年不永，門戶未張耳。
然乾隆以前，言詞者莫不以朱、陳為範圍。
錢塘厲鹗，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
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铨，近陳者也。
其後作詞者遂分浙西、常州兩派。
浙西派始于厲鹗，鹗詞宗彜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為工，後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
然抄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
特是绮藻韻緻，詞家之有厲鹗，如詩之有王士祯。
有《樊榭山房詞》一卷，續集一卷，生香異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節奏精微，辄多弦外之音。
然标格僅在南宋，以姜夔、張炎為登峰造極之境。
流極所至，為饾饤，為寒乞。
亦與詩之漁洋末派同。
武進張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為《詞選》一書，闡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雖町畦未辟，而奧穾已開；蓋以深美闳約為主，其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張，視蘇、辛尤為小家，貴能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須有轉無竭。
嘉慶以來名家，大抵自張惠言而出。
其學于惠言而有得者，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
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之董士錫也。
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
荊溪周濟稍後出，嘗謂：“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
”其所立論，實足推明惠言之說而廣大之，蓋自濟而後，常州派之壁壘益固矣。
詞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猶之文之有湘鄉，以矯桐城懦緩之失也。
桐城之文，富神韻而餒氣勢，略如詩之有漁洋，詞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蓋崇雅澹而排塗飾，不如漁洋詩、浙派詞之好修飾而略性情。
此以流派論。
若就詞論詞，南宋而還，極盛于清；然惟納蘭成德、項鴻祚、蔣春霖三人為當家耳。
成德《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後主之遺；雖長調多不協律，而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緻。
鴻祚《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古豔哀怨，如不勝情；蕩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滞，殆欲前無古人。
其《乙稿自序》雲：“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
”雲雲，婉而可思。
又《丁稿自序》雲：“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
以成德之貴，項氏之富，而填詞皆幽豔哀斷，異曲同工，所謂别有懷抱者也。
浙中填詞為姜、張所縛；百年來屈指惟項鴻祚有真氣耳。
蔣春霖為詩，恢雄肮髒，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為長短句，镂情刿恨，轉毫于铢黍之間，直而緻，沈而姚，曼而不靡。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有家數。
春霖《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别甚正，家數甚大；與納蘭成德、項鴻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鹹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
或曰：“何以與成、項并論？”應之曰：“清初王士祯、錢芳标錢芳标字葆馚，華亭人，所著《湘瑟詞》有驚才絕豔之譽。
一流，為才人之詞；張惠言、張琦、周濟一派，為學人之詞。
惟三家是詞人之詞；固不以流派限矣！” 讀清人集别錄 近人侈言文學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鮮！餘讀古今人詩文集最夥，何啻數千家；而寫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
唐以前略盡。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清修《全唐詩》《全唐文》，通讀一過，人有論評；而于其人之刻有專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錄異同。
兒子鐘書能承餘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
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隐。
發凡起例，得未曾有。
每歎世有知言，異日得餘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
乃知餘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非誇語也！近代姚鼐曾國藩張裕钊吳汝綸鹹能文章，而罕知流别；又乏深沉之思；即如桐城為一代文宗；而桐城三家于古人文得失離合之故，及三家之何以自為不同；即四人集中，亦未能辨白言之。
又如吾常州人好張陽湖；而陽湖揮張之何以不同于桐城三家，究亦莫明所以也！同學有以為問，遂刺取所記，寫付校刊，以昭流别而備考論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錢基博自記于光華大學。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 集外文十卷 集外文補遺二卷 桐城方苞，字靈臯撰。
其鄉人後學戴鈞衡搜輯，以苞晚年自号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遂以題其集。
初苞門人王兆符程崟輯所為文以相質正。
兆符早卒，其後增輯付刊者惟崟，而亦随時有删削；傳世者數本，不分卷，而篇數多寡不一。
鈞衡乃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排次為十八卷。
其他苞曾孫傳貴刻《集外文》五十二篇，仁和邵懿辰錄奏議十九篇，太倉王寶仁錄逸文六十四篇，又苞來孫恩露所藏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鈞衡乃删其冗複，而合所搜得尺牍二十三首，并次之，得百八十二首，為集外文十卷。
既又搜得寶應湯聘三藏逸文一篇，高密單氏藏逸文十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懿辰錄《史記》評語，與舊所檢時文稿自記二則，及與沈畹叔尺牍三通，彙為《集外文補遺》二卷；先後刻于鹹豐元年二年，而殿以其鄉人蘇惇元撰《方望溪先生年譜》，以備知人論世之資。
苞少時論行身祈向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
”觀其論學，于明之王守仁，平時之顔元李，皆思有以矯其枉而折衷于程朱。
治經深于《禮》《春秋》。
治史深于《史記》。
治子深《管》《荀》二子。
辨正《詩》《書》《周官》《戴記》子史為劉歆所僞托者十餘篇，以為文奸言以佐新莽，而證以《漢書·王莽傳》，條舉件系，卓然有以自信其說；疑為後來南海康有為《新學僞經考》之藍本焉？其為文章，恪有義法，而短于氣韻；不敢為韓愈之雄麗恣奇，亦不如歐陽修之纡徐委備，而特謹嚴樸質，高渾凝固，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
其鄉人姚鼐輯《古文辭類篹》，特以繼明人歸有光之後，然有光神溢篇外。
苞則韻盡語内。
桂林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錄其所聞于宜興吳德旋者，曰：“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别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餘則謂有光尚氣韻而不免曼衍，何如苞之謹義法以截斷枝蔓。
有光之韻逸，而苞之辭潔。
巴陵吳敏樹《柈湖文集》有《與歐陽筿岑論文派書》曰：“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
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
”斯足以盡歸方之利鈍矣！特是有光當太倉王世貞之盛，刮去塗飾；苞則承虞山錢謙益之後，力矯浮靡；歸真返樸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則兩家無不同。
然苞之為文，言盡則意止；而抑揚吞吐以事所謂情韻不匮者，則苞之所未有，而為桐城文者之所亟喜。
吳敏樹《記鈔本震川文後跋尾》曰：“近時為古文，以仿歸氏，故喜為閑情眇狀，搖曳其聲，以取恣媚，以為歸氏學《史》之遺。
”此自歸之血脈，而非方之矩矱也！世人混言歸方，又以苞為桐城派開山。
而不知苞之文，本不同于歸。
而文貴有事外遠緻，則歸之所以亟稱于桐城。
若苞之文，有餘于質實，不足于妙遠。
然則桐城之文，宗歸而不必祢方；特以鄉人推重之爾！摭錄可誦，篇目如左： 論辯類 周官辯僞兩篇 辯明堂位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辯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辯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原人下 序跋類 讀古文尚書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讀管子書史記十表後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又書貨殖傳後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周官析疑序 畿輔名宦志序 教忠祠規序 吳宥函文稿序 儲禮執文稿序 熊偕呂遺文序 左華露遺文序 楊黃在時文序 青要集序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古文約選序例 張彜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佘西麓文稿序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先君子遺詩 奏議類 請定經制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拟請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貴州苗疆議 台灣建城議 書牍類 與翁止園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謝雲墅書 與某書 與熊藝成書 與白玫玉書 與王昆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徐贻孫書 與劉大山書 贈序類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送劉函三序 贈潘幼石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鐘勵暇甯親宿遷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贈宋西羾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送官庶常觐省序 贈石仲子序 贈介庵上人序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通蔽 傳狀類 孫征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三山林湛傳 二山人傳 二貞婦傳 高節婦傳 碑志類 李剛主墓志銘 杜蒼略先生墓志銘 劉古塘墓志銘 左未生墓志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志銘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志銘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志銘 李抑亭墓志銘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志銘 白玫玉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教授胡君墓志銘 張樸村墓志銘 劉紫函墓志銘 陳馭虛墓志銘 尹元孚墓志銘 龔君墓志銘 佘君墓志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志銘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志銘 謝母王孺人墓志銘 王孺人墓志銘 許昌桢妻吳氏墓志銘 高善登妻方氏墓志銘 贈孺人鄒氏墓志銘 季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征君墓表 田間先生墓表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朱字綠墓表 汪武曹墓表 黃際飛墓表 宋山言墓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内閣中書劉君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席公神道碑 杜茶村先生墓碣 鮑氏女球圹銘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禦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志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志銘 彭讱庵墓志銘 顧飲和墓志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志銘 楊千木墓志銘 刑部郎中張君墓志銘 大理卿熊君墓志銘 少京兆餘公墓志銘 兄百川墓志銘 弟椒塗墓志銘 張文端公墓表 雜記類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将園記 遊豐台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湯司空逸事 湯潛庵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州陳公罷官事 記姜西溟遺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頌類 聖主親征漠北頌 哀祭類 驸馬孫公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張彜歎哀辭 仆王興哀辭 婢音哀辭 祭顧書宣先生文 亡妻蔡氏哀辭 舒子展哀辭 右文一百八十三篇。
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
而論義法以《史記》為準。
論學則以宋儒為歸。
其砭當世之顯學曰：“仆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
及之京師，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知力所不逮也！然尚謂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為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于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
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學之廢久矣；而明之衰，則尤甚焉！浙以東，黃君黎洲宗羲壞之。
燕趙間，顔君習齋元壞之。
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
稍能治經史承學為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為之倡，立程朱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誇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者，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
漢代儒者，所得于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
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于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
由是觀之，不出于聖人之經，非學也。
乃昔之蠹學者，顯出于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托于六經之中，其可憂彌甚矣！”見《再與劉拙修書》。
“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
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别于程朱；其徒皆笃信之。
餘謂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于此；但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
”見《李剛主墓志銘》。
“閻百詩若璩病程朱删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為反覆。
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删易甚少而皆依于理。
仆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
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辨也。
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诰》‘爾尚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诂而自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
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
’按其前後，辭意明白；而‘此’以形訛‘北’，‘唯’以聲訛‘為’，子瞻不能辨，又自為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将死，真冷禹曰。
’不易為‘遺冷’得乎？《史記·封禅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
’謂‘梁父’非衍可乎？仆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群書者以正之。
”見《與閻百詩書》。
其論《史記》義法曰：“《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系。
《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間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
陳杞以後，不複總束；以衛晉鄭出于周，宋出于商，楚出于颛顼，越出于夏，趙韓魏瓜分于晉，田氏襲奪于齊，孔子出于宋，無庸更著也。
”《五帝本紀》“敬王以後，赧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所據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
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佻，不似本紀中語，且與篇首嚴重深廣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删其蔓辭，為得體要。
”《周本紀》“《秦紀》多誇語，其世系事迹，獨詳于列國，而于他書無征；蓋秦史之舊也。
不載《國策》一語，體制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迹可紀故也。
”《秦本紀》“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于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将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釁；于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為後事張本；然後脈絡分明。
韓魏及燕，于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則于羽分王諸将見之。
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
《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标前後脈絡明矣！”《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叙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郦；參差斷續，橫縱如意，章法頗似《左傳》邲與鄢陵之戰。
又《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殁，而于帝紀則不可詳也。
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于《留侯世家》亦略焉。
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即載立六國後問答，複載此，則辭氣近複，而體制亦病于重膇。
《羽紀》則間架闊遠，不重膇為病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
”《高祖本紀》“《呂後本紀》，‘是時高祖八子’一句提挈；以劉呂之禍，成于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将叙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
長沙獨标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
”《呂後本紀》“《孝文本紀》諸诏，皆帝戰戰恐懼，克己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事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
而‘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句以下所叙列，視前諸大政為小，故總束于後；韓歐墓志多用此法。
”《孝文本紀》。
以上見《史記》評語。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稱‘餘讀’以别之。
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
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見于始封。
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
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
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
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阙。
’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于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
十篇之序，義并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
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皆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見《書史記十表後》。
“六國并于秦，史記為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據《秦記》；故《六國表序》，通篇以秦為經緯；而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可法也！”《六國表序》。
見《史記》評語。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
其序《禮》《樂》，用意尤深。
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禅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
漢之樂，文景以前，襲常肄舊而已！武帝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元冥》而外，多谀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複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無所謂禮樂也。
故于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
’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于兵事以為法戒。
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闳運算日順夏正，于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
凡此皆著書之義法。
其後四書，論系于書後，亦各有義焉。
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于後者。
《封禅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币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禅無與也。
故其事并詳于書，而略見己意于後。
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于前而以己意詳論于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
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于後而志慨焉。
”見《讀史記八書》。
“《晉世家》，通篇以世數紀年為章法。
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
武公即位，追叙其父大父；悼公即位，亦追叙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因以為章法。
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為章法。
”《晉世家》“《句踐世家》，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亦傳體也。
範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别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于後，非常法也。
”《句踐世家》“《蕭相國世家》，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己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于篇。
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
”《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
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清靜，不填實一事。
”《曹相國世家》。
以上見《史記》評語。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見《與孫以甯書》。
“《陳丞相世家》，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避讒僞，聽呂後，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
”《陳丞相世家》“绛侯安呂氏之功，具《呂後》《孝文本紀》，故世家首叙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二事。
條侯亦首叙将略，後獨載争栗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侯。
其父子久任将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
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于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
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于斯矣！绛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
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将兵。
绛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
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櫡。
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取諸左氏。
”《绛侯周勃世家》 “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為一，故無後論。
”《伯夷列傳》“管仲之功，焜燿史籍，于本傳叙列則贅矣。
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
此虛實詳略之準也。
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
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略。
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複叙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為人，即于叙次其顯名于諸侯見之，與管仲異。
此章法之變化也。
于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于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禦者。
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
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管晏事迹見于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轶事。
”《管晏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裡焉，外此無有也。
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谥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
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于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
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裡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谥，其身雖隐，而子孫世有封爵裡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見《書老子傳後》。
“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
阖闾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起；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
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别事。
孫膑在齊，田忌之客耳；其再破魏，主兵者田忌；故詳著其兵謀。
此虛實之義法也。
武與起之書，世多有，于論見之。
膑之書則無傳焉，故于傳曰‘世傳其兵法’。
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
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武與有力焉’。
蓋古人之不苟于言如此！”《孫子吳起列傳》“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
而詳記商君之法，著王道所由滅息也。
”《商君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驺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惟孟子耳！其次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縱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
自驺衍至驺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幹世主為志，則已骛于功利矣。
其序荀卿于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幹世；所以别之于衍奭之倫也。
自公孫龍至籲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
蓋世以儒墨并稱久矣，其傳已見于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
自漢及唐，莊列皆列學官，而孟子未興。
以韓愈之明，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于荀楊之間。
子長獨以并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
至荀卿受業于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
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無；蓋孟子距而放之之義。
然則子長于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見《書孟子荀卿列傳後》。
“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
”《平原君列傳》“樂氏多賢，故樂毅列傳，詳其前後世系，因以為章法。
而結趙破齊，具毅報惠王書，故叙次不得過詳。
”《樂毅列傳》“趙奢李牧将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
假而牧再破秦，頗破齊燕，複一一叙列，則語蕪而氣漫矣；而出以簡括。
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廉頗蔺相如列傳》“夏太後華陽太後薨葬，不應載《不韋傳》。
以夏太後有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
而莊襄王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芷陽者，乃不韋姬也。
但此等止為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書。
”《呂不韋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于《國策》有遠過本文者。
其序聶政事曰：‘其姊聞之，乃于邑曰：是吾弟欤？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并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贲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蓋《國策》本紀言之書，中間序事者多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餘少讀《燕策》荊轲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
先秦人叙事皆廉峭；纡餘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
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轲之事雖奇，而于策則疏。
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
蓋古書遭秦火，雜出于漢世；其本文散佚，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刺客為然也！”見《書刺客傳後》。
“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也。
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
”《李斯列傳》。
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于漢興諸将，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詳哉其言之。
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系焉。
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
然自井陉而外，陽夏濰水之迹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于他傳；蓋漢楚之争，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
左氏紀韓之戰，方及蔔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将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滞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
方信據全齊，軍鋒振楚漢，不忍鄉利背義，乃謀畔于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绐被縛，斬于宮禁；未聞谳獄而明征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玺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诏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
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見《書淮陰侯列傳後》。
“漢初文臣，禦史大夫與丞相并重。
張蒼申屠嘉兼兩職，故合傳。
其餘為禦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叙之。
為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為娖娖備員者戒焉。
漢興，為禦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
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于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為禦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為禦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
蒼以前為丞相者，名迹顯著，故不複言。
嘉以後為丞相者六人，别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别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張丞相列傳》“《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通。
然時主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于後論隐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污，則假魯兩生以發之。
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為面谀之征也。
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盎忌刻，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為章法。
其子修黃老，亦與錯學申商相映。
”《袁盎列傳》“《吳王濞列傳》側入逆叙處，酷似《左傳》。
蓋以吳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
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诏，則為附贅懸疣。
故因叙吳兵之起，而及周邱之别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诏；然後追叙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诏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叙以為奇也。
”《吳王濞列傳》“《魏其武安列傳》，以魏其灌夫生平事迹，并正叙于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叙。
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
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将相。
其讓魏其為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釣讓賢之名。
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
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
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
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
中間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侄相對。
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诎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
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為後争酒罵坐張本。
而魏其初緻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蔽之。
章法蔽遏，覽者心怡目眩而莫知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安國為人多大略’三話，括盡安國平生。
管子韓非文，有置樞紐于中間以要绾前後者；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為此。
”《韓長孺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以恢奇多詐蔽宏之為人。
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為敦厚也。
惟天子以為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诘不能動，即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
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屈于買臣之議，陰禍主父，徙董相；詐也。
而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數谏通西南夷，築朔方，置滄海郡；汲黯廷诘，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為敦厚；所謂恢奇也。
黯诘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黯诘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拟于君而桓公以霸，晏嬰下比于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
淮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隐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慚；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儒術也。
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
天子報書，一則曰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之實，不可掩矣！”《平津侯主父列傳》“《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為所滞壅也。
長卿事迹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為傳，而各标著文之由，兼發明其指意以為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過也。
厲王反迹，皆于獄辭具之。
故安之事既畢叙，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而獄辭則甚略。
觀此傳，益信淮陰之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中，而上變者無征也；使果有蹤迹，何難具獄而明征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
”《淮南衡山列傳》“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
孫叔順民所欲，不教而從化；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迹而益輕犯法者何如？子産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時五族而衆以為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争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縱告缗以巧奪于民者何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撓法，視上意為輕重者何如？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為标準；故序曰‘奉職循吏，亦足以為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恣睢，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
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亂也。
’子産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
”《循吏列傳》“汲黯治東海，為九卿，徙内史，居淮陽，而傳不填實一事；止虛言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為人相稱。
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與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
‘治務在無為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别文法反對；‘面折犯顔’雲雲，亦與公孫宏懷詐飾智，阿谀取容反對。
此傳蓋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知灼見而終不能用也。
篇首稱黯以數直谏不得久留内，則進言多矣！為右内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衆矣！而見于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
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
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谏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
面诘宏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
始仕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将軍抗禮；緻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
史公于蕭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于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尚體要也。
黯之為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内多欲之故也。
黯之為人，不獨衛人憚之，大将軍賢之，即武安侯亦不聞含怒；而宏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宏湯為人，又出武安侯下矣！入後叙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與篇首稱黯好學語反；以黯為無學，故以儒術任宏也。
”《汲鄭列傳》“《酷吏列傳》：甯成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為能，而丞相宏數稱其美也。
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歡；因交歡而及其為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為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
‘湯為禦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緒多端，非用此為關鍵，則散漫無紀。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為禦史大夫七歲敗’同。
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
義縱守南陽，甯成奔亡而其迹終焉，故叙列于《縱傳》。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湯誅在縱後，以天下事皆決于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
尹齊與王溫舒相代為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
減宣出前早，而系于篇終，以死後也。
宣死而杜周任用。
禹湯尚能貧；而周則家訾累巨萬矣！郅都尚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為子孫營窟，故以是終篇。
”《酷吏列傳》“《大宛列傳》：‘大宛之迹，見自張骞’；漢伐大宛，在張骞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
諸國地勢道裡，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為征宛立傳也。
‘骞因分遣副使’雲雲；大宛之迹，見自骞使月氐，其兵端起于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用此為關鍵。
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于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為中間之關鍵。
而通烏孫，乃骞本謀；故特書‘自博望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并相貫注。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骈；見烏孫富人有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為重币；而漢群臣廷議，要以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
使端無窮，每遣赍金币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相應。
”《大宛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貨殖傳》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内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
兩舉庶民經樂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
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
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貢白圭，是也。
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于國，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
然自白圭以下，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
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貢白圭也。
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裡，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氏；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
惟太史公《禮》《樂》《封禅》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于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見《又書貨殖傳後》。
其論《漢書》疏于義法，不如太史公曰：“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義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
郊廟樂章，并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及明己意；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
《漢書·禮樂志》，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于漢之禮儀則阙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
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于鐘律者也；既可備著于篇，則叔孫所撰，藏于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于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見《書漢書禮志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治亂者。
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
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裡，可按而如見其人。
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
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裡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
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子長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見《書漢書霍光傳後》。
“《王莽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鈎抉幽隐，雕繪衆形，信可肩随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征于後也；其奸言雖依于典诰，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所取也；徒以著其诪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诙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阙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号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于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拟之于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見《書王莽傳後》。
其論《五代史》得《史記》法，而猶未詳其義曰：“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隐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随宜，不主一道。
《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
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隐而不著；故于《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于《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隐以寓己之悲憤。
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
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
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可不察而仍其誤耶！”見《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其論古文之淵源曰：“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
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
《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
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
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僞體。
《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複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穾穾。
周末諸子，精深闳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于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
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并出于此。
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群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并出于此。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
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于三家志銘，無事規模，而自與之平矣！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
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傥排宕，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滞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群，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見《古文約選序例》。
其論唐宋八家曰：“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僅數十人，其艱可知。
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
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
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
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
魏晉以來，奸佥污邪之人，而詩賦為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于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流俗所不棄。
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為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
遊之乎詩書之源。
’茲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
韓及曾王，并笃于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
”見《答申謙居書》。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于六經；甚矣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于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
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于諸經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志仍六朝初唐餘習。
其雄厲凄清濃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多町畦，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随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見《書柳文後》。
“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赜。
蘇氏父子，則慨乎未有聞焉。
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
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為人。
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内行無頗。
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襮者，必其行能少異于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後所學有以為基；非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途，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答申謙居書》其論明歸有光曰“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于俗言，而道無由。
其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
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恻然有隐，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于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于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
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
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号雅潔，仍有俚而傷于煩者。
”見《書震川文集後》其論錢謙益曰：“餘初至京師，見時人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
嘗私語其文，穢惡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見《汪武曹墓表》其辨文體曰：“喬侍講萊一生大節，在争開海口；而其子索為墓志及家傳。
以鄙意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志非所宜也！諸體之文，各有義法。
表志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者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于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為文之意也。
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隐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
獨宋範文正公範蜀公有家傳；而為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固不審。
若八家則無為達官私立傳者。
韓退之傳陸贽、陽城以載《順宗實錄》。
順宗在位未逾年，而以贽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見《答喬介夫書》“文士不得私為達官立傳。
李習之與退之遊，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盧坦傳》，事迹平叙，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于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耶？吾觀周秦間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為後人僞亂。
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間多骈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别載君王後王蠋語，蓋當日摭拾群言，以備采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錄焉。
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
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書李習之盧坦傳後》“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
退之諸志，奇崛高古；而馬少監柳柳州二志，皆變體。
蓋志銘宜實征事迹；或事迹無可征，乃叙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志是也。
或别生議論，可興可感，柳輔志是也。
永叔善叙述親故，介甫則别生議論，其體制皆師退之。
”見《古文約選序例》。
“介甫志錢公輔母，以公登甲科為不足道，況瑣瑣者乎！餘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為之，則存者十二三耳。
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志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志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
《史記》《漢書》，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見《與程若韓書》。
“志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
”見《與陳滄洲書》。
“古者婦人祔葬無特銘。
”見《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餘生平非親懿故舊，未嘗一與之銘。
蓋銘者，谥诔之遺也。
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為诔；而谥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
今于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于所稱，是讆言也！”見《葛君墓志銘》。
“碑記墓志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事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
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迹以為贊論者，則于本文為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于碑志者；或體制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間缺；如《平淮西碑》兵謀戰功詳于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
其大指然也。
前幅蓋隐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表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
至于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于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
歐陽公号為入韓子之奧穾，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
介甫盡之矣，而氣象則過隘。
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則無一之不備焉！”見《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墓之有志，以納于圹，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意為之可也！”見《黃際飛墓表》。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
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
志傳表狀，則行誼顯然。
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台之位置，雷同鋪叙，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
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為波瀾。
永叔介甫則别求義理以寓襟抱。
柳子厚惟記山水，雕刻衆形，能移人之情。
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措事指語，皆有現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
凡為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此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嘔矣。
豈惟佛說，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
”見《答程夔州書》。
苞以文章為天下宗；而世之治桐城文者，持其言論以為準式；遂要删之以備一家之學雲。
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 《集虛齋學古文》，簽題《方璞山古文》，還淳方婺如字文辀所撰。
婺如與其宗人苞同時有名，而文章各出一途。
方苞質厚以為渾，清約以見潔，而不敢出奇；蓋由李翺以得韓愈之體段，而稍短氣韻，不如翺之優遊緩衍。
婺如峭厲以為雄，吊詭以出奇，而不欲為平；蓋從皇甫湜孫樵以學韓愈之章句，而特為警切，力矯湜之堆砌膚缛。
苞之文樸，而婺如之辭華。
苞之勢平，而婺如之筆峭。
婺如氣肆不平，而苞不敢不平。
婺如辭華不澹，而苞不能不澹。
昌黎《上宰相書》所謂“時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辭”，惟婺如為有之能之，而苞不能！集為光緒十年甲申仲秋，淳安縣署重刊；前有乾隆二十年歲在旃蒙大淵獻端陽日，虞山王應奎一序，文格略仿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蓋亦以韓公待之也，頗足以盡婺如之意趣。
其辭曰：“本朝文教訖乎四海，而江浙之間，漸被尤深；于是得強筆之儒二人焉，制義之外，兼以古文詞伏一世，而其人皆出方氏，一為望溪先生，一為賦溪先生雲！天不慭遺，又弱一個。
而賦溪先生乃以耆年宿德，巍然魯靈光特聞！先生秀氣孤禀，而笃嗜惟書，怠以為枕，飡以饴口，寝饋既久，富若生蓄；發而為文，割其膏腴，入我爐鞲，羅絡蟹蛤，拘緻鲲鵬，衆美輻辏，與古大适；周情孔思，流溢簡外；班香宋豔，浮動毫端；與世之貌為歐曾以文其空疏者，判若筳楹矣！在昔義山之稱《韓碑》也，謂為‘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然後知為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伏材于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使人欽其寶而莫名也！而或者謂點竄塗改，乃王李故智，非大雅所尚。
而不知王李之所以為僞體者，以其文不從，字不順，饾饤而不貫串，駁雜而不雅馴也；而豈點竄塗改之為病哉！今觀先生之文，融經液史，範秦鑄漢，而所謂點竄塗改者，絕無痕迹；如千狐之腋，會粹成裘，而滅盡針線也！如百花之萼，醞釀成蜜，而化盡渣滓也！又如五侯之鲭，熊蹯豹胎，猩唇象約，合并一器，而不辨為此饷自某甲，彼饷自某乙也！當此人不悅學之世；而先生之文出焉，用以鉗持啾發，吹回蟲濫，庶空弮枵腹之士，指而退；而讀書汲古之士，俠毂以起乎！應奎溝瞀無識，妄有述造；而辱先生妄歎，賜以良書，方滋愧悚！茲又檢寄文集，屬題卷端。
顧餘何人，而敢為先生皇甫氏哉！重違嘉命，勉效一言，終不能研其才外之緻；而區區願附于李漢裴延翰之流，藉以緻其欽挹之私于退之牧之者，固于是乎在！”觀王氏序婺如之文，謂“為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伐材于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
”若方苞則謂“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
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僞體。
”見《望溪文集·古文杓選序例》而婺如則不憚求古求典，而貫以理，使以氣，順理成章，以不同于王李僞體之饾饤駁雜焉！大抵方苞之文，所貴澄清無滓。
而婺如之文，難在茂典有緻。
摭錄可誦，篇目如左。
論說類 道與文俱 序跋類 讀史記遊俠列傳 刻讀書記題詞 書蔣東委孟子讀後 書外舅徐寶名先生詩後 書桐野先生詩集後 聽雨樓樂府題詞 題鄒古嶽雲根樓草 小山堂唱酬詩題詞 書春浮書屋印譜 鄭注拾沈自序 重修嵊縣志序代 嚴州救災圖序 雲洞葉氏宗譜序 蔣峰方氏譜序 應氏續修譜序 金氏續譜序 述本堂三世詩集序 夢月岩詩集序 石川詩序 施竹田詩序 鮑西岡閩江集序 石帆詩鈔序 鲒埼集序 亡弟藥房緣情詩序 王榛逸遺集序 某人詩序 金先生文錄序 陳先生文錄序 百川先生遺文序 吳竹城先生文序 姜自耘文序 墨汀初刻序 劉萬資文序 程爽林遺文序 葉麗南遺文序 吳協南遺文序 序錢載錫文 儲于賓文序 徐笠山文後序 龔碩果文序 杭大宗文序 蔡桐川文序 書牍類 奉辭檄試鴻博揭子 奉辭王少司馬薦舉劄子 與周白民書與儲大雅書壬寅 與王虛舟書 與王漢階 與王立甫書 奉王少司馬 奉家學士靈臯二兄書 與儲于賓先生 與呂待孫先生書 與全紹扆 答謝生書 答何漢勳 贈序類 送何漢勳入都序 送胡方二子試禮部序 越州太守周公考績序 贈甸賓序 贈汪聿昭序 賀兩浙鹾使禦史中丞謝公序代 吳尺凫五十壽序 徐笠山先生夫婦雙壽序 同學王君七十初度序 史拙圃夫婦七十雙壽序 張母李太君八秩序 邵翁泉若八十壽序 宗人維章兄八十壽序 家從名卿五十壽序 族諸母王少君六十壽序 範鶴亭六十壽序 傳狀類 百五歲老妪 述呂節婦 吳征君傳 李培園傳 學博應孔昭家傳 方石卿志 碑志類 嵘縣崇祀貝子惠獻公神祠碑銘 嚴州太守周公德政碑銘 溫州府創建育嬰堂碑代 捐修将盈庫署碑 清故诰封恭人張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志銘 清故奉政大夫陶君暨元配宜人胡太君墓志銘 清故敕封文林郎知惠安縣錢君暨孺人墓志銘 貞孝沈先生暨節孝陳太君墓志銘 明經處士周六雲先生墓志銘 文學應次魯墓志銘 清故攝知合州事定遠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诰封中憲大夫學博周澹庵先生墓志銘 先兄若遠暨嫂吳氏墓志銘 先兄若召墓志銘 亡弟藥房墓志銘 繼室徐氏墓志銘 藥房弟婦沈氏墓志銘 從子栗夫墓表 雜記類 靈臯文稿後書事 書華豫原事 記長老言 應東白築室記 右文一百零三首。
集中與方苞何焯以學問文章相商榷者數見，而各行其是。
論學，則右漢而抑宋，又極稱王安石之學。
論讀書則不尚宋本。
其論讀書不尚宋本曰：“今本《大戴禮》第七十九篇目為《公符》；大抵所言皆冠禮，而發雲‘公符自為主’；初不知公符何解也？既讀《儀禮·士冠禮》賈疏引《大戴禮·公冠篇》者三，求之今本目次，顧無之；舉其詞，即今《公符篇》所雲；然後知‘符’字即‘冠’字之三豕，以草筆涉誤耳！嘗試改‘符’為‘冠’，則篇首‘公冠自為主’，與後文‘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之句，一一珠穿矣！然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嘗開此書，自謂得宋刻善本于滿制府案頭，其篇目亦為《公符》；而潛邱閻氏義門何氏各有校正《困學紀聞》一書，今方流布，所引者仍作《公符》；則州鐵鑄錯，所從來久。
世嘗寶宋版本書，謂可是正文字；即如此，豈不疑誤後生也！”見《書大戴禮後》。
其論王氏新學曰：“吾嘗怪陸農師方性夫輩，皆從介夫新學；然說經铿铿，類能敷通危疑，桀然自建。
而号為得不傳之學，其門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四不逮之！端居多暇，點勘經解，有蔡元度《毛詩名物解》二十卷，閱之，歎其穿穴囚鎖，遠有緻思；自《雜解》以下諸條尤奇；因念其人為鬼為蜮，狗彘不食汝餘；而緣飾經術乃如此！然則妙解文章之味者，不獨章子厚也！又念子厚且不免以世故廢學；元度貪顧兇叫，豈辦仰屋梁著書！意渠婦翁偶遺下兔園冊子，從道旁拾得耳！既閣李迂仲黃實夫兩家《詩解》，其中往往摭王氏之說而反之；而意語強半與此編相出入，又多同陸農師《埤雅》，然後決其為安石碎金，無疑也！竊計經義字說中，如此類者非一！何等腐生，因其衰也而攻之；吠虛啀實，狺狺相索；而妙析奇緻，竟以此無種矣！惜哉！”見《書毛詩名物解後》。
其論道與文俱以砭宋儒之著書曰：“歐陽子曰：‘吾所為文，必與道俱。
’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為道，必與文俱。
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
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
至宋而益浩浩若煙海；其間号為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複歸于溟涬，皆言其理而筆之于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
然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若日月。
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惟不并驅《五經》，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争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為道不足而強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聳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誣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
荀之于道，亦同門而異戶。
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其于道疑無一毫可論。
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肴馔；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唇幹，卒不能使之回面易向，舉所業而投之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将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即鄭聲之淫；夫淫複何道！《禮記》成于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難遍以疏舉。
将以《周禮》當之；而或诋為渎亂不經之書；或又以為六國陰謀之書。
《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号為經，未多乎道。
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苦繩諸文人，若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即貶剝之，令一錢不直；以己之不好，而并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于骥。
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骥而乘之；不得骥，雖馬之奔踶，力可緻千裡，皆斥棄異皂，不以服箱，為其将折轭而摧轅也；而反任驽下以晞骥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驷跛鼈而上山，将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
道不足而文者次之。
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
雖詭于道，而其文深妙，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
言之無文，而托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某之為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稊稗瓦甓，每下愈況。
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标為古之道術有在者。
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即道也。
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
’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即道也。
詭乎道以為文，要之文仍不離所謂道。
而或者謂辨道不可耀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嚅哜道真。
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
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某之說，即歐陽子之說，可也！”見《文與道俱》。
其論文以韓愈為宗，而志不在唐以下曰：“仆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居三家村中，亦無與道古者。
先君子不知其驽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仆嘗以古文盛于唐；而論文之旨，亦莫如唐備！昌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惟其是。
’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難易，極于工。
’此二言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非工也；不工，非是也。
故皇甫持正之志昌黎也，曰：‘至是歸工’，則既盡之矣。
雖然，為此者，有族有祖。
昌黎蓋祖左、史、揚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為之族，故其文奇而法。
河東蓋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為之族，故其文密而至。
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尚在賈太傅晁家令，而以韓柳為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俠，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輩，不能紀遠，祖于韓而還相為族；故論者以為學韓而不至；夫其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賴其才力雄獨，故尚能持門戶。
苟才減諸人，則不勝困踬矣；如義山襲美等，是也。
銳意鑽仰，蓋不在唐以下；苟叩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道趨之，于韓、柳、樊川，尚可得意仿佛；次不失持正可之諸公；下亦徑到義山、皮、陸輩。
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
’”見《與王立甫書》。
綜所雲雲，生平宗尚可知矣！ 劉海峰集十九卷 附時文三冊 《劉海峰集》，古文八卷，詩古體五卷，今體六卷，附時文即四書文三冊；桐城劉大櫆字耕南撰。
大櫆于桐城年輩視方苞為後，而以古文繼起有名，骈稱方劉。
苞亟賞歎，至謂：“苞何足算！劉生乃國士爾！”苞不能詩，而大櫆兼能詩；五言尤勝七言。
近體運古于律，秀麗而出以疏朗，韻高氣清，仿佛王維。
古體風骨峻拔，興象淵微，蓋得元亮之古澹，而協左思之風力者。
七言古錯綜震蕩，逸氣幹雲，其原出李太白，而微欠卓煉。
此集為前清光緒二年，其族孫少塗遊宦河南所重刊，冠以《國史·文苑傳》，謂：“大櫆雖遊方苞之門，所為文造詣各殊。
苞蓋擇取義理于經，所得于文者義法。
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
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
詩雄豪奧秘，揮斥出之。
”尚非過譽之論！特謂“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則不免故相矜诩耳！大抵方苞取義理于程朱，取體段于史公。
而大櫆取诙詭于《莊子》，取
雖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别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
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隽語，刿心怵目，斯以廁文人學士之筆。
至有光出而專緻力于家常瑣屑之描寫。
桐城方苞，謂“震川之文，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
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恻然有隐；其氣韻蓋得之子長！”而姚鼐亦以為“歸震川之文，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
”其尤恻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志銘》、《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睹物懷人，戶庭細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所無！而所以成其為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辟之境者也！ 清代中葉，桐城姚鼐稱私淑于其鄉先輩方苞之門人劉大櫆，又以方氏續明之歸氏而為《古文辭類篹》一書，直以歸方續唐宋八家，劉氏嗣之；推究阃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号為正宗。
此所謂桐城派者也。
方是之時，吾家魯思先生實親受業于桐城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于陽湖恽敬、武進張惠言。
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骈俪之學而學焉。
于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謂之陽湖派。
而陽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蓋桐城之文，從唐宋八家入；陽湖之文，從漢魏六朝入。
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論，盛倡秦漢之偶俪，實唐宋散行之祖；乃輯《骈體文鈔》以當桐城姚氏之《古文辭類篹》；而陽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張一軍。
顧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
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為庸膚，但習為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而不能振。
于是儀征阮元倡為文言說，欲以俪體嬗斯文之統。
江都汪中質有其文，镕裁六朝，導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儀征一派，又複異軍突起以樹一幟。
道窮斯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
厥後湘鄉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而又據高位，自稱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探源揚、馬，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複字單詞，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彩炳煥而戛焉有聲。
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
一時流風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顔行者。
門弟子著籍甚衆，獨武昌張裕钊、桐城吳汝綸号稱能傳其學。
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為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
夫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内所宗。
徒以一宗歐、歸，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蓋韓愈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
至歐陽修變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
桐城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勢不能複自振起，此其失也。
曾國藩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故能卓然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為開宗之一祖。
殆桐城劉氏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耶？ 自明以來，言文學者，漢、魏、唐、宋，門戶各張，一阖一辟，極縱橫轶宕之觀；而要其歸，未能别出于漢、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學、清之文學也，徒為沿襲而已。
清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骖靳。
大抵皆步武王、李也。
明末公安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
竟陵鐘惺複矯其弊，變為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為《唐詩歸》，又評隋以前為《古詩歸》。
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亦一時之盛也。
新城王士祯肇開有清一代之詩學，枕葄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于詩，海内推為正宗。
與秀水朱彜尊、宣城施閏章、海甯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
彜尊學富才高，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濫泛北宋，與士祯齊名，時人稱為“朱貪多，王愛好。
”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
當是時，商丘宋荦亦稱詩宗，與士祯颉颃，而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蘇轼；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靡然從風，亦于士祯之外自樹一宗。
獨王士祯名最高，然清詩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
清初詩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鐘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尚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為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缛豔，化而為對句之小詞。
王士祯崛起其間，獨标神韻；所選古詩及《唐賢三昧集》，具見其詩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錄王維獨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為一代風氣所歸。
但士祯之詩，富神韻而餒氣勢，好修飾而略性情。
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趙執信本娶士祯女甥，習聞士祯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而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缥渺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
論者以為足救新城末派之弊。
大抵士祯以神韻缥渺為宗，而風華富有。
執信以思路巉深為主，而刻畫入微。
王之規模闊于趙，而流弊仍傷膚廓；趙之才力銳于王，而末派再病纖仄。
兩家并存，其得失适足相救也。
執信既著《談龍錄》，發難士祯，而山左之詩一變。
錢唐厲鹗《樊榭山房詩集》，精深峭潔，參會唐宋，于王士祯、朱彜尊外，又别樹一幟，而兩浙之詩一變。
錢唐袁枚、鉛山蔣士铨、陽湖趙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無不一變矣。
然乾、嘉之際，海内詩人相望，其标宗旨，樹壇坫，争雄于一時者，要推沈德潛、袁枚、翁方綱。
王士祯之詩，既為人所不餍，于是袁枚倡性情以矯士祯之好修飾而涉于泛。
翁方綱拈肌理以救士祯之言神韻而落于空。
沈德潛論格調以藥士祯之工詠歎而枵于響。
袁枚論詩，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
性情之外無詩。
王士祯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此袁枚論詩之旨也。
翁方綱以學為詩者也。
其論詩，謂：“士祯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
”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
所為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于其中。
王士祯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然言言征實，亦非詩家正軌。
故其時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潛。
德潛少從吳縣葉燮受詩法，其論詩最崇格律。
嘗曰：“詩以聲為用者，其微在抑揚抗墜之間。
”此說本發之趙執信，謂“漢魏六朝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
”乃為《聲韻譜》以發其秘；亦猶曾湘鄉論文從聲音證入，以救桐城懦緩之失也。
德潛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
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貴能以意運法，而不能以意從法。
”及自為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為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别裁》以标示宗旨。
天下之譚詩者宗焉。
踵其後而以詩名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昙，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
四川有張問陶，常州有黃景仁、洪亮吉，江西曾有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祺、許宗彥、郭麟，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為嶺南四家。
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
其中以舒位、孫原湘、黎簡三家，尤為特出。
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
于是宋詩之徑塗漸辟。
道光而後，何紹基、祁寯藻、魏源、曾國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詩；而國藩地望最顯，其詩自昌黎山谷入杜，實衍桐城姚鼐一脈。
鼐每诏人，謂“學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溯杜公，下采東坡，于此三家，得門徑尋入，于中貫通變化，又系各人天分。
”及其自為詩，則以清剛出古澹，以遒宕為雄，由韓學杜，已開挽清同光體之先河，與文之蕭然高寄者異趣；而特為文所掩抑不甚著。
至國藩乃昌言“姚氏詩勁氣盤折，能以古文家之義法通之于詩”；而用其法，旁參山谷，益恣為生嶄奧衍。
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闿運則為騷選盛唐如故，比之古調獨彈矣。
王闿運始與武岡鄧輔綸、鄧繹，長沙李壽蓉，攸縣龍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詠，日夕赓和；而輔綸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号為學古，标曰湘中五子。
而五子之中，闿運獨推服鄧輔綸雲。
清詩有唐宋之殊；而詞則宗宋。
詞學至南宋之季，幾成絕響；知比興者，金之白樸、元之張翥而已。
樸詞曰《天籁集》，清隽婉逸，意惬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而翥《蛻岩詞》，婉麗風流，亦有南宋舊格。
惟璞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而翥所宗者，猶白石、夢窗之餘音；門徑微有不同。
明初作者，猶沾溉張翥之舊，不乖于風雅。
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于世；盛行者，為《花間集》、《草堂詩餘》二選。
楊慎、王世貞輩之小令中調猶有可取，長調皆失之俚。
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詞》，直接唐人，可謂特出。
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雖依新朝，猶慨滄桑，特假長短之句，藉抒抑郁之氣，始而微有寄托，久則務為諧暢；而吳越操觚家聞風興起，作者選者，妍媸雜陳，遂不免有怪詞鄙詞遊詞之三大蔽。
王士祯之數載廣陵，實為斯道總持。
蓋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詩餘》是規，罕及北宋以上。
殆若文之祢唐宋八家而祧東西京；詩之學蘇、黃而不知有蘇、李十九首；未可謂善學也。
洎士祯在朝，位高望重，絕口不談倚聲。
獨朱彜尊、陳維崧兩人并世齊名，妙擅倚聲，合刻《朱陳村詞》，而清朝詞派始成。
惟朱才多，不免于碎。
陳氣盛，不免于率。
朱之情深，所作詞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饾饤。
陳之筆重，所作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其蔽為粗率。
繼之而起，名重一時者，實惟納蘭成德，門地才華，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
其詞纏綿婉約，能極其緻，南唐墜緒，絕而複續。
故論清初詞家，當推成德為一把手，朱、陳猶不得為上。
所惜享年不永，門戶未張耳。
然乾隆以前，言詞者莫不以朱、陳為範圍。
錢塘厲鹗，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
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铨，近陳者也。
其後作詞者遂分浙西、常州兩派。
浙西派始于厲鹗，鹗詞宗彜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為工，後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
然抄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
特是绮藻韻緻，詞家之有厲鹗，如詩之有王士祯。
有《樊榭山房詞》一卷，續集一卷，生香異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節奏精微，辄多弦外之音。
然标格僅在南宋，以姜夔、張炎為登峰造極之境。
流極所至，為饾饤，為寒乞。
亦與詩之漁洋末派同。
武進張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為《詞選》一書，闡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雖町畦未辟，而奧穾已開；蓋以深美闳約為主，其意在尊清真而薄姜、張，視蘇、辛尤為小家，貴能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須有轉無竭。
嘉慶以來名家，大抵自張惠言而出。
其學于惠言而有得者，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
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之董士錫也。
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
荊溪周濟稍後出，嘗謂：“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
”其所立論，實足推明惠言之說而廣大之，蓋自濟而後，常州派之壁壘益固矣。
詞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猶之文之有湘鄉，以矯桐城懦緩之失也。
桐城之文，富神韻而餒氣勢，略如詩之有漁洋，詞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蓋崇雅澹而排塗飾，不如漁洋詩、浙派詞之好修飾而略性情。
此以流派論。
若就詞論詞，南宋而還，極盛于清；然惟納蘭成德、項鴻祚、蔣春霖三人為當家耳。
成德《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後主之遺；雖長調多不協律，而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緻。
鴻祚《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古豔哀怨，如不勝情；蕩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滞，殆欲前無古人。
其《乙稿自序》雲：“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
”雲雲，婉而可思。
又《丁稿自序》雲：“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
以成德之貴，項氏之富，而填詞皆幽豔哀斷，異曲同工，所謂别有懷抱者也。
浙中填詞為姜、張所縛；百年來屈指惟項鴻祚有真氣耳。
蔣春霖為詩，恢雄肮髒，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為長短句，镂情刿恨，轉毫于铢黍之間，直而緻，沈而姚，曼而不靡。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有家數。
春霖《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别甚正，家數甚大；與納蘭成德、項鴻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鹹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
或曰：“何以與成、項并論？”應之曰：“清初王士祯、錢芳标錢芳标字葆馚，華亭人，所著《湘瑟詞》有驚才絕豔之譽。
一流，為才人之詞；張惠言、張琦、周濟一派，為學人之詞。
惟三家是詞人之詞；固不以流派限矣！” 讀清人集别錄 近人侈言文學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鮮！餘讀古今人詩文集最夥，何啻數千家；而寫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
唐以前略盡。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清修《全唐詩》《全唐文》，通讀一過，人有論評；而于其人之刻有專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錄異同。
兒子鐘書能承餘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
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隐。
發凡起例，得未曾有。
每歎世有知言，異日得餘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
乃知餘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非誇語也！近代姚鼐曾國藩張裕钊吳汝綸鹹能文章，而罕知流别；又乏深沉之思；即如桐城為一代文宗；而桐城三家于古人文得失離合之故，及三家之何以自為不同；即四人集中，亦未能辨白言之。
又如吾常州人好張陽湖；而陽湖揮張之何以不同于桐城三家，究亦莫明所以也！同學有以為問，遂刺取所記，寫付校刊，以昭流别而備考論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錢基博自記于光華大學。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 集外文十卷 集外文補遺二卷 桐城方苞，字靈臯撰。
其鄉人後學戴鈞衡搜輯，以苞晚年自号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遂以題其集。
初苞門人王兆符程崟輯所為文以相質正。
兆符早卒，其後增輯付刊者惟崟，而亦随時有删削；傳世者數本，不分卷，而篇數多寡不一。
鈞衡乃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排次為十八卷。
其他苞曾孫傳貴刻《集外文》五十二篇，仁和邵懿辰錄奏議十九篇，太倉王寶仁錄逸文六十四篇，又苞來孫恩露所藏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鈞衡乃删其冗複，而合所搜得尺牍二十三首，并次之，得百八十二首，為集外文十卷。
既又搜得寶應湯聘三藏逸文一篇，高密單氏藏逸文十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懿辰錄《史記》評語，與舊所檢時文稿自記二則，及與沈畹叔尺牍三通，彙為《集外文補遺》二卷；先後刻于鹹豐元年二年，而殿以其鄉人蘇惇元撰《方望溪先生年譜》，以備知人論世之資。
苞少時論行身祈向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
”觀其論學，于明之王守仁，平時之顔元李，皆思有以矯其枉而折衷于程朱。
治經深于《禮》《春秋》。
治史深于《史記》。
治子深《管》《荀》二子。
辨正《詩》《書》《周官》《戴記》子史為劉歆所僞托者十餘篇，以為文奸言以佐新莽，而證以《漢書·王莽傳》，條舉件系，卓然有以自信其說；疑為後來南海康有為《新學僞經考》之藍本焉？其為文章，恪有義法，而短于氣韻；不敢為韓愈之雄麗恣奇，亦不如歐陽修之纡徐委備，而特謹嚴樸質，高渾凝固，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
其鄉人姚鼐輯《古文辭類篹》，特以繼明人歸有光之後，然有光神溢篇外。
苞則韻盡語内。
桂林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錄其所聞于宜興吳德旋者，曰：“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别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餘則謂有光尚氣韻而不免曼衍，何如苞之謹義法以截斷枝蔓。
有光之韻逸，而苞之辭潔。
巴陵吳敏樹《柈湖文集》有《與歐陽筿岑論文派書》曰：“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
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
”斯足以盡歸方之利鈍矣！特是有光當太倉王世貞之盛，刮去塗飾；苞則承虞山錢謙益之後，力矯浮靡；歸真返樸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則兩家無不同。
然苞之為文，言盡則意止；而抑揚吞吐以事所謂情韻不匮者，則苞之所未有，而為桐城文者之所亟喜。
吳敏樹《記鈔本震川文後跋尾》曰：“近時為古文，以仿歸氏，故喜為閑情眇狀，搖曳其聲，以取恣媚，以為歸氏學《史》之遺。
”此自歸之血脈，而非方之矩矱也！世人混言歸方，又以苞為桐城派開山。
而不知苞之文，本不同于歸。
而文貴有事外遠緻，則歸之所以亟稱于桐城。
若苞之文，有餘于質實，不足于妙遠。
然則桐城之文，宗歸而不必祢方；特以鄉人推重之爾！摭錄可誦，篇目如左： 論辯類 周官辯僞兩篇 辯明堂位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辯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辯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帝論 原人下 序跋類 讀古文尚書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讀管子書史記十表後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又書貨殖傳後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周官析疑序 畿輔名宦志序 教忠祠規序 吳宥函文稿序 儲禮執文稿序 熊偕呂遺文序 左華露遺文序 楊黃在時文序 青要集序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古文約選序例 張彜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佘西麓文稿序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先君子遺詩 奏議類 請定經制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拟請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貴州苗疆議 台灣建城議 書牍類 與翁止園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謝雲墅書 與某書 與熊藝成書 與白玫玉書 與王昆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徐贻孫書 與劉大山書 贈序類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送劉函三序 贈潘幼石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鐘勵暇甯親宿遷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贈宋西羾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送官庶常觐省序 贈石仲子序 贈介庵上人序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通蔽 傳狀類 孫征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三山林湛傳 二山人傳 二貞婦傳 高節婦傳 碑志類 李剛主墓志銘 杜蒼略先生墓志銘 劉古塘墓志銘 左未生墓志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志銘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志銘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志銘 李抑亭墓志銘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志銘 白玫玉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教授胡君墓志銘 張樸村墓志銘 劉紫函墓志銘 陳馭虛墓志銘 尹元孚墓志銘 龔君墓志銘 佘君墓志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志銘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志銘 謝母王孺人墓志銘 王孺人墓志銘 許昌桢妻吳氏墓志銘 高善登妻方氏墓志銘 贈孺人鄒氏墓志銘 季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征君墓表 田間先生墓表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朱字綠墓表 汪武曹墓表 黃際飛墓表 宋山言墓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内閣中書劉君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席公神道碑 杜茶村先生墓碣 鮑氏女球圹銘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禦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志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志銘 彭讱庵墓志銘 顧飲和墓志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志銘 楊千木墓志銘 刑部郎中張君墓志銘 大理卿熊君墓志銘 少京兆餘公墓志銘 兄百川墓志銘 弟椒塗墓志銘 張文端公墓表 雜記類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将園記 遊豐台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湯司空逸事 湯潛庵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州陳公罷官事 記姜西溟遺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頌類 聖主親征漠北頌 哀祭類 驸馬孫公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張彜歎哀辭 仆王興哀辭 婢音哀辭 祭顧書宣先生文 亡妻蔡氏哀辭 舒子展哀辭 右文一百八十三篇。
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
而論義法以《史記》為準。
論學則以宋儒為歸。
其砭當世之顯學曰：“仆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
及之京師，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知力所不逮也！然尚謂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為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于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
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學之廢久矣；而明之衰，則尤甚焉！浙以東，黃君黎洲宗羲壞之。
燕趙間，顔君習齋元壞之。
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
稍能治經史承學為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為之倡，立程朱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誇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深擯異端者，非貴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
漢代儒者，所得于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
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于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庸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
由是觀之，不出于聖人之經，非學也。
乃昔之蠹學者，顯出于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托于六經之中，其可憂彌甚矣！”見《再與劉拙修書》。
“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
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别于程朱；其徒皆笃信之。
餘謂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于此；但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
”見《李剛主墓志銘》。
“閻百詩若璩病程朱删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為反覆。
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删易甚少而皆依于理。
仆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
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辨也。
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诰》‘爾尚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诂而自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
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
’按其前後，辭意明白；而‘此’以形訛‘北’，‘唯’以聲訛‘為’，子瞻不能辨，又自為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将死，真冷禹曰。
’不易為‘遺冷’得乎？《史記·封禅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
’謂‘梁父’非衍可乎？仆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群書者以正之。
”見《與閻百詩書》。
其論《史記》義法曰：“《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系。
《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間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
陳杞以後，不複總束；以衛晉鄭出于周，宋出于商，楚出于颛顼，越出于夏，趙韓魏瓜分于晉，田氏襲奪于齊，孔子出于宋，無庸更著也。
”《五帝本紀》“敬王以後，赧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所據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
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佻，不似本紀中語，且與篇首嚴重深廣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删其蔓辭，為得體要。
”《周本紀》“《秦紀》多誇語，其世系事迹，獨詳于列國，而于他書無征；蓋秦史之舊也。
不載《國策》一語，體制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迹可紀故也。
”《秦本紀》“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于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将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釁；于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為後事張本；然後脈絡分明。
韓魏及燕，于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則于羽分王諸将見之。
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
《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标前後脈絡明矣！”《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叙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郦；參差斷續，橫縱如意，章法頗似《左傳》邲與鄢陵之戰。
又《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殁，而于帝紀則不可詳也。
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于《留侯世家》亦略焉。
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即載立六國後問答，複載此，則辭氣近複，而體制亦病于重膇。
《羽紀》則間架闊遠，不重膇為病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
”《高祖本紀》“《呂後本紀》，‘是時高祖八子’一句提挈；以劉呂之禍，成于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将叙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
長沙獨标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
”《呂後本紀》“《孝文本紀》諸诏，皆帝戰戰恐懼，克己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事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
而‘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句以下所叙列，視前諸大政為小，故總束于後；韓歐墓志多用此法。
”《孝文本紀》。
以上見《史記》評語。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稱‘餘讀’以别之。
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
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見于始封。
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
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
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
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阙。
’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于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
十篇之序，義并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
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皆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見《書史記十表後》。
“六國并于秦，史記為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據《秦記》；故《六國表序》，通篇以秦為經緯；而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可法也！”《六國表序》。
見《史記》評語。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
其序《禮》《樂》，用意尤深。
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禅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
漢之樂，文景以前，襲常肄舊而已！武帝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元冥》而外，多谀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複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無所謂禮樂也。
故于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
’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于兵事以為法戒。
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闳運算日順夏正，于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
凡此皆著書之義法。
其後四書，論系于書後，亦各有義焉。
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于後者。
《封禅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币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禅無與也。
故其事并詳于書，而略見己意于後。
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于前而以己意詳論于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
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于後而志慨焉。
”見《讀史記八書》。
“《晉世家》，通篇以世數紀年為章法。
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
武公即位，追叙其父大父；悼公即位，亦追叙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因以為章法。
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為章法。
”《晉世家》“《句踐世家》，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亦傳體也。
範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别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于後，非常法也。
”《句踐世家》“《蕭相國世家》，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己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于篇。
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
”《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
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清靜，不填實一事。
”《曹相國世家》。
以上見《史記》評語。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
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
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
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見《與孫以甯書》。
“《陳丞相世家》，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避讒僞，聽呂後，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
”《陳丞相世家》“绛侯安呂氏之功，具《呂後》《孝文本紀》，故世家首叙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二事。
條侯亦首叙将略，後獨載争栗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侯。
其父子久任将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
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于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
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于斯矣！绛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
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将兵。
绛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
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櫡。
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取諸左氏。
”《绛侯周勃世家》 “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為一，故無後論。
”《伯夷列傳》“管仲之功，焜燿史籍，于本傳叙列則贅矣。
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
此虛實詳略之準也。
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
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略。
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複叙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為人，即于叙次其顯名于諸侯見之，與管仲異。
此章法之變化也。
于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于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禦者。
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
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管晏事迹見于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轶事。
”《管晏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裡焉，外此無有也。
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谥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
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于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
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裡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谥，其身雖隐，而子孫世有封爵裡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見《書老子傳後》。
“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
阖闾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起；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
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别事。
孫膑在齊，田忌之客耳；其再破魏，主兵者田忌；故詳著其兵謀。
此虛實之義法也。
武與起之書，世多有，于論見之。
膑之書則無傳焉，故于傳曰‘世傳其兵法’。
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
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武與有力焉’。
蓋古人之不苟于言如此！”《孫子吳起列傳》“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
而詳記商君之法，著王道所由滅息也。
”《商君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驺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惟孟子耳！其次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縱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
自驺衍至驺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幹世主為志，則已骛于功利矣。
其序荀卿于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幹世；所以别之于衍奭之倫也。
自公孫龍至籲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
蓋世以儒墨并稱久矣，其傳已見于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
自漢及唐，莊列皆列學官，而孟子未興。
以韓愈之明，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于荀楊之間。
子長獨以并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
至荀卿受業于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
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無；蓋孟子距而放之之義。
然則子長于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見《書孟子荀卿列傳後》。
“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
”《平原君列傳》“樂氏多賢，故樂毅列傳，詳其前後世系，因以為章法。
而結趙破齊，具毅報惠王書，故叙次不得過詳。
”《樂毅列傳》“趙奢李牧将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
假而牧再破秦，頗破齊燕，複一一叙列，則語蕪而氣漫矣；而出以簡括。
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廉頗蔺相如列傳》“夏太後華陽太後薨葬，不應載《不韋傳》。
以夏太後有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
而莊襄王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芷陽者，乃不韋姬也。
但此等止為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書。
”《呂不韋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于《國策》有遠過本文者。
其序聶政事曰：‘其姊聞之，乃于邑曰：是吾弟欤？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并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贲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蓋《國策》本紀言之書，中間序事者多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餘少讀《燕策》荊轲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
先秦人叙事皆廉峭；纡餘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
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轲之事雖奇，而于策則疏。
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
蓋古書遭秦火，雜出于漢世；其本文散佚，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刺客為然也！”見《書刺客傳後》。
“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也。
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
”《李斯列傳》。
見《史記》評語。
“太史公于漢興諸将，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于信詳哉其言之。
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系焉。
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
然自井陉而外，陽夏濰水之迹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于他傳；蓋漢楚之争，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
左氏紀韓之戰，方及蔔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将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滞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
方信據全齊，軍鋒振楚漢，不忍鄉利背義，乃謀畔于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绐被縛，斬于宮禁；未聞谳獄而明征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玺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诏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
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見《書淮陰侯列傳後》。
“漢初文臣，禦史大夫與丞相并重。
張蒼申屠嘉兼兩職，故合傳。
其餘為禦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叙之。
為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為娖娖備員者戒焉。
漢興，為禦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
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于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為禦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為禦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
蒼以前為丞相者，名迹顯著，故不複言。
嘉以後為丞相者六人，别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别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張丞相列傳》“《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通。
然時主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于後論隐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污，則假魯兩生以發之。
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為面谀之征也。
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盎忌刻，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為章法。
其子修黃老，亦與錯學申商相映。
”《袁盎列傳》“《吳王濞列傳》側入逆叙處，酷似《左傳》。
蓋以吳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
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诏，則為附贅懸疣。
故因叙吳兵之起，而及周邱之别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诏；然後追叙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诏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叙以為奇也。
”《吳王濞列傳》“《魏其武安列傳》，以魏其灌夫生平事迹，并正叙于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叙。
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
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将相。
其讓魏其為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釣讓賢之名。
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
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
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
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
中間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侄相對。
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诎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
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為後争酒罵坐張本。
而魏其初緻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蔽之。
章法蔽遏，覽者心怡目眩而莫知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
”《魏其武安侯列傳》“‘安國為人多大略’三話，括盡安國平生。
管子韓非文，有置樞紐于中間以要绾前後者；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為此。
”《韓長孺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以恢奇多詐蔽宏之為人。
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為敦厚也。
惟天子以為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诘不能動，即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
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屈于買臣之議，陰禍主父，徙董相；詐也。
而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數谏通西南夷，築朔方，置滄海郡；汲黯廷诘，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為敦厚；所謂恢奇也。
黯诘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黯诘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拟于君而桓公以霸，晏嬰下比于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
淮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隐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慚；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儒術也。
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
天子報書，一則曰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之實，不可掩矣！”《平津侯主父列傳》“《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為所滞壅也。
長卿事迹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為傳，而各标著文之由，兼發明其指意以為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過也。
厲王反迹，皆于獄辭具之。
故安之事既畢叙，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而獄辭則甚略。
觀此傳，益信淮陰之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中，而上變者無征也；使果有蹤迹，何難具獄而明征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
”《淮南衡山列傳》“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
孫叔順民所欲，不教而從化；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迹而益輕犯法者何如？子産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時五族而衆以為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争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縱告缗以巧奪于民者何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撓法，視上意為輕重者何如？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為标準；故序曰‘奉職循吏，亦足以為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恣睢，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
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亂也。
’子産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
”《循吏列傳》“汲黯治東海，為九卿，徙内史，居淮陽，而傳不填實一事；止虛言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為人相稱。
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與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
‘治務在無為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别文法反對；‘面折犯顔’雲雲，亦與公孫宏懷詐飾智，阿谀取容反對。
此傳蓋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知灼見而終不能用也。
篇首稱黯以數直谏不得久留内，則進言多矣！為右内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衆矣！而見于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
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
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谏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
面诘宏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
始仕為太子洗馬，即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将軍抗禮；緻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
史公于蕭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于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尚體要也。
黯之為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内多欲之故也。
黯之為人，不獨衛人憚之，大将軍賢之，即武安侯亦不聞含怒；而宏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宏湯為人，又出武安侯下矣！入後叙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與篇首稱黯好學語反；以黯為無學，故以儒術任宏也。
”《汲鄭列傳》“《酷吏列傳》：甯成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為能，而丞相宏數稱其美也。
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歡；因交歡而及其為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為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
‘湯為禦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緒多端，非用此為關鍵，則散漫無紀。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為禦史大夫七歲敗’同。
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
義縱守南陽，甯成奔亡而其迹終焉，故叙列于《縱傳》。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湯誅在縱後，以天下事皆決于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
尹齊與王溫舒相代為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
減宣出前早，而系于篇終，以死後也。
宣死而杜周任用。
禹湯尚能貧；而周則家訾累巨萬矣！郅都尚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為子孫營窟，故以是終篇。
”《酷吏列傳》“《大宛列傳》：‘大宛之迹，見自張骞’；漢伐大宛，在張骞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
諸國地勢道裡，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為征宛立傳也。
‘骞因分遣副使’雲雲；大宛之迹，見自骞使月氐，其兵端起于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用此為關鍵。
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于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為中間之關鍵。
而通烏孫，乃骞本謀；故特書‘自博望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并相貫注。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骈；見烏孫富人有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為重币；而漢群臣廷議，要以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
使端無窮，每遣赍金币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相應。
”《大宛列傳》。
以上見《史記》評語。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貨殖傳》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内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
兩舉庶民經樂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
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
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貢白圭，是也。
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于國，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
然自白圭以下，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
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貢白圭也。
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裡，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氏；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
惟太史公《禮》《樂》《封禅》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于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見《又書貨殖傳後》。
其論《漢書》疏于義法，不如太史公曰：“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義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
郊廟樂章，并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及明己意；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
《漢書·禮樂志》，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于漢之禮儀則阙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
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于鐘律者也；既可備著于篇，則叔孫所撰，藏于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于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見《書漢書禮志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治亂者。
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
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裡，可按而如見其人。
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
是傳于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于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裡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
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子長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見《書漢書霍光傳後》。
“《王莽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鈎抉幽隐，雕繪衆形，信可肩随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征于後也；其奸言雖依于典诰，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所取也；徒以著其诪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诙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阙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号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于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拟之于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見《書王莽傳後》。
其論《五代史》得《史記》法，而猶未詳其義曰：“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隐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随宜，不主一道。
《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
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隐而不著；故于《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于《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于《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隐以寓己之悲憤。
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
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
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可不察而仍其誤耶！”見《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其論古文之淵源曰：“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
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
《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
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
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僞體。
《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複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穾穾。
周末諸子，精深闳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于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
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并出于此。
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群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并出于此。
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于《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
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于三家志銘，無事規模，而自與之平矣！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
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傥排宕，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滞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群，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見《古文約選序例》。
其論唐宋八家曰：“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僅數十人，其艱可知。
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
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
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
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
魏晉以來，奸佥污邪之人，而詩賦為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于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流俗所不棄。
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為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
遊之乎詩書之源。
’茲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
韓及曾王，并笃于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
”見《答申謙居書》。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于六經；甚矣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于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
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于諸經特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志仍六朝初唐餘習。
其雄厲凄清濃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多町畦，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随退之，而峣然于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見《書柳文後》。
“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赜。
蘇氏父子，則慨乎未有聞焉。
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
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為人。
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内行無頗。
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襮者，必其行能少異于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後所學有以為基；非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途，則期月之間，可講而明也！”《答申謙居書》其論明歸有光曰“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于俗言，而道無由。
其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
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恻然有隐，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于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于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
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
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号雅潔，仍有俚而傷于煩者。
”見《書震川文集後》其論錢謙益曰：“餘初至京師，見時人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
嘗私語其文，穢惡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見《汪武曹墓表》其辨文體曰：“喬侍講萊一生大節，在争開海口；而其子索為墓志及家傳。
以鄙意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志非所宜也！諸體之文，各有義法。
表志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者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于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為文之意也。
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隐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
獨宋範文正公範蜀公有家傳；而為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于文律或固不審。
若八家則無為達官私立傳者。
韓退之傳陸贽、陽城以載《順宗實錄》。
順宗在位未逾年，而以贽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見《答喬介夫書》“文士不得私為達官立傳。
李習之與退之遊，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盧坦傳》，事迹平叙，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于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耶？吾觀周秦間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為後人僞亂。
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間多骈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别載君王後王蠋語，蓋當日摭拾群言，以備采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錄焉。
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
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書李習之盧坦傳後》“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銘擅長。
退之諸志，奇崛高古；而馬少監柳柳州二志，皆變體。
蓋志銘宜實征事迹；或事迹無可征，乃叙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志是也。
或别生議論，可興可感，柳輔志是也。
永叔善叙述親故，介甫則别生議論，其體制皆師退之。
”見《古文約選序例》。
“介甫志錢公輔母，以公登甲科為不足道，況瑣瑣者乎！餘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為之，則存者十二三耳。
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志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志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
《史記》《漢書》，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見《與程若韓書》。
“志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
”見《與陳滄洲書》。
“古者婦人祔葬無特銘。
”見《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餘生平非親懿故舊，未嘗一與之銘。
蓋銘者，谥诔之遺也。
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為诔；而谥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
今于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于所稱，是讆言也！”見《葛君墓志銘》。
“碑記墓志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事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
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迹以為贊論者，則于本文為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于碑志者；或體制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間缺；如《平淮西碑》兵謀戰功詳于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
其大指然也。
前幅蓋隐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表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
至于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于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
歐陽公号為入韓子之奧穾，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
介甫盡之矣，而氣象則過隘。
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則無一之不備焉！”見《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墓之有志，以納于圹，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意為之可也！”見《黃際飛墓表》。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
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
志傳表狀，則行誼顯然。
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台之位置，雷同鋪叙，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
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為波瀾。
永叔介甫則别求義理以寓襟抱。
柳子厚惟記山水，雕刻衆形，能移人之情。
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措事指語，皆有現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
凡為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此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嘔矣。
豈惟佛說，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
”見《答程夔州書》。
苞以文章為天下宗；而世之治桐城文者，持其言論以為準式；遂要删之以備一家之學雲。
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 《集虛齋學古文》，簽題《方璞山古文》，還淳方婺如字文辀所撰。
婺如與其宗人苞同時有名，而文章各出一途。
方苞質厚以為渾，清約以見潔，而不敢出奇；蓋由李翺以得韓愈之體段，而稍短氣韻，不如翺之優遊緩衍。
婺如峭厲以為雄，吊詭以出奇，而不欲為平；蓋從皇甫湜孫樵以學韓愈之章句，而特為警切，力矯湜之堆砌膚缛。
苞之文樸，而婺如之辭華。
苞之勢平，而婺如之筆峭。
婺如氣肆不平，而苞不敢不平。
婺如辭華不澹，而苞不能不澹。
昌黎《上宰相書》所謂“時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辭”，惟婺如為有之能之，而苞不能！集為光緒十年甲申仲秋，淳安縣署重刊；前有乾隆二十年歲在旃蒙大淵獻端陽日，虞山王應奎一序，文格略仿皇甫湜《韓文公墓銘》，蓋亦以韓公待之也，頗足以盡婺如之意趣。
其辭曰：“本朝文教訖乎四海，而江浙之間，漸被尤深；于是得強筆之儒二人焉，制義之外，兼以古文詞伏一世，而其人皆出方氏，一為望溪先生，一為賦溪先生雲！天不慭遺，又弱一個。
而賦溪先生乃以耆年宿德，巍然魯靈光特聞！先生秀氣孤禀，而笃嗜惟書，怠以為枕，飡以饴口，寝饋既久，富若生蓄；發而為文，割其膏腴，入我爐鞲，羅絡蟹蛤，拘緻鲲鵬，衆美輻辏，與古大适；周情孔思，流溢簡外；班香宋豔，浮動毫端；與世之貌為歐曾以文其空疏者，判若筳楹矣！在昔義山之稱《韓碑》也，謂為‘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然後知為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伏材于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使人欽其寶而莫名也！而或者謂點竄塗改，乃王李故智，非大雅所尚。
而不知王李之所以為僞體者，以其文不從，字不順，饾饤而不貫串，駁雜而不雅馴也；而豈點竄塗改之為病哉！今觀先生之文，融經液史，範秦鑄漢，而所謂點竄塗改者，絕無痕迹；如千狐之腋，會粹成裘，而滅盡針線也！如百花之萼，醞釀成蜜，而化盡渣滓也！又如五侯之鲭，熊蹯豹胎，猩唇象約，合并一器，而不辨為此饷自某甲，彼饷自某乙也！當此人不悅學之世；而先生之文出焉，用以鉗持啾發，吹回蟲濫，庶空弮枵腹之士，指而退；而讀書汲古之士，俠毂以起乎！應奎溝瞀無識，妄有述造；而辱先生妄歎，賜以良書，方滋愧悚！茲又檢寄文集，屬題卷端。
顧餘何人，而敢為先生皇甫氏哉！重違嘉命，勉效一言，終不能研其才外之緻；而區區願附于李漢裴延翰之流，藉以緻其欽挹之私于退之牧之者，固于是乎在！”觀王氏序婺如之文，謂“為古文者，非點竄塗改，伐材于古，而理以貫之，氣以使之，則不能句奇語重，入人肝脾。
”若方苞則謂“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
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為明七子之僞體。
”見《望溪文集·古文杓選序例》而婺如則不憚求古求典，而貫以理，使以氣，順理成章，以不同于王李僞體之饾饤駁雜焉！大抵方苞之文，所貴澄清無滓。
而婺如之文，難在茂典有緻。
摭錄可誦，篇目如左。
論說類 道與文俱 序跋類 讀史記遊俠列傳 刻讀書記題詞 書蔣東委孟子讀後 書外舅徐寶名先生詩後 書桐野先生詩集後 聽雨樓樂府題詞 題鄒古嶽雲根樓草 小山堂唱酬詩題詞 書春浮書屋印譜 鄭注拾沈自序 重修嵊縣志序代 嚴州救災圖序 雲洞葉氏宗譜序 蔣峰方氏譜序 應氏續修譜序 金氏續譜序 述本堂三世詩集序 夢月岩詩集序 石川詩序 施竹田詩序 鮑西岡閩江集序 石帆詩鈔序 鲒埼集序 亡弟藥房緣情詩序 王榛逸遺集序 某人詩序 金先生文錄序 陳先生文錄序 百川先生遺文序 吳竹城先生文序 姜自耘文序 墨汀初刻序 劉萬資文序 程爽林遺文序 葉麗南遺文序 吳協南遺文序 序錢載錫文 儲于賓文序 徐笠山文後序 龔碩果文序 杭大宗文序 蔡桐川文序 書牍類 奉辭檄試鴻博揭子 奉辭王少司馬薦舉劄子 與周白民書與儲大雅書壬寅 與王虛舟書 與王漢階 與王立甫書 奉王少司馬 奉家學士靈臯二兄書 與儲于賓先生 與呂待孫先生書 與全紹扆 答謝生書 答何漢勳 贈序類 送何漢勳入都序 送胡方二子試禮部序 越州太守周公考績序 贈甸賓序 贈汪聿昭序 賀兩浙鹾使禦史中丞謝公序代 吳尺凫五十壽序 徐笠山先生夫婦雙壽序 同學王君七十初度序 史拙圃夫婦七十雙壽序 張母李太君八秩序 邵翁泉若八十壽序 宗人維章兄八十壽序 家從名卿五十壽序 族諸母王少君六十壽序 範鶴亭六十壽序 傳狀類 百五歲老妪 述呂節婦 吳征君傳 李培園傳 學博應孔昭家傳 方石卿志 碑志類 嵘縣崇祀貝子惠獻公神祠碑銘 嚴州太守周公德政碑銘 溫州府創建育嬰堂碑代 捐修将盈庫署碑 清故诰封恭人張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志銘 清故奉政大夫陶君暨元配宜人胡太君墓志銘 清故敕封文林郎知惠安縣錢君暨孺人墓志銘 貞孝沈先生暨節孝陳太君墓志銘 明經處士周六雲先生墓志銘 文學應次魯墓志銘 清故攝知合州事定遠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诰封中憲大夫學博周澹庵先生墓志銘 先兄若遠暨嫂吳氏墓志銘 先兄若召墓志銘 亡弟藥房墓志銘 繼室徐氏墓志銘 藥房弟婦沈氏墓志銘 從子栗夫墓表 雜記類 靈臯文稿後書事 書華豫原事 記長老言 應東白築室記 右文一百零三首。
集中與方苞何焯以學問文章相商榷者數見，而各行其是。
論學，則右漢而抑宋，又極稱王安石之學。
論讀書則不尚宋本。
其論讀書不尚宋本曰：“今本《大戴禮》第七十九篇目為《公符》；大抵所言皆冠禮，而發雲‘公符自為主’；初不知公符何解也？既讀《儀禮·士冠禮》賈疏引《大戴禮·公冠篇》者三，求之今本目次，顧無之；舉其詞，即今《公符篇》所雲；然後知‘符’字即‘冠’字之三豕，以草筆涉誤耳！嘗試改‘符’為‘冠’，則篇首‘公冠自為主’，與後文‘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之句，一一珠穿矣！然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嘗開此書，自謂得宋刻善本于滿制府案頭，其篇目亦為《公符》；而潛邱閻氏義門何氏各有校正《困學紀聞》一書，今方流布，所引者仍作《公符》；則州鐵鑄錯，所從來久。
世嘗寶宋版本書，謂可是正文字；即如此，豈不疑誤後生也！”見《書大戴禮後》。
其論王氏新學曰：“吾嘗怪陸農師方性夫輩，皆從介夫新學；然說經铿铿，類能敷通危疑，桀然自建。
而号為得不傳之學，其門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四不逮之！端居多暇，點勘經解，有蔡元度《毛詩名物解》二十卷，閱之，歎其穿穴囚鎖，遠有緻思；自《雜解》以下諸條尤奇；因念其人為鬼為蜮，狗彘不食汝餘；而緣飾經術乃如此！然則妙解文章之味者，不獨章子厚也！又念子厚且不免以世故廢學；元度貪顧兇叫，豈辦仰屋梁著書！意渠婦翁偶遺下兔園冊子，從道旁拾得耳！既閣李迂仲黃實夫兩家《詩解》，其中往往摭王氏之說而反之；而意語強半與此編相出入，又多同陸農師《埤雅》，然後決其為安石碎金，無疑也！竊計經義字說中，如此類者非一！何等腐生，因其衰也而攻之；吠虛啀實，狺狺相索；而妙析奇緻，竟以此無種矣！惜哉！”見《書毛詩名物解後》。
其論道與文俱以砭宋儒之著書曰：“歐陽子曰：‘吾所為文，必與道俱。
’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為道，必與文俱。
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
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
至宋而益浩浩若煙海；其間号為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複歸于溟涬，皆言其理而筆之于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
然而《五經》之文，回薄萬古，光景若日月。
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惟不并驅《五經》，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争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為道不足而強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聳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誣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
荀之于道，亦同門而異戶。
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其于道疑無一毫可論。
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肴馔；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唇幹，卒不能使之回面易向，舉所業而投之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将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即鄭聲之淫；夫淫複何道！《禮記》成于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難遍以疏舉。
将以《周禮》當之；而或诋為渎亂不經之書；或又以為六國陰謀之書。
《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号為經，未多乎道。
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苦繩諸文人，若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即貶剝之，令一錢不直；以己之不好，而并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于骥。
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骥而乘之；不得骥，雖馬之奔踶，力可緻千裡，皆斥棄異皂，不以服箱，為其将折轭而摧轅也；而反任驽下以晞骥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驷跛鼈而上山，将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
道不足而文者次之。
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
雖詭于道，而其文深妙，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
言之無文，而托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某之為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稊稗瓦甓，每下愈況。
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标為古之道術有在者。
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即道也。
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
’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即道也。
詭乎道以為文，要之文仍不離所謂道。
而或者謂辨道不可耀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嚅哜道真。
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
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某之說，即歐陽子之說，可也！”見《文與道俱》。
其論文以韓愈為宗，而志不在唐以下曰：“仆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居三家村中，亦無與道古者。
先君子不知其驽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仆嘗以古文盛于唐；而論文之旨，亦莫如唐備！昌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惟其是。
’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難易，極于工。
’此二言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非工也；不工，非是也。
故皇甫持正之志昌黎也，曰：‘至是歸工’，則既盡之矣。
雖然，為此者，有族有祖。
昌黎蓋祖左、史、揚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為之族，故其文奇而法。
河東蓋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為之族，故其文密而至。
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尚在賈太傅晁家令，而以韓柳為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俠，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輩，不能紀遠，祖于韓而還相為族；故論者以為學韓而不至；夫其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賴其才力雄獨，故尚能持門戶。
苟才減諸人，則不勝困踬矣；如義山襲美等，是也。
銳意鑽仰，蓋不在唐以下；苟叩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道趨之，于韓、柳、樊川，尚可得意仿佛；次不失持正可之諸公；下亦徑到義山、皮、陸輩。
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
’”見《與王立甫書》。
綜所雲雲，生平宗尚可知矣！ 劉海峰集十九卷 附時文三冊 《劉海峰集》，古文八卷，詩古體五卷，今體六卷，附時文即四書文三冊；桐城劉大櫆字耕南撰。
大櫆于桐城年輩視方苞為後，而以古文繼起有名，骈稱方劉。
苞亟賞歎，至謂：“苞何足算！劉生乃國士爾！”苞不能詩，而大櫆兼能詩；五言尤勝七言。
近體運古于律，秀麗而出以疏朗，韻高氣清，仿佛王維。
古體風骨峻拔，興象淵微，蓋得元亮之古澹，而協左思之風力者。
七言古錯綜震蕩，逸氣幹雲，其原出李太白，而微欠卓煉。
此集為前清光緒二年，其族孫少塗遊宦河南所重刊，冠以《國史·文苑傳》，謂：“大櫆雖遊方苞之門，所為文造詣各殊。
苞蓋擇取義理于經，所得于文者義法。
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
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
詩雄豪奧秘，揮斥出之。
”尚非過譽之論！特謂“大櫆并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則不免故相矜诩耳！大抵方苞取義理于程朱，取體段于史公。
而大櫆取诙詭于《莊子》，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