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漢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節 發凡
漢興，去古未遠，其文章蓋戰國之餘波也。
大要不出三派：其一，高帝之世，有蒯通、郦生、婁敬；迄于漢武，主父偃、徐樂、嚴安之倫，因勢合變，抵掌而談，以幹時主，《國策》之尾闾也。
其二，陸賈說高祖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
文帝時有颍川賈山、洛陽賈誼、颍川鼌錯，達于奏議，而根切理要，語有據依。
至武帝興賢良，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彌綸群言，諸子之遺意也。
其三，高祖好楚聲，當世多化之。
武帝尤喜《楚辭》，使淮南王為《離騷》作傳。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
如朱買臣等，多以能為《楚辭》進。
相如獨變其體，益為恢詭廣博無涯涘。
掞藻揚葩，篇章不匮，《楚騷》之遺音也。
三者之為文不同，而尚氣善辯，辭意铿訇，要得戰國縱橫之意，則無乎不同。
然則《國策》者，尤西漢文章之根極乎。
及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為《太史公書》百三十篇，蓋嘗見意于《屈原列傳》，隐以自喻，謂：“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及至自序其著書之意，亦自以遭李陵之禍，意有所郁結不得通，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則亦依仿《離騷》而作，特得其意而不必襲其辭。
若論其辭，則猶《國策》縱橫之體耳！是以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變化捭阖，不可方物；第論其慘怛之情，抑揚之緻，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而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相如；史公善用奇，而衍上古之語，以開唐宋八家之古文；相如媲于偶，而衍上古之文，以成漢魏六朝之骈文，标然特出，号兩司馬，并駕齊足，模楷百代，蓋後世韻散文大宗也。
而辭賦得楚《騷》之怨悱，議論如戰國之縱橫，先兩司馬而馳譽，冠東西京而首出，兼能并美，疊用奇偶者，莫如賈誼。
第二節 賈誼附賈山 鼌錯 董仲舒 賈誼，洛陽人。
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征為廷尉。
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年二十餘，最為少。
每诏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文帝悅之，一歲之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既而為绛、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嫉毀，出為長沙王太傅。
誼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蓋以自谕也。
誼之文，不為雕飾，而疏俊瑰偉，仍戰國之逸響。
觀其《陳政事疏》《上疏請封建子弟》及《過秦論》，得《國策》之雄肆，而出以明允笃誠，不敩蘇張之侈誕诙戲。
《鳥賦》《惜誓》及《吊屈原文》，有楚《騷》之哀激，而抒為絢明切當，微遜屈宋之瑰麗纏綿。
昔人稱《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誼之學《騷》，哀志則然矣，蓋有其朗而無其麗者乎。
誼以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仍襲秦故，而未能明仁義，乃作《過秦論》以見意。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緻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轸、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膑、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镞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于是從散約解，争割地而奉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堕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
良将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裡，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蹑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将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赢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锬于鈎戟長铩也；谪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緻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禦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
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裡；發倉廪，散财币，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
即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
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
然後奸僞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
”此之謂也。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
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
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
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阖，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限。
于是山東大擾，諸侯并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将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
群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
子嬰立，遂不寤。
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缪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
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将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
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
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
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
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殁矣。
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
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
秦本末并失，故不長久。
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誼《陳政事疏》，開首自陳：“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而《過秦論》入後亦雲：“觀之上古，驗之當世。
”陳古以刺今，亦誼之所以學屈原。
《史記·屈原列傳》曆叙《離騷》：“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是即誼所謂“觀之上古，驗之當世”也。
不過屈原文繁而辭微，而在賈生，事核而義明，故能氣往轹古，辭來切今。
世傳有賈誼《新書》。
同時有賈山者，颍川人也，議論激切，善指事意。
上書文帝，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借秦為谕，亦賈生《過秦》之指。
其文去戰國未遠，疏蕩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然語極醇實，不同蘇、張之浮誇；氣又宏肆，亦異秦文之瘦硬；敷陳往古，掎挈當時，根極理要，而出以博辯，略似《荀子》，而跌宕昭彰過之。
鼌錯，亦颍川人，學申、商刑名于轵張恢生所，為人峭直刻深。
文帝時，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号曰智囊。
是時匈奴強，數寇邊，文帝發兵以禦之。
而錯上書言兵事；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複言募民徙塞下，重農貴粟。
大抵酌古以禦今，指事類情，辨析疏通；然瘦硬而未雄，裁核而不肆，未能如賈山、賈誼之辭氣铿訇，使人精神振發，蓋于法家為近，而賈山、賈誼則博辯似縱橫家。
蓋賈山、賈誼以儒者而兼縱橫，急言竭論，略近孟荀。
而鼌錯則以法家而兼兵農，開塞耕戰，一同商韓。
其《重農貴粟書》曰：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财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
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
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廪，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得輕赍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
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
急政暴虐，賊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赢，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裡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欲民務農，在于貴粟。
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
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複卒。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複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商君書·農戰》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又《算地》曰：“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緻死。
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緻死，則勝敵。
勝敵而草不荒，則富強之功可立而緻也。
”韓非子曰：“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
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蓋亦推本《商君書》，而為錯之學所自出焉。
對賢良策，始于錯，其文不傳，而廣川董仲舒獨以《賢良對策》擅名于千古！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及武帝即位，诏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親策問之。
仲舒為對，推頌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此對發之。
其辭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詩》曰：“夙夜匪懈。
”《書》雲：“茂哉茂哉。
”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
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
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詩人美之而作。
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大要不出三派：其一，高帝之世，有蒯通、郦生、婁敬；迄于漢武，主父偃、徐樂、嚴安之倫，因勢合變，抵掌而談，以幹時主，《國策》之尾闾也。
其二，陸賈說高祖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
文帝時有颍川賈山、洛陽賈誼、颍川鼌錯，達于奏議，而根切理要，語有據依。
至武帝興賢良，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彌綸群言，諸子之遺意也。
其三，高祖好楚聲，當世多化之。
武帝尤喜《楚辭》，使淮南王為《離騷》作傳。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
如朱買臣等，多以能為《楚辭》進。
相如獨變其體，益為恢詭廣博無涯涘。
掞藻揚葩，篇章不匮，《楚騷》之遺音也。
三者之為文不同，而尚氣善辯，辭意铿訇，要得戰國縱橫之意，則無乎不同。
然則《國策》者，尤西漢文章之根極乎。
及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為《太史公書》百三十篇，蓋嘗見意于《屈原列傳》，隐以自喻，謂：“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及至自序其著書之意，亦自以遭李陵之禍，意有所郁結不得通，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則亦依仿《離騷》而作，特得其意而不必襲其辭。
若論其辭，則猶《國策》縱橫之體耳！是以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變化捭阖，不可方物；第論其慘怛之情，抑揚之緻，則得于《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而學《離騷》，得其情者為太史公，得其辭者為司馬相如；史公善用奇，而衍上古之語，以開唐宋八家之古文；相如媲于偶，而衍上古之文，以成漢魏六朝之骈文，标然特出，号兩司馬，并駕齊足，模楷百代，蓋後世韻散文大宗也。
而辭賦得楚《騷》之怨悱，議論如戰國之縱橫，先兩司馬而馳譽，冠東西京而首出，兼能并美，疊用奇偶者，莫如賈誼。
第二節 賈誼附賈山 鼌錯 董仲舒 賈誼，洛陽人。
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征為廷尉。
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年二十餘，最為少。
每诏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文帝悅之，一歲之中，超遷至大中大夫。
既而為绛、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嫉毀，出為長沙王太傅。
誼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蓋以自谕也。
誼之文，不為雕飾，而疏俊瑰偉，仍戰國之逸響。
觀其《陳政事疏》《上疏請封建子弟》及《過秦論》，得《國策》之雄肆，而出以明允笃誠，不敩蘇張之侈誕诙戲。
《鳥賦》《惜誓》及《吊屈原文》，有楚《騷》之哀激，而抒為絢明切當，微遜屈宋之瑰麗纏綿。
昔人稱《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誼之學《騷》，哀志則然矣，蓋有其朗而無其麗者乎。
誼以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仍襲秦故，而未能明仁義，乃作《過秦論》以見意。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緻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轸、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膑、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镞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于是從散約解，争割地而奉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堕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
良将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裡，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蹑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将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赢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锬于鈎戟長铩也；谪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緻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禦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
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裡；發倉廪，散财币，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
即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
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
然後奸僞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
”此之謂也。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
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
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
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阖，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限。
于是山東大擾，諸侯并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将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
群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
子嬰立，遂不寤。
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缪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
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将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
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
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
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
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
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殁矣。
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
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
秦本末并失，故不長久。
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
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誼《陳政事疏》，開首自陳：“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而《過秦論》入後亦雲：“觀之上古，驗之當世。
”陳古以刺今，亦誼之所以學屈原。
《史記·屈原列傳》曆叙《離騷》：“上稱帝喾，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是即誼所謂“觀之上古，驗之當世”也。
不過屈原文繁而辭微，而在賈生，事核而義明，故能氣往轹古，辭來切今。
世傳有賈誼《新書》。
同時有賈山者，颍川人也，議論激切，善指事意。
上書文帝，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借秦為谕，亦賈生《過秦》之指。
其文去戰國未遠，疏蕩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然語極醇實，不同蘇、張之浮誇；氣又宏肆，亦異秦文之瘦硬；敷陳往古，掎挈當時，根極理要，而出以博辯，略似《荀子》，而跌宕昭彰過之。
鼌錯，亦颍川人，學申、商刑名于轵張恢生所，為人峭直刻深。
文帝時，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号曰智囊。
是時匈奴強，數寇邊，文帝發兵以禦之。
而錯上書言兵事；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複言募民徙塞下，重農貴粟。
大抵酌古以禦今，指事類情，辨析疏通；然瘦硬而未雄，裁核而不肆，未能如賈山、賈誼之辭氣铿訇，使人精神振發，蓋于法家為近，而賈山、賈誼則博辯似縱橫家。
蓋賈山、賈誼以儒者而兼縱橫，急言竭論，略近孟荀。
而鼌錯則以法家而兼兵農，開塞耕戰，一同商韓。
其《重農貴粟書》曰：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财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
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
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廪，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饑寒之患。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得輕赍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
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
急政暴虐，賊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赢，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裡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欲民務農，在于貴粟。
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
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複卒。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複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商君書·農戰》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又《算地》曰：“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緻死。
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緻死，則勝敵。
勝敵而草不荒，則富強之功可立而緻也。
”韓非子曰：“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
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蓋亦推本《商君書》，而為錯之學所自出焉。
對賢良策，始于錯，其文不傳，而廣川董仲舒獨以《賢良對策》擅名于千古！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及武帝即位，诏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親策問之。
仲舒為對，推頌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此對發之。
其辭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詩》曰：“夙夜匪懈。
”《書》雲：“茂哉茂哉。
”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
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
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詩人美之而作。
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