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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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用之。
邵康節《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
《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偶，故以二起數。
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
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為推，非有他異。
其于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
以《太玄》非《易》之本數，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
此用數之不同也。
按《漢書·雄本傳》稱：“《玄》首四重也，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颛顼之曆焉。
”則是《太玄》推律曆節候而作，其說至明。
卷首所列舊圖，具七十二候。
顧明龍泉葉子奇撰《太玄本旨》九卷，一掃星曆之說，謂《太玄》附會律曆節候而強其合，不無臆見，因别為诠釋。
亦如《易》家之有王弼，廢象數而言義理者也。
司馬光《揚子序》曰：“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轲、雄之間。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
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
古今之人，所共宗仰。
然揚子之書最後，監于二子而折衷于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緻，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
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
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
”韓退之盛推孟，司馬光獨宗揚，宋儒多在韓退之門下讨生活，歐、蘇、曾、王之論文，二程、張、朱之尊孟，其燦然者已。
獨司馬光超然絕出，不同尋常。
其論學不信孟子，《疑孟》有書；其文章直起直落，質實駿爽，不為描頭畫角，而真氣貫注，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可謂卓然有以自立者。
世人淺見寡識，論古文限于唐宋八家。
而不知司馬光疏疏落落，其雄駿掩韓、歐而上之。
餘故特表而出之雲。
閱《史記·儒林列傳》，取《漢書》校一過。
竊謂《儒林列傳》，而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及孟子、荀卿不與者，以其身通六藝，而不專一經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稱：“儒家者流，遊文六經之中，留意仁義之際。
”《論衡·超奇篇》曰：“能說一經者為儒生。
”而《儒林》所列，“能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儒之不名家者也。
班固作《漢書》，亦崇儒家而薄儒生，《揚雄傳》稱雄“不為章句訓诂，通而已”，以見為章句訓诂之通者少也。
何謂通？《藝文志·六藝略》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此之謂“遊文六經”，亦此之謂“不為章句訓诂，通而已”。
而儒生則不然，能說一經，為章句訓诂。
《易》之有施、孟、梁丘，《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之有齊、魯、韓、毛，《禮》之有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之有嚴、顔，《史記》、《漢書》著入《儒林傳》者皆是，亦稱辟儒。
《藝文志·諸子略》叙儒家稱：“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
此辟儒之患。
”“五經乖析”者，謂其“能說一經”，而不能“遊文六經”也。
《六藝略》稱：“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阙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68]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
桓譚《新論》雲：“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于十萬言。
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亦指儒生而言。
若夫儒家者流，則不專一經，不為章句訓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遊文六經，留意仁義。
其著書則錄入諸子，不專經而名家；其人則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特顯以專傳，若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者是也。
大抵儒生不工文章，而儒家者流則無不能文者。
亦稱鴻儒，《論衡·超奇篇》曰“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是也。
《漢書》之例，儒生入《儒林》，儒家立專傳。
而範晔《後漢書》以賈逵、鄭玄兼通五經，立專傳而互見《儒林》，亦用班《書》賈誼、董仲舒、劉向互見《儒林》之列也。
譚漢學者，多誦訓诂而昧理學。
不知宋儒有理學，漢儒亦有理學。
而治漢儒理學，尤不可不讀《春秋繁露》、《白虎通》兩書。
《春秋繁露》有江都淩曙曉樓注，《白虎通》有句容陳立卓人《疏證》，皆以名家。
《爾雅》、《說文》隻知逐字解诂，而全體大用欠分曉，但言訓诂名物，未明義理。
而讀《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則以《繁露》為《春秋》之名宗，闡《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之意；《白虎通》為禮家之名宗，發禮官正百物、叙尊卑、控名而責實之指。
義理征于訓诂，而人倫道妙之全體大用，即見名物訓诂之中，然後複由訓诂名物以通義理，途徑頓辟。
然後進而讀《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以見威儀節文，不過以征理之不可易，而知控名責實，義理之即名倫等物而見。
此漢儒之理學也。
漢儒以禮為理，承荀卿禮宗之緒；宋學認性即理，發孟子性善之指。
漢儒蹈禮履仁，附會陰陽家言；宋學明心見性，多雜禅宗說。
漢儒隻于威儀事為，著實體認；而宋學則性天道奧，愈勘愈深，此其較也。
邵康節《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
《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偶，故以二起數。
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
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為推，非有他異。
其于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
以《太玄》非《易》之本數，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
此用數之不同也。
按《漢書·雄本傳》稱：“《玄》首四重也，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颛顼之曆焉。
”則是《太玄》推律曆節候而作，其說至明。
卷首所列舊圖，具七十二候。
顧明龍泉葉子奇撰《太玄本旨》九卷，一掃星曆之說，謂《太玄》附會律曆節候而強其合，不無臆見，因别為诠釋。
亦如《易》家之有王弼，廢象數而言義理者也。
司馬光《揚子序》曰：“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轲、雄之間。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
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
古今之人，所共宗仰。
然揚子之書最後，監于二子而折衷于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緻，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
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
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
”韓退之盛推孟，司馬光獨宗揚，宋儒多在韓退之門下讨生活，歐、蘇、曾、王之論文，二程、張、朱之尊孟，其燦然者已。
獨司馬光超然絕出，不同尋常。
其論學不信孟子，《疑孟》有書；其文章直起直落，質實駿爽，不為描頭畫角，而真氣貫注，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可謂卓然有以自立者。
世人淺見寡識，論古文限于唐宋八家。
而不知司馬光疏疏落落，其雄駿掩韓、歐而上之。
餘故特表而出之雲。
閱《史記·儒林列傳》，取《漢書》校一過。
竊謂《儒林列傳》，而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及孟子、荀卿不與者，以其身通六藝，而不專一經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稱：“儒家者流，遊文六經之中，留意仁義之際。
”《論衡·超奇篇》曰：“能說一經者為儒生。
”而《儒林》所列，“能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儒之不名家者也。
班固作《漢書》，亦崇儒家而薄儒生，《揚雄傳》稱雄“不為章句訓诂，通而已”，以見為章句訓诂之通者少也。
何謂通？《藝文志·六藝略》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此之謂“遊文六經”，亦此之謂“不為章句訓诂，通而已”。
而儒生則不然，能說一經，為章句訓诂。
《易》之有施、孟、梁丘，《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詩》之有齊、魯、韓、毛，《禮》之有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之有嚴、顔，《史記》、《漢書》著入《儒林傳》者皆是，亦稱辟儒。
《藝文志·諸子略》叙儒家稱：“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
此辟儒之患。
”“五經乖析”者，謂其“能說一經”，而不能“遊文六經”也。
《六藝略》稱：“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阙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68]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
桓譚《新論》雲：“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于十萬言。
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後進彌以馳逐。
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亦指儒生而言。
若夫儒家者流，則不專一經，不為章句訓诂，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遊文六經，留意仁義。
其著書則錄入諸子，不專經而名家；其人則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而特顯以專傳，若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者是也。
大抵儒生不工文章，而儒家者流則無不能文者。
亦稱鴻儒，《論衡·超奇篇》曰“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是也。
《漢書》之例，儒生入《儒林》，儒家立專傳。
而範晔《後漢書》以賈逵、鄭玄兼通五經，立專傳而互見《儒林》，亦用班《書》賈誼、董仲舒、劉向互見《儒林》之列也。
譚漢學者，多誦訓诂而昧理學。
不知宋儒有理學，漢儒亦有理學。
而治漢儒理學，尤不可不讀《春秋繁露》、《白虎通》兩書。
《春秋繁露》有江都淩曙曉樓注，《白虎通》有句容陳立卓人《疏證》，皆以名家。
《爾雅》、《說文》隻知逐字解诂，而全體大用欠分曉，但言訓诂名物，未明義理。
而讀《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則以《繁露》為《春秋》之名宗，闡《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之意；《白虎通》為禮家之名宗，發禮官正百物、叙尊卑、控名而責實之指。
義理征于訓诂，而人倫道妙之全體大用，即見名物訓诂之中，然後複由訓诂名物以通義理，途徑頓辟。
然後進而讀《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以見威儀節文，不過以征理之不可易，而知控名責實，義理之即名倫等物而見。
此漢儒之理學也。
漢儒以禮為理，承荀卿禮宗之緒；宋學認性即理，發孟子性善之指。
漢儒蹈禮履仁，附會陰陽家言；宋學明心見性，多雜禅宗說。
漢儒隻于威儀事為，著實體認；而宋學則性天道奧，愈勘愈深，此其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