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西漢
關燈
小
中
大
“文帝所稱及诏策”，而以隸儒者，豈不以文帝除收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诽謗祠官、勸農等诏，皆爾雅溫厚，有儒者氣象，庶幾所謂“順陰陽，明教化，遊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者邪？無疑于賈誼書矣。
賈誼儒而明法，董仲舒儒而通陰陽。
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董仲舒著書不稱子。
《西京雜記》載董仲舒夢[65]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此書記劉歆所撰。
而《論衡·案書篇》則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
”其書推本《春秋》以言天人相與之際，而往往及陰陽五行，漫濫旁衍，若亡紀極，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有與孟子相表裡者。
何以明其然？《孟子·萬章上》稱堯、舜以征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義，猶董子《賢良策對》案《春秋》之中以明天人相與之際，一也。
《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岐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
”又《離婁下》：“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岐注：“竊取之以為素王也。
”夫《滕文公下》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稱之曰天子之事。
《離婁下》又從舜明于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
此與《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二十三》所稱“《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绌夏，新周，故宋”同指。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猶董子言以《春秋》當新王，故趙注用《公羊》素王之說。
素王，謂空設一王之法。
此其二也。
程子曰：“仲尼隻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孟子之言仁義也混，如《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骈舉，而未析其所以異。
而董子之言仁義也析，《仁義法第二十九》：“《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
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是故《春秋》為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
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我自不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仁義對稱，而勘明其所以異。
要其歸，在于說仁義而理之矣，而《繁露》足匡孟子所未逮，三也。
孟子儒而通陰陽，董仲舒亦儒而通陰陽。
《繁露》多陰陽五行之談，雖無征于七篇，然荀子非子思、孟轲，謂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有《孟子》一篇，則是孟子别有其書，四也。
獨《深察名号第三十五》[66]謂：“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猶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
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内也。
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
止之内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
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
民之号取諸瞑。
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号？”斯則與孟子性善之說有異耳。
司馬遷之學，出于董仲舒《春秋》，而與父談異趣。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謂：“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
其意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并緻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較，以明孔不如老。
此談之學也。
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阃如窦太後，宗室如劉德，将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
《漢書·叙傳》。
處士如蓋公、《曹參傳》。
鄧章、《袁盎傳》。
王生、《張釋之傳》。
黃子、《司馬遷傳》。
楊王孫、安丘望之[67]《後漢書·耿弇傳》。
等皆宗之。
而遷獨不然。
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見。
”語見卷六。
《史記·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親當作新，則與《繁露》“绌夏，新周，故宋”之說有合。
而《自序》則明引董生，以見“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亦本董子以《春秋》當新王之旨。
而自明百三十篇之所為作，則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能有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斯”者，指百三十篇而言，自謂繼《春秋》而攸作也。
而托之于先人有言者，蓋儒者善則稱親之義也。
若論載筆之法，則以兩語赅之，曰“厥協六經異傳”，曰“整齊百家雜語”。
如《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
”《殷本紀》：“自成湯以來，
賈誼儒而明法，董仲舒儒而通陰陽。
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董仲舒著書不稱子。
《西京雜記》載董仲舒夢[65]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此書記劉歆所撰。
而《論衡·案書篇》則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
”其書推本《春秋》以言天人相與之際，而往往及陰陽五行，漫濫旁衍，若亡紀極，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有與孟子相表裡者。
何以明其然？《孟子·萬章上》稱堯、舜以征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義，猶董子《賢良策對》案《春秋》之中以明天人相與之際，一也。
《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岐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
”又《離婁下》：“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岐注：“竊取之以為素王也。
”夫《滕文公下》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稱之曰天子之事。
《離婁下》又從舜明于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為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
此與《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二十三》所稱“《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绌夏，新周，故宋”同指。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猶董子言以《春秋》當新王，故趙注用《公羊》素王之說。
素王，謂空設一王之法。
此其二也。
程子曰：“仲尼隻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孟子之言仁義也混，如《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骈舉，而未析其所以異。
而董子之言仁義也析，《仁義法第二十九》：“《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
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是故《春秋》為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
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我自不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仁義對稱，而勘明其所以異。
要其歸，在于說仁義而理之矣，而《繁露》足匡孟子所未逮，三也。
孟子儒而通陰陽，董仲舒亦儒而通陰陽。
《繁露》多陰陽五行之談，雖無征于七篇，然荀子非子思、孟轲，謂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有《孟子》一篇，則是孟子别有其書，四也。
獨《深察名号第三十五》[66]謂：“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猶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
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内也。
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
止之内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
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
民之号取諸瞑。
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号？”斯則與孟子性善之說有異耳。
司馬遷之學，出于董仲舒《春秋》，而與父談異趣。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謂：“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
其意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并緻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較，以明孔不如老。
此談之學也。
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阃如窦太後，宗室如劉德，将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
《漢書·叙傳》。
處士如蓋公、《曹參傳》。
鄧章、《袁盎傳》。
王生、《張釋之傳》。
黃子、《司馬遷傳》。
楊王孫、安丘望之[67]《後漢書·耿弇傳》。
等皆宗之。
而遷獨不然。
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見。
”語見卷六。
《史記·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親當作新，則與《繁露》“绌夏，新周，故宋”之說有合。
而《自序》則明引董生，以見“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亦本董子以《春秋》當新王之旨。
而自明百三十篇之所為作，則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能有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斯”者，指百三十篇而言，自謂繼《春秋》而攸作也。
而托之于先人有言者，蓋儒者善則稱親之義也。
若論載筆之法，則以兩語赅之，曰“厥協六經異傳”，曰“整齊百家雜語”。
如《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
”《殷本紀》：“自成湯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