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春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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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之。
其後清高宗敕撰《通鑒輯覽》，而地理之志，多采其說焉。
此真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
然有開必先，未嘗無所本。
宋儒王應麟為《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其書以《通鑒》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而險要厄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為條例，首曆代州域，次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曆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旁征博引，有本有末，雖不及《讀史方輿紀要》之博該，而規模粗具，叙列朝分據戰攻，陳古監今，倘為顧氏之大辂椎輪焉。
有史學家，有史家。
史家記事述言，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
史學家發凡起例，籀明其義，劉知幾、章學誠是也。
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骈稱絕學。
然而有不同者。
劉知幾别出經生，而自成史家。
章學誠綜該經學，而貫以史例。
劉知幾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凡籀史意。
劉知幾議館局撰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
其大較然也。
章學誠嘗以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
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
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一家之學，上探《尚書》、《春秋》，下該遷《史》班《書》，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竊嘗隐括其意，以明史法，必備三書，具三物，曆二程，參二法，而後可以成家。
就類例言，當備三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紀傳》，仿律令典禮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
合而為一，尤不可也。
而要其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
《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
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
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
呂氏祖謙《文鑒》、蘇氏天爵《文類》，乃演《風詩》之緒焉。
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就組織言，當具三物，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
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以為史。
即簿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必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
以夫子“義則竊取”之言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一家之學所以可貴也。
就程序言，當曆二程。
由比類而著述。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
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
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
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
其事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
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就述作言，當參二法。
一曰文集而參紀傳之法，二曰紀傳而參本末之法。
史之紀傳，事不複出，蕲于互見。
如《史記》、《漢書》，于《高紀》，則雲語在《項傳》；于《項傳》，則曰事具《高紀》。
如此者多。
匪惟紀傳為然。
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無重複。
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複見于志，見于志，不複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
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
”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範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
事無重複，文相牝牡，此之所略，彼之所詳。
此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也。
特是紀傳苦于篇分，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窮變通久，以複于《尚書》之因事裁篇，反本修古，不忘其初。
而諸史有作，人有同功一體，傳以類聚群分。
以人為經，以事為緯，《金史》、《明史》，厥例尤夥。
蓋承袁氏《本末》之體，而會其意者也。
此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也。
遜清作者，代不乏人。
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餘姚邵廷宷念魯《思複堂文集》是也。
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邵陽魏源默深《元史稿》是也。
邵氏之集，章學誠之所及見者也。
《思複堂文》，多為明人傳記，以存一代掌故，與四明全氏祖望《鲒埼亭集》同指，而全氏著書嘗排诋之。
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
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辭潔氣清。
若其泛濫馳驟，不免蔓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
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不知古人文集，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
而全氏不然。
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為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
魏氏之史，章學誠之所未及見也。
其書大體以《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曆治水功臣》等名，為列傳标題，然後以一人為主，而與之有關者，胥以類叙入，每篇之首，先提綱挈領，為之叙述，以清眉目，原始要終，主從分明。
是則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神明其意，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
章學誠别出心裁，而語欠融貫，為條其凡如此。
一生問：“現代史學之趨勢若何？”餘告之曰：現代治國史者不外兩派：大抵言史例史意者一派，紹明章學誠之緒論，如張爾田、何炳松，是也。
一派考證上古，以疑經者疑史，揚康有為之唾餘，顧颉剛為此中健者。
張爾田著《史微》，顧颉剛著《古史考》，皆為後生所喜誦說。
然而語多鑿空，意圖騁臆。
獨嚴複每勸人讀宋元明史，以為“吾侪今日思想風俗政治，直接間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
顧獨無為之者。
不過宋元明事證确鑿，時代相接，不如上古荒渺之便于鑿空、史例史意之可騁臆談耳。
丁生學賢來，談上古史，涉《竹書紀年》。
餘告之曰：君子治學，總須不囿于風氣，而卒為風氣所囿者，俗學也。
即以上古史而論，《竹書紀年》豈可為典要，而世論偏疑太史公而信《紀年》，又或執以難《尚書》，此真大惑不解。
第一，世所傳《竹書紀年》，不必即出西晉人所見。
第二，作者原書，必出西晉忿世疾俗士，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寄其慨。
《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其中經傳大略，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申殺伊尹，文丁殺季曆”雲雲。
世傳《紀年》起自黃帝，而不止記夏以來，至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則又今本之所無。
蓋今本《紀年》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商、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則是夏年不多于殷也。
又雲：“禹立四十五年[50]，禹薦益于天。
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
帝啟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六年，伯益薨，祠[51]之。
”則是益不幹啟位，亦無啟殺之之事也。
既與《晉書》所稱大異，而黃伯思《東觀餘論》曆引杜預以為駁難，謂：“預雲《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
預雲《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而此皆有諸國。
預雲《紀年》特記晉國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與《紀年》異矣。
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即此可征世所傳《紀年》，匪西晉人所雲《汲冢書》明也。
”作者必出當日畸士，如嵇康之輩，目睹曹魏、司馬氏借禅讓以行篡弑，意有所郁結不得摅，托古諷今，故為謬異其說。
陳壽《魏志·文帝丕傳》叙受漢禅，“乃為壇于繁陽”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王粲傳》附嵇康，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濤選曹郎，舉康自代。
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菲薄湯、武。
大将軍司馬昭聞而怒焉。
”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
”而《紀年》雲：“益幹啟位，啟殺之。
”又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王潛出自桐，殺伊尹。
”與孟轲稱說不同。
此真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之不容”者也。
特幹忌諱，故托出汲冢，以避世罔耳。
在作者别識心裁，特以發慨。
而必據為典要，以疑《尚書》，則甚矣人之好怪也。
其後清高宗敕撰《通鑒輯覽》，而地理之志，多采其說焉。
此真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
然有開必先，未嘗無所本。
宋儒王應麟為《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其書以《通鑒》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而險要厄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為條例，首曆代州域，次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曆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旁征博引，有本有末，雖不及《讀史方輿紀要》之博該，而規模粗具，叙列朝分據戰攻，陳古監今，倘為顧氏之大辂椎輪焉。
有史學家，有史家。
史家記事述言，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
史學家發凡起例，籀明其義，劉知幾、章學誠是也。
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骈稱絕學。
然而有不同者。
劉知幾别出經生，而自成史家。
章學誠綜該經學，而貫以史例。
劉知幾著書言史法，章學誠發凡籀史意。
劉知幾議館局撰修之制，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
其大較然也。
章學誠嘗以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
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
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一家之學，上探《尚書》、《春秋》，下該遷《史》班《書》，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竊嘗隐括其意，以明史法，必備三書，具三物，曆二程，參二法，而後可以成家。
就類例言，當備三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紀傳》，仿律令典禮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
合而為一，尤不可也。
而要其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
《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
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
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
呂氏祖謙《文鑒》、蘇氏天爵《文類》，乃演《風詩》之緒焉。
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就組織言，當具三物，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
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則無以為史。
即簿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必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
以夫子“義則竊取”之言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一家之學所以可貴也。
就程序言，當曆二程。
由比類而著述。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
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
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
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
其事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
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就述作言，當參二法。
一曰文集而參紀傳之法，二曰紀傳而參本末之法。
史之紀傳，事不複出，蕲于互見。
如《史記》、《漢書》，于《高紀》，則雲語在《項傳》；于《項傳》，則曰事具《高紀》。
如此者多。
匪惟紀傳為然。
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無重複。
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複見于志，見于志，不複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
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
”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範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
事無重複，文相牝牡，此之所略，彼之所詳。
此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也。
特是紀傳苦于篇分，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窮變通久，以複于《尚書》之因事裁篇，反本修古，不忘其初。
而諸史有作，人有同功一體，傳以類聚群分。
以人為經，以事為緯，《金史》、《明史》，厥例尤夥。
蓋承袁氏《本末》之體，而會其意者也。
此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也。
遜清作者，代不乏人。
文集而參紀傳之法者，餘姚邵廷宷念魯《思複堂文集》是也。
紀傳而參本末之法者，邵陽魏源默深《元史稿》是也。
邵氏之集，章學誠之所及見者也。
《思複堂文》，多為明人傳記，以存一代掌故，與四明全氏祖望《鲒埼亭集》同指，而全氏著書嘗排诋之。
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
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辭潔氣清。
若其泛濫馳驟，不免蔓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
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不知古人文集，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
而全氏不然。
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為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
魏氏之史，章學誠之所未及見也。
其書大體以《開國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曆治水功臣》等名，為列傳标題，然後以一人為主，而與之有關者，胥以類叙入，每篇之首，先提綱挈領，為之叙述，以清眉目，原始要終，主從分明。
是則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神明其意，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
章學誠别出心裁，而語欠融貫，為條其凡如此。
一生問：“現代史學之趨勢若何？”餘告之曰：現代治國史者不外兩派：大抵言史例史意者一派，紹明章學誠之緒論，如張爾田、何炳松，是也。
一派考證上古，以疑經者疑史，揚康有為之唾餘，顧颉剛為此中健者。
張爾田著《史微》，顧颉剛著《古史考》，皆為後生所喜誦說。
然而語多鑿空，意圖騁臆。
獨嚴複每勸人讀宋元明史，以為“吾侪今日思想風俗政治，直接間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
顧獨無為之者。
不過宋元明事證确鑿，時代相接，不如上古荒渺之便于鑿空、史例史意之可騁臆談耳。
丁生學賢來，談上古史，涉《竹書紀年》。
餘告之曰：君子治學，總須不囿于風氣，而卒為風氣所囿者，俗學也。
即以上古史而論，《竹書紀年》豈可為典要，而世論偏疑太史公而信《紀年》，又或執以難《尚書》，此真大惑不解。
第一，世所傳《竹書紀年》，不必即出西晉人所見。
第二，作者原書，必出西晉忿世疾俗士，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寄其慨。
《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
其中經傳大略，則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太申殺伊尹，文丁殺季曆”雲雲。
世傳《紀年》起自黃帝，而不止記夏以來，至雲夏年多殷，益幹啟位，啟殺之，則又今本之所無。
蓋今本《紀年》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商、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則是夏年不多于殷也。
又雲：“禹立四十五年[50]，禹薦益于天。
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
帝啟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六年，伯益薨，祠[51]之。
”則是益不幹啟位，亦無啟殺之之事也。
既與《晉書》所稱大異，而黃伯思《東觀餘論》曆引杜預以為駁難，謂：“預雲《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
預雲《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而此皆有諸國。
預雲《紀年》特記晉國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與《紀年》異矣。
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即此可征世所傳《紀年》，匪西晉人所雲《汲冢書》明也。
”作者必出當日畸士，如嵇康之輩，目睹曹魏、司馬氏借禅讓以行篡弑，意有所郁結不得摅，托古諷今，故為謬異其說。
陳壽《魏志·文帝丕傳》叙受漢禅，“乃為壇于繁陽”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王粲傳》附嵇康，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濤選曹郎，舉康自代。
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菲薄湯、武。
大将軍司馬昭聞而怒焉。
”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
”而《紀年》雲：“益幹啟位，啟殺之。
”又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王潛出自桐，殺伊尹。
”與孟轲稱說不同。
此真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會顯世教之不容”者也。
特幹忌諱，故托出汲冢，以避世罔耳。
在作者别識心裁，特以發慨。
而必據為典要，以疑《尚書》，則甚矣人之好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