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春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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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也。
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群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與徐壽輝、陳友諒同傳，亦無不可，與張士誠、方國珍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
今若以韓林兒與群雄同列，而子興獨為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
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棱也。
”按今《明史》，郭子興、韓林兒同傳，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同傳，不同王稿，亦不用汪議。
蓋以郭、韓為太祖之所事，陳、張四人為太祖之所敵，亦各從其類也。
揆之事例，實為允治。
汪氏書又曰：“楊憲艱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傅》後，然人實不倫。
應否别附，均裁定。
”又曰：“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
明鄧元錫撰《明書》四十五卷，清初傅維鱗撰《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名山藏》不知何人所作。
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
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
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落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為王氏功臣。
但稗官野史，脞說叢談，無足征信，而《實錄》編年系月，事迹厘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為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
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
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
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删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
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轾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
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
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雲雲。
據此，則知當日館臣竄改王稿，原極矜慎，而匡正其失，亦非故為索瘢之論。
至嘉慶間，禮親王昭梿為《嘯廷續錄》，中有論《明史稿》一條曰：“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于館臣改錄者。
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使館定者，有數端焉。
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
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
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
王本于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
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
至于李廷機與沈、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鸾枭并栖，殊無分析，不如史臣之分傳也。
周延儒溫體仁二相為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而以顧秉謙輩龌龊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
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
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
惟《三王福、唐、桂三王。
本紀》，較史本為詳。
至于奏牍多于辭令，奇迹罕于庸行，則二史病處正同，殊有愧于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論頗持平。
又推本《春秋》誅心之律，以為：“王尚書鴻緒左袒廉王，康熙之子。
以謀奪嫡。
讀《明史稿》，于永樂篡逆，及姚廣孝、茹瑺諸傳，每多恕辭，而于惠帝，則指責無完膚。
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于書。
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
王司徒允之言，未可厚非也。
”則尤辭嚴而義正矣。
昔劉知幾撰《史通》，述史有六家，而歸于二體。
然編年之體，隻具人事得失，而紀傳攸作，兼詳典章因革。
若其舉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襲替，而絲聯繩貫以為之表，羅一代之兵刑禮樂、文物制度，而原始要終以為之志，此則紀傳之所獨，而為編年有未逮也。
獨怪後之為紀傳者，馬、班而還，徒萃精于紀傳，如陳壽、李延壽書，皆無表、志。
沈約、蕭子顯、魏收書，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無表。
《舊唐書》、《五代史》亦如之。
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詳略失宜，讀史者病焉。
至宋熊方、錢文子乃有補志、補表之作。
爰及前清，踵出者衆，網羅放矢，開卷厘然。
上海姚文枬嘗仿《史》、《漢·叙傳》之體，叙錄其書，然而未盡。
辄為補其阙遺，著目于左。
西漢郡國、兵制，孟堅附入《刑法志》。
京師衛士，見于《百官表》。
不立兵制，非疏阙也。
錄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
搜采本書，使散者必萃，雖雲借抒胸臆，于史學亦有功矣。
宋以前十七史，自《史記》、《漢書》外，惟《新唐書》有表，餘蓋阙如。
錄萬斯同《補曆代史表》五十九卷[48]。
娲皇之石，厥功偉哉。
史之無表，自後漢始。
錄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蓋補表之筚路藍縷矣。
然海昏、不其、壽亭各條，《四庫全書總目》糾之。
後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備，以成一書，抑亦熊氏之功臣也。
錄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八卷。
藝文有志，昉于班《書》，所以辨章學術。
而隋唐宋明，亦有著錄。
或稱經籍，名異實同。
而《後漢書》以下，多阙不為者。
嘉定錢氏，史學世家，考鏡群籍，補其放阙。
繼起有作，亦複不鮮。
錄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二卷，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倪璠《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郝冀公《續後漢書》，有《職官錄》，然雜《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之文，紀載冗沓，未可據為三國典要。
況《班書·百官表》實承《史記·将相大臣年表》之例。
後世史臣，但為之志，失初意矣。
錄洪孫《三國職官表》三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書》。
自是樂清錢氏文子遂起而補《漢書》之阙。
越數百年，乃複有錢氏者，起而補《晉書》之阙，若有淵源者然。
錄錢儀吉《補晉兵制》一卷。
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并為《年表》，今久佚矣。
錄張庭碩《十六國年表》一卷，以太史公《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例之，雖補入《晉書》可也。
自漢以來，言地理者宗班《志》。
司馬彪《續漢書·志》，差可繼武。
嗣後群雄糾紛，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難，而志之疏且阙也彌甚。
然為其所難，正當于群雄糾紛時見之。
有能究心于此而為其所難，豈不可珍也哉！錄洪亮吉《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今《隋書》十志，乃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證，則謂《梁書》無《地理志》不可也。
然《晉書》有《地理志》，而洪亮吉《東晉》一種，史學家珍之，況梁固未有專志乎？錄洪孫《補梁疆域志》八卷。
嘗怪司馬彪志《輿服》，沈約、蕭子顯志《符瑞》、《祥瑞》，而《食貨》、《兵刑》之大阙焉。
輕重颠倒，莫此為甚。
《後漢》、《南齊》，未有為之補輯者，錄郝懿行《宋書刑法志》一卷、《食貨志》一卷。
李延壽《南北史》無表、志。
錄汪士铎《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然沈約、蕭子顯、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為之志矣，雖阙有間，則志固可以緩補，而表則不可不補者也。
錄周嘉猷《南北史表》六卷。
魏收作《魏書》，立《官氏志》。
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
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阙焉，是安可以不補？錄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
凡補志十四家，成書八十八卷，補表七家，成書九十卷，斯誠稽古之淵薮，而為史家之别錄也。
讀史當知史例史意。
劉知幾《史通》明史例，章學誠《文史通義》籀史意，而趙翼《廿二史劄記》每一史融貫全書，而類族辨物，出以互勘，極《春秋》屬辭比事之能事，史例史意，互發交明，遠勝錢大昕《廿二[49]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瑣碎考證。
錢氏《考異》、王氏《商榷》，鹹主考證，而有不同。
譚獻《複堂日記》謂：“錢氏《考異》，體例尤嚴。
論著述，則錢托體高；論啟發，則王為功多。
”誠哉是言。
讀史尤貴貫串。
編年之史，莫如司馬光《資治通鑒》、畢沅《續資治通鑒》。
紀事則有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袁樞《通鑒紀事本末》、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貫串群史之書。
掌故則《三通》并稱。
然鄭樵《通志》，惟《二十略》為精義獨辟，餘皆雜鈔史文，故應不如《通典》之義蘊宏深。
杜佑《通典》通經義以貫史實，與章學誠《文史通義》推史義以窮經學，疏通緻遠，則《書》教也，皆振古奇作。
而論典制詳贍，莫如馬端臨《文獻通考》，宜與司馬《通鑒》同讀。
《通鑒》編年系月，以通貫曆代之事實；《通考》博學詳說，以通貫曆代之典章。
《通鑒》為二十四史紀傳之總會，《通考》為二十四史書志之總會，相為經緯，可改稱為二通也。
讀史尤當知地理。
而太倉陸桴亭世儀每教人“欲知地理，須是熟看《通鑒》，将古今來許多戰争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
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
如秦、蜀為首，中原為脊，東南為尾。
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為險。
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荊、襄為險。
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隻要用心理會。
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以證吾平日書傳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個成局”。
然而托之空言，未及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吾鄉顧祖禹景範為《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中《曆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一百十四卷，《川渎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而開方繪圖以冠于編，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征引浩博，考證詳明，于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得其要領。
以古今之方輿，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征之于方輿。
《職方》、《廣輿》諸書，襲訛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
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群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與徐壽輝、陳友諒同傳，亦無不可，與張士誠、方國珍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
今若以韓林兒與群雄同列，而子興獨為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
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棱也。
”按今《明史》，郭子興、韓林兒同傳，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同傳，不同王稿，亦不用汪議。
蓋以郭、韓為太祖之所事，陳、張四人為太祖之所敵，亦各從其類也。
揆之事例，實為允治。
汪氏書又曰：“楊憲艱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傅》後，然人實不倫。
應否别附，均裁定。
”又曰：“王稿視《名山藏》、《明書》諸本，不啻遠勝。
明鄧元錫撰《明書》四十五卷，清初傅維鱗撰《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名山藏》不知何人所作。
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
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
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落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為王氏功臣。
但稗官野史，脞說叢談，無足征信，而《實錄》編年系月，事迹厘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為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
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
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
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删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
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轾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
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
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雲雲。
據此，則知當日館臣竄改王稿，原極矜慎，而匡正其失，亦非故為索瘢之論。
至嘉慶間，禮親王昭梿為《嘯廷續錄》，中有論《明史稿》一條曰：“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于館臣改錄者。
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使館定者，有數端焉。
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
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
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
王本于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
然則吳濞、劉安輩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
至于李廷機與沈、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鸾枭并栖，殊無分析，不如史臣之分傳也。
周延儒溫體仁二相為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而以顧秉謙輩龌龊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
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史臣皆為改正。
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
惟《三王福、唐、桂三王。
本紀》，較史本為詳。
至于奏牍多于辭令，奇迹罕于庸行，則二史病處正同，殊有愧于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論頗持平。
又推本《春秋》誅心之律，以為：“王尚書鴻緒左袒廉王，康熙之子。
以謀奪嫡。
讀《明史稿》，于永樂篡逆，及姚廣孝、茹瑺諸傳，每多恕辭，而于惠帝，則指責無完膚。
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于書。
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
王司徒允之言，未可厚非也。
”則尤辭嚴而義正矣。
昔劉知幾撰《史通》，述史有六家，而歸于二體。
然編年之體，隻具人事得失，而紀傳攸作，兼詳典章因革。
若其舉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襲替，而絲聯繩貫以為之表，羅一代之兵刑禮樂、文物制度，而原始要終以為之志，此則紀傳之所獨，而為編年有未逮也。
獨怪後之為紀傳者，馬、班而還，徒萃精于紀傳，如陳壽、李延壽書，皆無表、志。
沈約、蕭子顯、魏收書，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無表。
《舊唐書》、《五代史》亦如之。
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詳略失宜，讀史者病焉。
至宋熊方、錢文子乃有補志、補表之作。
爰及前清，踵出者衆，網羅放矢，開卷厘然。
上海姚文枬嘗仿《史》、《漢·叙傳》之體，叙錄其書，然而未盡。
辄為補其阙遺，著目于左。
西漢郡國、兵制，孟堅附入《刑法志》。
京師衛士，見于《百官表》。
不立兵制，非疏阙也。
錄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
搜采本書，使散者必萃，雖雲借抒胸臆，于史學亦有功矣。
宋以前十七史，自《史記》、《漢書》外，惟《新唐書》有表，餘蓋阙如。
錄萬斯同《補曆代史表》五十九卷[48]。
娲皇之石，厥功偉哉。
史之無表，自後漢始。
錄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蓋補表之筚路藍縷矣。
然海昏、不其、壽亭各條，《四庫全書總目》糾之。
後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備，以成一書，抑亦熊氏之功臣也。
錄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八卷。
藝文有志，昉于班《書》，所以辨章學術。
而隋唐宋明，亦有著錄。
或稱經籍，名異實同。
而《後漢書》以下，多阙不為者。
嘉定錢氏，史學世家，考鏡群籍，補其放阙。
繼起有作，亦複不鮮。
錄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二卷，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倪璠《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郝冀公《續後漢書》，有《職官錄》，然雜《史記》前後《漢書》、《晉書》之文，紀載冗沓，未可據為三國典要。
況《班書·百官表》實承《史記·将相大臣年表》之例。
後世史臣，但為之志，失初意矣。
錄洪孫《三國職官表》三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書》。
自是樂清錢氏文子遂起而補《漢書》之阙。
越數百年，乃複有錢氏者，起而補《晉書》之阙，若有淵源者然。
錄錢儀吉《補晉兵制》一卷。
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并為《年表》，今久佚矣。
錄張庭碩《十六國年表》一卷，以太史公《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例之，雖補入《晉書》可也。
自漢以來，言地理者宗班《志》。
司馬彪《續漢書·志》，差可繼武。
嗣後群雄糾紛，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難，而志之疏且阙也彌甚。
然為其所難，正當于群雄糾紛時見之。
有能究心于此而為其所難，豈不可珍也哉！錄洪亮吉《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今《隋書》十志，乃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證，則謂《梁書》無《地理志》不可也。
然《晉書》有《地理志》，而洪亮吉《東晉》一種，史學家珍之，況梁固未有專志乎？錄洪孫《補梁疆域志》八卷。
嘗怪司馬彪志《輿服》，沈約、蕭子顯志《符瑞》、《祥瑞》，而《食貨》、《兵刑》之大阙焉。
輕重颠倒，莫此為甚。
《後漢》、《南齊》，未有為之補輯者，錄郝懿行《宋書刑法志》一卷、《食貨志》一卷。
李延壽《南北史》無表、志。
錄汪士铎《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然沈約、蕭子顯、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為之志矣，雖阙有間，則志固可以緩補，而表則不可不補者也。
錄周嘉猷《南北史表》六卷。
魏收作《魏書》，立《官氏志》。
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
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阙焉，是安可以不補？錄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
凡補志十四家，成書八十八卷，補表七家，成書九十卷，斯誠稽古之淵薮，而為史家之别錄也。
讀史當知史例史意。
劉知幾《史通》明史例，章學誠《文史通義》籀史意，而趙翼《廿二史劄記》每一史融貫全書，而類族辨物，出以互勘，極《春秋》屬辭比事之能事，史例史意，互發交明，遠勝錢大昕《廿二[49]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之瑣碎考證。
錢氏《考異》、王氏《商榷》，鹹主考證，而有不同。
譚獻《複堂日記》謂：“錢氏《考異》，體例尤嚴。
論著述，則錢托體高；論啟發，則王為功多。
”誠哉是言。
讀史尤貴貫串。
編年之史，莫如司馬光《資治通鑒》、畢沅《續資治通鑒》。
紀事則有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袁樞《通鑒紀事本末》、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貫串群史之書。
掌故則《三通》并稱。
然鄭樵《通志》，惟《二十略》為精義獨辟，餘皆雜鈔史文，故應不如《通典》之義蘊宏深。
杜佑《通典》通經義以貫史實，與章學誠《文史通義》推史義以窮經學，疏通緻遠，則《書》教也，皆振古奇作。
而論典制詳贍，莫如馬端臨《文獻通考》，宜與司馬《通鑒》同讀。
《通鑒》編年系月，以通貫曆代之事實；《通考》博學詳說，以通貫曆代之典章。
《通鑒》為二十四史紀傳之總會，《通考》為二十四史書志之總會，相為經緯，可改稱為二通也。
讀史尤當知地理。
而太倉陸桴亭世儀每教人“欲知地理，須是熟看《通鑒》，将古今來許多戰争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
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
如秦、蜀為首，中原為脊，東南為尾。
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為險。
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荊、襄為險。
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隻要用心理會。
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以證吾平日書傳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個成局”。
然而托之空言，未及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吾鄉顧祖禹景範為《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中《曆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封域山川險要》一百十四卷，《川渎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而開方繪圖以冠于編，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征引浩博，考證詳明，于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得其要領。
以古今之方輿，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征之于方輿。
《職方》、《廣輿》諸書，襲訛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