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春秋下
關燈
小
中
大
人物，亦描寫不尋常，如《遊俠》、《滑稽》、《貨殖列傳》是也。
陳壽辭旨雅澹，極不尋常人物，而能描寫其尋常，如袁紹、公孫瓒、諸葛亮等傳是也。
而明人歸有光《震川文集》中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44]》，隻以尋常筆墨，寫尋常細碎，卻自風神疏澹，别饒意趣。
姚惜抱每謂：“歸震川之文，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
”餘謂史公能于不要緊之題，說要緊之話；陳壽乃于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各具一付本領。
而震川隻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後來人窮老盡氣，盡自趕不上也。
三兒鐘英問四史文章，孰為優劣？餘告之曰：“馬、遷短長相生，而出以雄肆。
班、範奇偶錯綜，而求為雅練。
陳壽《三國》，雄肆不如太史公，雅練又遜《前》、《後漢》，而清微淡遠，妙造自然。
柳子厚得其清簡，而化以奧峭，其品峻。
歐陽永叔似其淡遠，而出以蕩逸，其神暇。
此中低昂，非汝鈍根人所能會。
” 唐太宗以何法盛等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命房喬等重加撰次，分類纂輯，以成《晉書》，借功衆手，指歸不一，詳略失當。
加之半出詞臣，言多骈俪，不合史裁，诃譏者衆。
劉知幾《史通·雜說》則诋之曰：“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所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
劉峻注釋，摘其瑕疵。
僞迹昭然，理難文飾。
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取康王之妄言，違孝标之正說。
以此書事，奚其厚顔。
”而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尤相譏切，以為：“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采擇，忽正典而取小說。
宏獎風流，以資談柄，是直裨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至道光間，荊溪周濟止庵撰《晉略》一書，舉《晉書》中之繁蕪浮誕，及義所未安，言之不順者，悉汰之，文省而事增，什七折衷，依于司馬光《通鑒》；事以類附，例以義起，為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彙傳七，宗室、笃行、清談、任達、良吏、文學、隐逸。
序目一，計六十六篇。
事即前史，言成一家。
其諸論贊中，于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複曲折，确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
自言“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萃，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
”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
南朝四書，《宋》、《齊》、《梁》、《陳》，其文章當以《梁書》稱首，而為八家古文之前茅。
趙翼《廿二史劄記》每極稱之，以為：“行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馬、班。
蓋以時争尚骈俪，即叙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
《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
如《韋睿傳》叙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叙鐘離之戰，《康絢傳》叙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
《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
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
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骈偶，此獨卓然傑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所論精卓不磨。
北朝四書，《魏》、《齊》、《周》、《隋》，獨《魏書》最被謗議，号稱穢史，《北齊書》收本傳具著其迹。
獨《四庫全書總目》為之辨正，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不甚遠于是非，其辭甚備。
而餘讀《北齊書》收本傳曰“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尋所雲“修史諸人”，收實總其成。
而仁和譚獻《複堂日記》則雲：“閱《魏書·恩幸傳》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而傳稱：‘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
’乃不以舊恩曲回史筆。
直道如此，猶蒙穢稱。
”此一事為《總目》所未及，足為古人雪謗。
然魏收仕于北齊，修史正在齊宣文時，故凡涉齊神武在魏朝事，必曲為回護。
而欲以齊繼魏為正統，故自孝武後，即以東魏孝敬帝繼之，而孝武西遷後諸帝，不複作紀。
按齊神武起兵讨爾朱氏，廢節闵，會朝臣議，佥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為主已三年，尋與神武不協，乃走關中，依宇文泰。
神武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是為東魏。
而孝武為西魏，是則魏統之所系。
孝武崩，文帝立。
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
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為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
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于《周書·文帝即宇文泰紀》内，在《周書》為贅懸，在《魏書》為阙漏。
讓清嘉慶間，南康謝啟昆蘊山乃撰《西魏書》，以續《魏書》，為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凡二十四卷。
著其興衰治亂，詳于因革損益。
卷帙不廣，條目悉具。
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
輯北朝之遺聞，補《魏書》所未逮。
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
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
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門望，較《官氏[45]》而尤詳焉。
其為《封爵》、《大事》諸表也，則于魏收所未備者，取法于遷、固而加核焉。
特以周、隋兩朝人物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為西魏，其為列傳，以宇文受禅為斷，而下仕周、隋者，即不為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之倫，勳業爛然，亦嚴立限斷，聽其入于《周書》。
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表》載其勳略，《百官表》載其所為柱國大将軍之官，以與列傳互為補苴，但錄其事，不載其人，以為方紐效績于荊襄，究非魏之勳舊。
而如尉遲建功于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也。
他如孝武謀去彊臣，非為失德，而《周書》攸紀，橫謂斛斯椿為群小，王思政為谄佞，皆是曲筆，豈為谠言？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斯尤明直道之公而以征良史之筆焉。
《新唐書》本紀、志、表題歐陽修撰，列傳題宋祁撰。
論者無不右歐陽而議宋氏，其實皆一孔之士，不足與論古。
獨譚獻《複堂日記》謂：“《唐書》文體宏遠，亦雲史才。
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吲。
如‘師老’為‘師耄’，‘不可忍’為‘叵可忍’，‘不敢動’為‘不可搖’，直兒童語。
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師法，殆退之作傭耳。
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其弟子餘杭章炳麟太炎遂申其意曰：“退之石刻，轉益瑰怒。
而宋世效韓氏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
”《天放樓文言序》。
辭尤明析。
而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尤力為子京張目，以為：“《新唐書》實遠過《舊唐書》。
子京之文，雖未追蹤班、馬，亦足陵跨六代。
宋人多譏之，貴遠忽近之見耳。
範、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唐書》者。
然歐《五代》過求簡嚴，多所刊略。
《新唐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間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為古。
劉劉昫撰《舊唐書》。
薛薛居正撰《舊五代史》。
以下諸史，文詞冗沓，正當以此救之。
未有不簡奧而可為古文者。
歐《五代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
即如錢大昕《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
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辭以醜敬瑭耳。
《晉紀》徐徐無黨注甚明。
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曆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
陳壽《三國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旨存焉。
史之蕪，自沈約、魏收始。
故《新五代史》為足貴。
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為之。
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
”此為得實之論。
其後馬令、陸遊《南唐書》，皆有意仿歐《五代》，而馬令雅贍，陸遊簡潔，又以不同。
然陸《書》後出，說者多以為馬所不及。
而譚獻《複堂日記》獨以為：“陸遊《南唐書》簡而失之略，不如馬令書詳贍雅令，獨持正統之說為陋。
徐氏于中原，豈有君臣之義哉？此則不如陸《書》，而有類族辨物之義，亦遠勝陸之合傳不倫。
惟其前後序贊，辄冠以嗚呼。
歐《五代》創為此體，已有譏議，顧乃揚其波呼？”其論頗極核也。
元修《宋》、《遼》、《金》三史，論者所不貴，然餘謂文章放筆為直幹，贍而得老，約而能肆，得太史公之意者，二十四史中，當以《金史》為最。
不為宋子京之軋茁為古，亦異歐《五代》之搖曳弄姿，其宣、哀以後諸将列傳尤佳，以取材元好問手筆者為多也。
自宋而後，由退之而學史公者，得二人焉：曰歐陽修，曰元好問。
歐陽南士力薄，故為蕭閑，摹退之之韻，以得史公之逸。
元氏北人氣厚，力能健舉，學退之之肆，以得史公之勁。
降而讓清姚姬傳摹史公，取徑歐陽，故纾徐為妍，而多弱筆。
曾湘鄉學退之，不由遺山，斯矯怒作勢，而有冗詞。
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金史》簡老，《明史》贍該，于近代史皆稱良筆。
而《明史》即以王鴻緒《明史稿》為藍本，乾隆四年，大學士[46]張廷玉等成書表進，中有雲“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稿”者也。
鴻緒《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十卷，别出為書，實出鄞縣萬斯同季野手筆。
斯同世娴明故，萃畢生精力為之，世有博綜之目，而論者謂館臣輕于改竄，不免點鐵之譏，然餘讀汪由敦《松泉文集》中有《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曰：“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精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诋诽之見，非愚則妄。
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似耑以卷帙[47]多寡而定，非别有義例也。
去冬高安先生朱轼謂韓林兒、郭子興不應同傳。
退而思之，太祖曾用龍鳳年号，似不必為諱。
且用龍鳳年号，稱宋後，亦何損于太祖得天下之正。
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為不足存而删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删耶？似非所以傳
陳壽辭旨雅澹，極不尋常人物，而能描寫其尋常，如袁紹、公孫瓒、諸葛亮等傳是也。
而明人歸有光《震川文集》中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44]》，隻以尋常筆墨，寫尋常細碎，卻自風神疏澹，别饒意趣。
姚惜抱每謂：“歸震川之文，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
”餘謂史公能于不要緊之題，說要緊之話；陳壽乃于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各具一付本領。
而震川隻于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後來人窮老盡氣，盡自趕不上也。
三兒鐘英問四史文章，孰為優劣？餘告之曰：“馬、遷短長相生，而出以雄肆。
班、範奇偶錯綜，而求為雅練。
陳壽《三國》，雄肆不如太史公，雅練又遜《前》、《後漢》，而清微淡遠，妙造自然。
柳子厚得其清簡，而化以奧峭，其品峻。
歐陽永叔似其淡遠，而出以蕩逸，其神暇。
此中低昂，非汝鈍根人所能會。
” 唐太宗以何法盛等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命房喬等重加撰次，分類纂輯，以成《晉書》，借功衆手，指歸不一，詳略失當。
加之半出詞臣，言多骈俪，不合史裁，诃譏者衆。
劉知幾《史通·雜說》則诋之曰：“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所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
劉峻注釋，摘其瑕疵。
僞迹昭然，理難文飾。
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取康王之妄言，違孝标之正說。
以此書事，奚其厚顔。
”而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尤相譏切，以為：“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采擇，忽正典而取小說。
宏獎風流，以資談柄，是直裨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至道光間，荊溪周濟止庵撰《晉略》一書，舉《晉書》中之繁蕪浮誕，及義所未安，言之不順者，悉汰之，文省而事增，什七折衷，依于司馬光《通鑒》；事以類附，例以義起，為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彙傳七，宗室、笃行、清談、任達、良吏、文學、隐逸。
序目一，計六十六篇。
事即前史，言成一家。
其諸論贊中，于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複曲折，确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
自言“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萃，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
”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
南朝四書，《宋》、《齊》、《梁》、《陳》，其文章當以《梁書》稱首，而為八家古文之前茅。
趙翼《廿二史劄記》每極稱之，以為：“行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馬、班。
蓋以時争尚骈俪，即叙事之文，亦多四字為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
《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
如《韋睿傳》叙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叙鐘離之戰，《康絢傳》叙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
《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
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
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骈偶，此獨卓然傑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所論精卓不磨。
北朝四書，《魏》、《齊》、《周》、《隋》，獨《魏書》最被謗議，号稱穢史，《北齊書》收本傳具著其迹。
獨《四庫全書總目》為之辨正，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不甚遠于是非，其辭甚備。
而餘讀《北齊書》收本傳曰“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尋所雲“修史諸人”，收實總其成。
而仁和譚獻《複堂日記》則雲：“閱《魏書·恩幸傳》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而傳稱：‘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
’乃不以舊恩曲回史筆。
直道如此，猶蒙穢稱。
”此一事為《總目》所未及，足為古人雪謗。
然魏收仕于北齊，修史正在齊宣文時，故凡涉齊神武在魏朝事，必曲為回護。
而欲以齊繼魏為正統，故自孝武後，即以東魏孝敬帝繼之，而孝武西遷後諸帝，不複作紀。
按齊神武起兵讨爾朱氏，廢節闵，會朝臣議，佥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為主已三年，尋與神武不協，乃走關中，依宇文泰。
神武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為帝，是為東魏。
而孝武為西魏，是則魏統之所系。
孝武崩，文帝立。
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
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為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
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于《周書·文帝即宇文泰紀》内，在《周書》為贅懸，在《魏書》為阙漏。
讓清嘉慶間，南康謝啟昆蘊山乃撰《西魏書》，以續《魏書》，為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凡二十四卷。
著其興衰治亂，詳于因革損益。
卷帙不廣，條目悉具。
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
輯北朝之遺聞，補《魏書》所未逮。
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
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
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門望，較《官氏[45]》而尤詳焉。
其為《封爵》、《大事》諸表也，則于魏收所未備者，取法于遷、固而加核焉。
特以周、隋兩朝人物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為西魏，其為列傳，以宇文受禅為斷，而下仕周、隋者，即不為立傳，雖尉遲迥、獨孤信之倫，勳業爛然，亦嚴立限斷，聽其入于《周書》。
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表》載其勳略，《百官表》載其所為柱國大将軍之官，以與列傳互為補苴，但錄其事，不載其人，以為方紐效績于荊襄，究非魏之勳舊。
而如尉遲建功于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也。
他如孝武謀去彊臣，非為失德，而《周書》攸紀，橫謂斛斯椿為群小，王思政為谄佞，皆是曲筆，豈為谠言？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斯尤明直道之公而以征良史之筆焉。
《新唐書》本紀、志、表題歐陽修撰，列傳題宋祁撰。
論者無不右歐陽而議宋氏，其實皆一孔之士，不足與論古。
獨譚獻《複堂日記》謂：“《唐書》文體宏遠，亦雲史才。
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吲。
如‘師老’為‘師耄’，‘不可忍’為‘叵可忍’，‘不敢動’為‘不可搖’，直兒童語。
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師法，殆退之作傭耳。
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其弟子餘杭章炳麟太炎遂申其意曰：“退之石刻，轉益瑰怒。
而宋世效韓氏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叔得其勢。
”《天放樓文言序》。
辭尤明析。
而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尤力為子京張目，以為：“《新唐書》實遠過《舊唐書》。
子京之文，雖未追蹤班、馬，亦足陵跨六代。
宋人多譏之，貴遠忽近之見耳。
範、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唐書》者。
然歐《五代》過求簡嚴，多所刊略。
《新唐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間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為古。
劉劉昫撰《舊唐書》。
薛薛居正撰《舊五代史》。
以下諸史，文詞冗沓，正當以此救之。
未有不簡奧而可為古文者。
歐《五代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
即如錢大昕《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
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辭以醜敬瑭耳。
《晉紀》徐徐無黨注甚明。
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曆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
陳壽《三國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旨存焉。
史之蕪，自沈約、魏收始。
故《新五代史》為足貴。
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顯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為之。
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
”此為得實之論。
其後馬令、陸遊《南唐書》，皆有意仿歐《五代》，而馬令雅贍，陸遊簡潔，又以不同。
然陸《書》後出，說者多以為馬所不及。
而譚獻《複堂日記》獨以為：“陸遊《南唐書》簡而失之略，不如馬令書詳贍雅令，獨持正統之說為陋。
徐氏于中原，豈有君臣之義哉？此則不如陸《書》，而有類族辨物之義，亦遠勝陸之合傳不倫。
惟其前後序贊，辄冠以嗚呼。
歐《五代》創為此體，已有譏議，顧乃揚其波呼？”其論頗極核也。
元修《宋》、《遼》、《金》三史，論者所不貴，然餘謂文章放筆為直幹，贍而得老，約而能肆，得太史公之意者，二十四史中，當以《金史》為最。
不為宋子京之軋茁為古，亦異歐《五代》之搖曳弄姿，其宣、哀以後諸将列傳尤佳，以取材元好問手筆者為多也。
自宋而後，由退之而學史公者，得二人焉：曰歐陽修，曰元好問。
歐陽南士力薄，故為蕭閑，摹退之之韻，以得史公之逸。
元氏北人氣厚，力能健舉，學退之之肆，以得史公之勁。
降而讓清姚姬傳摹史公，取徑歐陽，故纾徐為妍，而多弱筆。
曾湘鄉學退之，不由遺山，斯矯怒作勢，而有冗詞。
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金史》簡老，《明史》贍該，于近代史皆稱良筆。
而《明史》即以王鴻緒《明史稿》為藍本，乾隆四年，大學士[46]張廷玉等成書表進，中有雲“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稿”者也。
鴻緒《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十卷，别出為書，實出鄞縣萬斯同季野手筆。
斯同世娴明故，萃畢生精力為之，世有博綜之目，而論者謂館臣輕于改竄，不免點鐵之譏，然餘讀汪由敦《松泉文集》中有《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曰：“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精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诋诽之見，非愚則妄。
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似耑以卷帙[47]多寡而定，非别有義例也。
去冬高安先生朱轼謂韓林兒、郭子興不應同傳。
退而思之，太祖曾用龍鳳年号，似不必為諱。
且用龍鳳年号，稱宋後，亦何損于太祖得天下之正。
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為不足存而删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删耶？似非所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