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春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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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氏主《左傳》，而善化治《公羊》，所主不同故耳。
儒者論古，亦各視其身世而不同。
甘泉焦循理堂為《春秋左傳補疏》五卷，其序稱“杜預為司馬懿女婿、司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于《左氏》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皆假其說而暢衍之，以解司馬氏篡弑之惡，與孟子所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指大異。
”陳氏引其說，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賈逵雲：‘《左氏》義深于君父。
’此之謂乎？”而清季世，章炳麟專攻《左氏》而言革命。
乃謂：“賈逵言《左氏》義深于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頂于此，最為宏通。
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
”見《太炎文錄》卷二《再與劉光漢書》。
斯又張革命以申杜預矣。
章炳麟以《左氏》張革命，康有為以《公羊》說改制。
應運而生，皆迫于時勢之不得不然，此頌《詩》讀《書》之所以有待于知人論世也。
獨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深斥不改制之說，原其所以，謂：“《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将興，因損益百王之法，為漢赤制。
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
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
’夏尚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
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具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于魯。
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為新王也。
麟為王者之瑞。
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為萬世法，王道浃，人事備，西狩獲麟，于周為異，《春秋》則托以為瑞。
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
所見世，文緻太平。
此張三世之義。
曰文緻者，明其非真太平也。
《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
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為此學者流弊滋多。
近儒惟句容陳立卓人為《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不過為穿鑿。
卓人學出江都淩曙曉樓，曉樓已頗穿鑿，而尚未甚。
至武進劉逢祿申受、長洲宋翔鳳于庭、德清戴望子高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
于庭複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
仁和龔自珍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群經，蔓延支離，不可究诘。
二千年經學之厄，蓋未有甚于此者也。
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時尚，宋儒義理之學為所諱言，于是求之漢儒，惟董子《繁露》之言，最為滂沛；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
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
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
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
惟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異器械，别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複并行，此古今之通義。
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為然。
孔子殷人，雜舉殷禮，見于《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為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之‘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骍犅’，何注：‘白牡，殷牲也。
’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
《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亦将援為孔子改制之證。
且托王于魯，猶言可也；帝制自為，不可言也。
聖人有其位，則義見于制；無其位，則義寓于事。
是故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
衮褒钺貶者，正天[38]子之所有事。
孔子自言竊取其義。
竊取雲者，取諸文王也。
《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開宗明義，即示人以尊王之旨。
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于諸侯之事。
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
近儒因《記·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于《
儒者論古，亦各視其身世而不同。
甘泉焦循理堂為《春秋左傳補疏》五卷，其序稱“杜預為司馬懿女婿、司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于《左氏》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皆假其說而暢衍之，以解司馬氏篡弑之惡，與孟子所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指大異。
”陳氏引其說，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賈逵雲：‘《左氏》義深于君父。
’此之謂乎？”而清季世，章炳麟專攻《左氏》而言革命。
乃謂：“賈逵言《左氏》義深于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頂于此，最為宏通。
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
”見《太炎文錄》卷二《再與劉光漢書》。
斯又張革命以申杜預矣。
章炳麟以《左氏》張革命，康有為以《公羊》說改制。
應運而生，皆迫于時勢之不得不然，此頌《詩》讀《書》之所以有待于知人論世也。
獨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則深斥不改制之說，原其所以，謂：“《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将興，因損益百王之法，為漢赤制。
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
魯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
’夏尚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
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具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于魯。
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為新王也。
麟為王者之瑞。
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為萬世法，王道浃，人事備，西狩獲麟，于周為異，《春秋》則托以為瑞。
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
所見世，文緻太平。
此張三世之義。
曰文緻者，明其非真太平也。
《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
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為此學者流弊滋多。
近儒惟句容陳立卓人為《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不過為穿鑿。
卓人學出江都淩曙曉樓，曉樓已頗穿鑿，而尚未甚。
至武進劉逢祿申受、長洲宋翔鳳于庭、德清戴望子高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
于庭複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
仁和龔自珍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群經，蔓延支離，不可究诘。
二千年經學之厄，蓋未有甚于此者也。
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時尚，宋儒義理之學為所諱言，于是求之漢儒，惟董子《繁露》之言，最為滂沛；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
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
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
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
惟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異器械，别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複并行，此古今之通義。
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為然。
孔子殷人，雜舉殷禮，見于《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為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之‘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骍犅’，何注：‘白牡，殷牲也。
’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
《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亦将援為孔子改制之證。
且托王于魯，猶言可也；帝制自為，不可言也。
聖人有其位，則義見于制；無其位，則義寓于事。
是故孟子之論《春秋》，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
衮褒钺貶者，正天[38]子之所有事。
孔子自言竊取其義。
竊取雲者，取諸文王也。
《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開宗明義，即示人以尊王之旨。
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于諸侯之事。
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
近儒因《記·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