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春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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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以發明之。
而章炳麟《太炎文錄》卷二有《再與劉光漢》、《丙午與劉光漢》兩書，極稱杜預《釋例》，以為“《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侍中劉歆所奏，有雲：‘《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
’賈、服雖善說經，然于五十凡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
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
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揭橥，不複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于先師者也。
”獨陳氏主《左傳》之記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曆斥《公》、《穀》之時月日例，以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
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于經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
文者所以記事也。
事有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
執其同者以為常例，而以其異者為違常例，奚可哉？黃楚望雲：‘凡《左傳》于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
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不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
’但當胪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
”信通人之論也。
要之，《左氏傳》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無事龂龂言例。
事實而外，曆法、輿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專門。
杜氏《釋例》不專言例，而旁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即前事之師也。
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
嘉興李贻德次白輯述《春秋左傳賈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
長興臧壽恭眉卿著書六卷，名為《春秋左氏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
賈、服注與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為主。
遜清儒者，多申賈、服而抑杜，此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
杜氏于日月、輿地、氏族、官制之類，分門專治。
吾邑顧棟高複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獨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實在本杜氏。
杜氏訓诂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
陽湖洪亮吉稚存為《春秋左傳诂》二十卷，其他無論，而言地理，必欲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墜簡，以相诘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陳氏之言《春秋》，宗《左》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蓋祧康成而祢陸淳者也。
何休《解诂》，墨守《公羊》；杜預《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為解說，蓋專門之學如是。
惟範甯《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派。
蓋經學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範氏始。
鄭玄從第五元先習《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針膏起廢，兼主《左傳》、《穀梁》。
嘗雲：“《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經”，已開兼采三傳之嚆矢。
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三萬言，又為《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梁解诂》，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别之，似已合三傳為一書。
而其書不傳，未曉三傳何主？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
其書十卷，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家，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蓋陳氏《春秋》之學所自出。
陳氏言：“《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為是。
鄭君之《針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
然當以一傳為主。
鄭君注《左氏》未成，以與服子慎，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為主也。
陸氏《纂例》雲：‘《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
’蓋其意亦以《左傳》為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
”此可以征陳氏師法之所在矣。
宋劉敞撰《春秋傳》十五卷，用陸氏《纂例》之體，删改三傳而為一傳。
善化皮錫瑞鹿門《春秋通論》極推之，以為宋儒治《春秋》最優者。
而陳氏則譏諷其删改多不當。
特以劉氏之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
而章炳麟《太炎文錄》卷二有《再與劉光漢》、《丙午與劉光漢》兩書，極稱杜預《釋例》，以為“《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侍中劉歆所奏，有雲：‘《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
’賈、服雖善說經，然于五十凡例外，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
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
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揭橥，不複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于先師者也。
”獨陳氏主《左傳》之記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曆斥《公》、《穀》之時月日例，以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
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于經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
文者所以記事也。
事有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
執其同者以為常例，而以其異者為違常例，奚可哉？黃楚望雲：‘凡《左傳》于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
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不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
’但當胪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
”信通人之論也。
要之，《左氏傳》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無事龂龂言例。
事實而外，曆法、輿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專門。
杜氏《釋例》不專言例，而旁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為部，即前事之師也。
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
嘉興李贻德次白輯述《春秋左傳賈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
長興臧壽恭眉卿著書六卷，名為《春秋左氏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
賈、服注與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為主。
遜清儒者，多申賈、服而抑杜，此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
杜氏于日月、輿地、氏族、官制之類，分門專治。
吾邑顧棟高複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獨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實在本杜氏。
杜氏訓诂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
陽湖洪亮吉稚存為《春秋左傳诂》二十卷，其他無論，而言地理，必欲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墜簡，以相诘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陳氏之言《春秋》，宗《左》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蓋祧康成而祢陸淳者也。
何休《解诂》，墨守《公羊》；杜預《集解》，獨宗《左氏》，雖義有拘窒，必曲為解說，蓋專門之學如是。
惟範甯《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開唐啖、趙、陸之先聲，異漢儒專門之學派。
蓋經學至此一變，而其變非自範氏始。
鄭玄從第五元先習《公羊》，其解禮多主《公羊》說，而針膏起廢，兼主《左傳》、《穀梁》。
嘗雲：“《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經”，已開兼采三傳之嚆矢。
晉劉兆作《春秋調人》三萬言，又為《左氏傳》解，名曰《全綜》，作《公羊穀梁解诂》，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别之，似已合三傳為一書。
而其書不傳，未曉三傳何主？今世所傳合三傳為一書者，自唐陸淳《春秋纂例》始。
其書十卷，本啖助、趙匡之說，雜采三家，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蓋陳氏《春秋》之學所自出。
陳氏言：“《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為是。
鄭君之《針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即此意也。
然當以一傳為主。
鄭君注《左氏》未成，以與服子慎，而不聞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為主也。
陸氏《纂例》雲：‘《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
’蓋其意亦以《左傳》為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
”此可以征陳氏師法之所在矣。
宋劉敞撰《春秋傳》十五卷，用陸氏《纂例》之體，删改三傳而為一傳。
善化皮錫瑞鹿門《春秋通論》極推之，以為宋儒治《春秋》最優者。
而陳氏則譏諷其删改多不當。
特以劉氏之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