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本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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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字不一),宋淳熙刻小字附釋音本(十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二字),嶽珂單注本,宋刻纂圖集解本(十行,行字數不一),宋慶元沈中賓刻《正義》本(八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二字。
慶元,甯宗年号),明正德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明吳士元、黃錦等重修監本,汲古閣本。
《公羊》則校以唐《石經》本,惠棟過錄何煌校宋注疏本,明正德修補宋監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穀梁》則校以唐《石經》本,何焯校宋餘仁仲刻單注殘本,明章邱李中麓(名開先)藏影宋鈔單疏殘本,何煌校元刻注疏本,明刻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爾雅》則校以唐《石經》本,明吳元恭仿宋刻單注本(八行十七字),元雪窗書院刻單注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六字),宋刻單疏本(十五行三十字),元刻注疏本(九行二十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惠棟校本,盧文弨校本,《釋文》,葉林宗影宋鈔本,盧文弨《釋文》考證本。
《論語》則校以漢《石經》殘字,唐《石經》本,宋紹興《石經》本,日本刻皇侃義疏本,陳鳣《論語古訓》引高麗本,明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孝經》則校以唐《石經》本,石台石刻本,宋熙甯石刻本,嶽珂單注本,明正德修補元泰定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孟子》則校以宋高宗行書石刻本,何焯校錄章邱李中麓藏北宋蜀刻大字單注本,何焯校宋劉氏丹桂堂刻單注巾箱本,何焯校嶽珂單注本,何焯校宋廖瑩中刻本,孔繼涵刻附音義單注本,韓岱雲本,宋刻注疏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古本,足利本(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為校勘記,附于每卷之末,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遍讀諸本。
又恐讀者不知此文之有異同也,故凡有異文者,于字旁加墨圍焉;有增有減者,于兩字之間加墨圍焉。
其為讀者計,固甚周矣。
然餘讀海甯陳鳣仲魚《經籍跋文》一卷,凡二十篇,宋本《十三經》、《四書》具備,獨《毛詩注疏》為元本耳。
所記字句與今本異同,多有阮元《校勘記》所未見者,元校刻亦未竣事,而調撫河南。
其子福喜孫撰《雷塘盦弟子記》稱:“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之細心。
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
《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
”特是彼善于此,卒未見有過之者。
廣東、四川皆有本,而于諸墨圍皆不刻,大失阮元之意。
獨光緒甲辰(光緒,德宗年号)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墨圍俱在;密行細字,而幅之廣狹損半焉。
朱子《四書》,凡《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其中《大學中庸章句》有序,署淳熙己酉,而淳熙己酉原闆《四書》,江南相傳僅二部:一藏汪士鐘阆源之藝芸精舍,一藏蔣培澤介青之壽松堂。
而蔣氏所藏缺公孫醜二卷,于鹹豐己未(鹹豐,清文宗年号)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本,得成完璧。
鐵琴銅劍樓本,蓋即汪氏所藏者。
而蔣氏壽松堂,則為元刊宋本,由錢唐丁丙松生之八千卷樓以入南京圖書館矣。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則有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校刊《四書》雲。
(乙)史部 《四庫提要》以《二十四史》為正史,冠列史部。
其彙刻行于世者:有明南北監之《二十一史》,有毛晉汲古之《十七史》,有清武英殿之《二十四史》,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儳配之二十四史。
明南監本,多存宋監、元路學舊闆,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于宋元。
北監校勘未精,訛舛彌甚,且多不知妄改,顧炎武《日知錄》既詳論之。
汲古開雕,稱“随遇宋版精本考校”,然訛脫不少,反多臆改。
孫從添《藏書紀要》曰:“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
”其為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
乾隆四年(乾隆,高宗年号)武英殿校刊《十三經》畢,乃援宋監“顧茲《三史》,繼彼《六經》”之語,開雕全史,其目次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凡二十二史,中縫魚尾上右方,題“乾隆四年校刊”,每卷皆有考證。
《明史》雕成在先,中縫不記刊行年歲,亦無考證。
乾隆三十七年,四庫館開,從《永樂大典》中輯得薛居正《五代史》,四十七年校畢投進,四十九年镂闆,首列多羅質郡王等表文。
欽定《四庫全書》以此列入正史,與《二十二史》、《明史》,合為二十四史。
道光十七年(道光,宣宗年号),武英殿重修并刻《遼》、《金》、《元》三史附《國語解》。
同治十三年(同治,穆宗年号),成都書院重刻武英殿《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五代史》。
至于金陵、江蘇、淮南、浙江、湖北五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書局刻《史記》(僅刻《集解》,無《索隐》、《正義》)、《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淮南書局刻《隋書》(每卷各附考異),浙江書局刻《新唐書》,湖北書局刻《新五代史》,皆依汲古閣本。
浙江書局刻《舊唐書》,則依江都岑氏懼盈齋本。
而依武英殿本者,僅湖北書局刻《舊五代史》、《明史》,浙江書局刻《宋史》,江蘇書局刻《遼》、《金》、《元》三史(《遼》、《金》、《元》三史,依道光十七年武英殿刊附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厲鹗《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楊複吉《拾遺補》五卷,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六書而已。
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
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又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訛謬百出。
尤可笑者,自明所據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闆行款,别寫一通闆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
然世乃以其字迹清朗,稱為佳本。
竹簡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書局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合兩行為一行,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并為一者;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于前葉之下,乖舛不可究诘。
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論之甚詳。
獨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為得武英殿本之真。
然武英殿刻雖号精審,而天祿琳琅之珍秘,内閣大庫之叢殘(現入北平圖書館),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搜讨;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史,依據宋元舊刻,馀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
遷史《集解》《正義》多所芟節,《四庫提要》羅列數十條,謂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澤王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删,然何以不加輯補?琅邪章懷《兩漢》舊注,殿本脫漏數字乃至數百字不等。
宋嘉祐時,校刊七史(嘉祐,仁宗年号),奉命諸臣劉恕、曾鞏、王安國等,皆績學之士,篇末所疏疑義,備極審慎,殿本留贻,不逮其半;實則淳化、景祐之古本
慶元,甯宗年号),明正德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明吳士元、黃錦等重修監本,汲古閣本。
《公羊》則校以唐《石經》本,惠棟過錄何煌校宋注疏本,明正德修補宋監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穀梁》則校以唐《石經》本,何焯校宋餘仁仲刻單注殘本,明章邱李中麓(名開先)藏影宋鈔單疏殘本,何煌校元刻注疏本,明刻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爾雅》則校以唐《石經》本,明吳元恭仿宋刻單注本(八行十七字),元雪窗書院刻單注本(十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六字),宋刻單疏本(十五行三十字),元刻注疏本(九行二十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惠棟校本,盧文弨校本,《釋文》,葉林宗影宋鈔本,盧文弨《釋文》考證本。
《論語》則校以漢《石經》殘字,唐《石經》本,宋紹興《石經》本,日本刻皇侃義疏本,陳鳣《論語古訓》引高麗本,明修補宋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孝經》則校以唐《石經》本,石台石刻本,宋熙甯石刻本,嶽珂單注本,明正德修補元泰定刻注疏本(十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三字),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
《孟子》則校以宋高宗行書石刻本,何焯校錄章邱李中麓藏北宋蜀刻大字單注本,何焯校宋劉氏丹桂堂刻單注巾箱本,何焯校嶽珂單注本,何焯校宋廖瑩中刻本,孔繼涵刻附音義單注本,韓岱雲本,宋刻注疏十行本,閩監本,監本,汲古閣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引古本,足利本(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為校勘記,附于每卷之末,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遍讀諸本。
又恐讀者不知此文之有異同也,故凡有異文者,于字旁加墨圍焉;有增有減者,于兩字之間加墨圍焉。
其為讀者計,固甚周矣。
然餘讀海甯陳鳣仲魚《經籍跋文》一卷,凡二十篇,宋本《十三經》、《四書》具備,獨《毛詩注疏》為元本耳。
所記字句與今本異同,多有阮元《校勘記》所未見者,元校刻亦未竣事,而調撫河南。
其子福喜孫撰《雷塘盦弟子記》稱:“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之細心。
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
《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
”特是彼善于此,卒未見有過之者。
廣東、四川皆有本,而于諸墨圍皆不刻,大失阮元之意。
獨光緒甲辰(光緒,德宗年号)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墨圍俱在;密行細字,而幅之廣狹損半焉。
朱子《四書》,凡《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其中《大學中庸章句》有序,署淳熙己酉,而淳熙己酉原闆《四書》,江南相傳僅二部:一藏汪士鐘阆源之藝芸精舍,一藏蔣培澤介青之壽松堂。
而蔣氏所藏缺公孫醜二卷,于鹹豐己未(鹹豐,清文宗年号)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本,得成完璧。
鐵琴銅劍樓本,蓋即汪氏所藏者。
而蔣氏壽松堂,則為元刊宋本,由錢唐丁丙松生之八千卷樓以入南京圖書館矣。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則有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校刊《四書》雲。
(乙)史部 《四庫提要》以《二十四史》為正史,冠列史部。
其彙刻行于世者:有明南北監之《二十一史》,有毛晉汲古之《十七史》,有清武英殿之《二十四史》,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儳配之二十四史。
明南監本,多存宋監、元路學舊闆,其無正德以後修補者,品不亞于宋元。
北監校勘未精,訛舛彌甚,且多不知妄改,顧炎武《日知錄》既詳論之。
汲古開雕,稱“随遇宋版精本考校”,然訛脫不少,反多臆改。
孫從添《藏書紀要》曰:“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
”其為世最所通行者,莫如武英殿本。
乾隆四年(乾隆,高宗年号)武英殿校刊《十三經》畢,乃援宋監“顧茲《三史》,繼彼《六經》”之語,開雕全史,其目次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凡二十二史,中縫魚尾上右方,題“乾隆四年校刊”,每卷皆有考證。
《明史》雕成在先,中縫不記刊行年歲,亦無考證。
乾隆三十七年,四庫館開,從《永樂大典》中輯得薛居正《五代史》,四十七年校畢投進,四十九年镂闆,首列多羅質郡王等表文。
欽定《四庫全書》以此列入正史,與《二十二史》、《明史》,合為二十四史。
道光十七年(道光,宣宗年号),武英殿重修并刻《遼》、《金》、《元》三史附《國語解》。
同治十三年(同治,穆宗年号),成都書院重刻武英殿《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五代史》。
至于金陵、江蘇、淮南、浙江、湖北五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金陵書局刻《史記》(僅刻《集解》,無《索隐》、《正義》)、《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淮南書局刻《隋書》(每卷各附考異),浙江書局刻《新唐書》,湖北書局刻《新五代史》,皆依汲古閣本。
浙江書局刻《舊唐書》,則依江都岑氏懼盈齋本。
而依武英殿本者,僅湖北書局刻《舊五代史》、《明史》,浙江書局刻《宋史》,江蘇書局刻《遼》、《金》、《元》三史(《遼》、《金》、《元》三史,依道光十七年武英殿刊附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厲鹗《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楊複吉《拾遺補》五卷,錢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六書而已。
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粵之徐氏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
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于付印;又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訛謬百出。
尤可笑者,自明所據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闆行款,别寫一通闆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
然世乃以其字迹清朗,稱為佳本。
竹簡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書局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合兩行為一行,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并為一者;至諸表則強以次葉附于前葉之下,乖舛不可究诘。
錢唐汪康年穰卿《雅言集》論之甚詳。
獨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為得武英殿本之真。
然武英殿刻雖号精審,而天祿琳琅之珍秘,内閣大庫之叢殘(現入北平圖書館),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搜讨;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史,依據宋元舊刻,馀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
遷史《集解》《正義》多所芟節,《四庫提要》羅列數十條,謂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澤王本具存,無由知其妄删,然何以不加輯補?琅邪章懷《兩漢》舊注,殿本脫漏數字乃至數百字不等。
宋嘉祐時,校刊七史(嘉祐,仁宗年号),奉命諸臣劉恕、曾鞏、王安國等,皆績學之士,篇末所疏疑義,備極審慎,殿本留贻,不逮其半;實則淳化、景祐之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