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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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而乘人力車，則先問需錢若幹，到則付之，從不與之計較也。
孑民于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
對于美術文，則以為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
新文學，如西洋之建築、雕刻、圖畫，随科學、哲學而進化；舊文學，注重于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
孑民對于歐戰之觀察，謂國民實力，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
又謂此戰為強權論與互助論之競争。
同盟方面，代表強權論。
協約方面，代表互助論。
最後之勝利，必歸互助論。
曾于浙江教育會、北京政學會演說之，時為五年之冬，兩方勝負未決也。
孑民對于宗教，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為無傳教之必要。
或以為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為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
若為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
蓋人類之惡，率起于自私自利。
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
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是也。
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于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謂之勞工。
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
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于勞工之格。
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
”曾于《勤工儉學傳》序，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時，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
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
及孑民治小學，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且以“鶴卿”二字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
及在愛國學社時，自号曰民友。
至《警鐘》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
”乃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
孑民曾改名蔡振，則因彼嘗為麥鼎華君序《倫理學》，謂：“四書五經，不合教科書體裁。
”适為張南皮所見，既不滿麥書，而謂蔡序尤謬妄。
商務印書館恐所印書題蔡元培名，或為政府所反對，商請改署，故孑民于所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及所編《中國倫理學史》，皆假其妻黃女士之名而署蔡振雲。
近時蔣夢麟博士于到北京時，對于北京大學學生演說，講到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
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裡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
”聞者均以為确當。
（據1920年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傳略（下）c （1935年9月25日） 民國八年，青島外交問題，激起空前之罷學風潮，首起于北京大學，次及于北京各校。
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學生有執旗示威舉動，旗書“誓死争青島”“誅賣國賊曹、章、陸”等字樣，并毆傷章宗樣，焚毀曹汝霖住宅。
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
北京十四校校長向警廳保釋，先生以北大校長至願一人抵罪，均未允。
五月九日，總統徐世昌頒布命令，曆述傷人、焚宅等事，且有将滋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等語。
先生頗憤懑，遂于五月九日上午八時出走天津，留遞辭呈兩件，一緻總統徐世昌，一緻教育總長傅增湘，表明辭職之意，措詞極為堅決。
并在北京各報發表啟事，雲：“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己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
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先生出京後，國人對上述啟事頗多誤解，而于“殺君馬”一語尤甚。
有謂先生當段祺瑞内閣時代，有某種印刷物為段所忌；又謂先生主北大時，取學術自由主義，容納新舊學派，為舊派所嫉；又謂學潮爆發時，政府有解散大學、罷免校長之主張，而一般舊官僚以此次學期為北大倡導新學派之結果，鹹集矢于先生；尚有望文生義者，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道旁兒”指各校學生。
實則先生以為非自身離京不足以彌平學潮。
外傳雲雲，均非事實。
先生離京數月，學潮方始平息。
政府及北大教職員、學生挽留函電疊至。
彼時，先生在杭州，與北來友人商定程序。
先請蔣夢麟氏北上，繼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歐美考察教育，與羅鈞任氏同行，羅氏考察司法。
先至巴黎，法國教育部表示對于吾國學者之欽崇，特授先生榮譽學位，典禮極隆重。
旋赴荷蘭、瑞典、意大利、比利時、德、英等國。
黃仲玉夫人于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雲。
先生在歐洲各國考察畢，于十年七月赴美國，接受紐約大學哲學博士榮譽學位。
旋遍遊美國各大城市，為北京大學建築圖書館向華僑募捐。
是年十月，教育部電請過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歸國。
十一年，彭允彜氏長教育，時羅鈞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開釋，彭氏再請拘捕，羅氏又入獄，引起先生及蔣夢麟、邵飄萍諸氏之不平，先生遂發表宣言，表示與彭允彜不能合作。
悄然出京，住天津頗久。
宣言原文如下： （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
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系，那裡用呈，那裡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牍。
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準。
什麼大學文、理科叫作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而小到法科暫省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
甚而部裡還常常派了什麼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幾個訓令來訓饬幾句。
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我将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
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麼？ （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
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
北京大學，向未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
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
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
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
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着強權來幹涉。
于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
北京是個臭蟲窠（這是民國元年袁項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時候雖不肯到南京去，卻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計畫）。
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
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淨了。
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麼？ 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的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
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隻好謹謝不敏了。
先生以黃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狀況不能不續娶，其擇偶條件：（一）原有相當認識；（二）年齡略大；（三）須熟谙英文而能為先生之助者。
先生屬意愛國女學舊同學周峻（養浩）女士。
周女士在先生主持愛國時即來就學，又進承志、啟明諸校，畢業後，服務社會多年，且素有出國志願。
先生當托徐仲可夫人介紹（徐夫人前任愛國女學舍監，與養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于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蘇州舉行婚禮。
婚後，先生、夫人攜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齡同往比利時，夫人及女公子進不魯塞美術學校研究美術；公子入比國勞動大學研究工藝。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于比利時研究藝術之不宜，改往法國。
夫人進巴黎美專，女公子入裡昂美專，公子仍留比學工。
先生則往來于比法兩國間，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學業；并襄助李石曾、吳稚晖諸氏辦理裡昂中法大學及華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倫敦，與陳劍翛、黃建中、潘紹棠諸氏為退回庚子賠款之運動。
旋得教育部電請赴荷蘭、瑞典出席民族學會，該會專研讨哥倫布未發見新大陸前的美洲民族問題，先生撰有論文一篇，由謝壽康氏譯為法文送會。
與會時，遇德國民族學家但采爾教授，但教授為先生留學來比錫大學時之同學，勸先生往漢堡大學研究（漢堡民族博物館材料極豐富），先生遂于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
先生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電促返國。
是時，先生尚未辭去北大校長。
抵滬，适平、津交通斷絕，無法北上，乃留滬參加皖、蘇、浙
孑民于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
對于美術文，則以為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
新文學，如西洋之建築、雕刻、圖畫，随科學、哲學而進化；舊文學，注重于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
孑民對于歐戰之觀察，謂國民實力，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
又謂此戰為強權論與互助論之競争。
同盟方面，代表強權論。
協約方面，代表互助論。
最後之勝利，必歸互助論。
曾于浙江教育會、北京政學會演說之，時為五年之冬，兩方勝負未決也。
孑民對于宗教，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為無傳教之必要。
或以為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為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
若為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
蓋人類之惡，率起于自私自利。
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
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是也。
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于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謂之勞工。
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
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于勞工之格。
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
”曾于《勤工儉學傳》序，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時，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
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
及孑民治小學，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且以“鶴卿”二字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
及在愛國學社時，自号曰民友。
至《警鐘》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
”乃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
孑民曾改名蔡振，則因彼嘗為麥鼎華君序《倫理學》，謂：“四書五經，不合教科書體裁。
”适為張南皮所見，既不滿麥書，而謂蔡序尤謬妄。
商務印書館恐所印書題蔡元培名，或為政府所反對，商請改署，故孑民于所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及所編《中國倫理學史》，皆假其妻黃女士之名而署蔡振雲。
近時蔣夢麟博士于到北京時，對于北京大學學生演說，講到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
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裡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
”聞者均以為确當。
（據1920年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傳略（下）c （1935年9月25日） 民國八年，青島外交問題，激起空前之罷學風潮，首起于北京大學，次及于北京各校。
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學生有執旗示威舉動，旗書“誓死争青島”“誅賣國賊曹、章、陸”等字樣，并毆傷章宗樣，焚毀曹汝霖住宅。
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
北京十四校校長向警廳保釋，先生以北大校長至願一人抵罪，均未允。
五月九日，總統徐世昌頒布命令，曆述傷人、焚宅等事，且有将滋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等語。
先生頗憤懑，遂于五月九日上午八時出走天津，留遞辭呈兩件，一緻總統徐世昌，一緻教育總長傅增湘，表明辭職之意，措詞極為堅決。
并在北京各報發表啟事，雲：“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己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
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先生出京後，國人對上述啟事頗多誤解，而于“殺君馬”一語尤甚。
有謂先生當段祺瑞内閣時代，有某種印刷物為段所忌；又謂先生主北大時，取學術自由主義，容納新舊學派，為舊派所嫉；又謂學潮爆發時，政府有解散大學、罷免校長之主張，而一般舊官僚以此次學期為北大倡導新學派之結果，鹹集矢于先生；尚有望文生義者，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道旁兒”指各校學生。
實則先生以為非自身離京不足以彌平學潮。
外傳雲雲，均非事實。
先生離京數月，學潮方始平息。
政府及北大教職員、學生挽留函電疊至。
彼時，先生在杭州，與北來友人商定程序。
先請蔣夢麟氏北上，繼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
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歐美考察教育，與羅鈞任氏同行，羅氏考察司法。
先至巴黎，法國教育部表示對于吾國學者之欽崇，特授先生榮譽學位，典禮極隆重。
旋赴荷蘭、瑞典、意大利、比利時、德、英等國。
黃仲玉夫人于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雲。
先生在歐洲各國考察畢，于十年七月赴美國，接受紐約大學哲學博士榮譽學位。
旋遍遊美國各大城市，為北京大學建築圖書館向華僑募捐。
是年十月，教育部電請過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歸國。
十一年，彭允彜氏長教育，時羅鈞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開釋，彭氏再請拘捕，羅氏又入獄，引起先生及蔣夢麟、邵飄萍諸氏之不平，先生遂發表宣言，表示與彭允彜不能合作。
悄然出京，住天津頗久。
宣言原文如下： （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
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系，那裡用呈，那裡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牍。
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準。
什麼大學文、理科叫作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而小到法科暫省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
甚而部裡還常常派了什麼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幾個訓令來訓饬幾句。
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我将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
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麼？ （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
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
北京大學，向未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
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
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
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
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着強權來幹涉。
于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
北京是個臭蟲窠（這是民國元年袁項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時候雖不肯到南京去，卻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計畫）。
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
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鑒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淨了。
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麼？ 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的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
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隻好謹謝不敏了。
先生以黃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狀況不能不續娶，其擇偶條件：（一）原有相當認識；（二）年齡略大；（三）須熟谙英文而能為先生之助者。
先生屬意愛國女學舊同學周峻（養浩）女士。
周女士在先生主持愛國時即來就學，又進承志、啟明諸校，畢業後，服務社會多年，且素有出國志願。
先生當托徐仲可夫人介紹（徐夫人前任愛國女學舍監，與養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于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蘇州舉行婚禮。
婚後，先生、夫人攜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齡同往比利時，夫人及女公子進不魯塞美術學校研究美術；公子入比國勞動大學研究工藝。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于比利時研究藝術之不宜，改往法國。
夫人進巴黎美專，女公子入裡昂美專，公子仍留比學工。
先生則往來于比法兩國間，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學業；并襄助李石曾、吳稚晖諸氏辦理裡昂中法大學及華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倫敦，與陳劍翛、黃建中、潘紹棠諸氏為退回庚子賠款之運動。
旋得教育部電請赴荷蘭、瑞典出席民族學會，該會專研讨哥倫布未發見新大陸前的美洲民族問題，先生撰有論文一篇，由謝壽康氏譯為法文送會。
與會時，遇德國民族學家但采爾教授，但教授為先生留學來比錫大學時之同學，勸先生往漢堡大學研究（漢堡民族博物館材料極豐富），先生遂于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
先生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電促返國。
是時，先生尚未辭去北大校長。
抵滬，适平、津交通斷絕，無法北上，乃留滬參加皖、蘇、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