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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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聯合會，該會系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組織。
浙江省科學院籌備處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
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赴甯波出席會議。
時北洋軍閥在浙又占優勢，分會委員分途暫避，先生與馬寅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臨海，再乘帶魚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廈門兩閱月，由集美學校借捕魚船送至溫州，又換船至甯波，再由甯波到杭州，參加浙江政治分會。
國民政府成立，遂進京，參加中央政治會議，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試辦江蘇、浙江、北平三大學區。
同年，先生又與李石曾、張靜江諸氏提議設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過。
由大學院呈準先設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學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員、大學校長及專家七十餘人，會期亘兩星期，議案四百餘事，凡教育上重要問題，多得适當之解決。
是年，政府改組，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先生不願兼任部長，并辭去所兼任之監察院長及司法部長，辭函中有“去志早決，義無返顧”等語。
先生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辭去大學院長、監察院長、司法部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對國事仍異常關懷。
二十年冬，與張溥泉諸氏赴粵，代表中央接洽和議，當邀同粵方代表孫哲生諸氏來滬，作進一步協商，結果頗圓滿。
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整理中央大學。
疊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均出席發表意見。
其他有關文化學術之重要設施，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故宮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圖書館、倫敦藝術展覽會等，靡不參與。
而于中央研究院，尤殚思竭慮，力圖進展。
二十四年九月，羅緻全國學者，組織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并舉行第一次、第二次會議，規畫推進學術研究工作頗詳。
先生“尚推想而拙于記憶，性近于學術而不宜于政治”，頗欲研究民族學以終老。
先生曾言：“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
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南來以後，煩雜更倍往昔。
先生遂于二十四年七月，發表啟事，聲明三事：（一）辭去兼職；（二）停止接受寫件；（三）停止介紹職業。
抄錄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齡及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不免隕越；若再散漫應付，必将一事無成。
今自八月起，畫一新時代，謹為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諒之。
（一）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
’又曰：‘鼯鼠五技而窮。
’治學治事，非專不可。
餘自民元以來，每于專職以外，複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董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
‘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财為禮’，雖承各方體諒，不以奔走權門、創捐巨款相責，而文書畫諾、會議主席，以及其他排難解紛、籌款置産之類，亦已應接不暇。
衰老之軀，不複堪此。
爰次第辭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類推。
中國公學校董兼董事長 上海法學院校董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愛國女學校董兼主席校董 蘇州振華女學校董 南通學院校董 北平孔德學校校長 中華職業教育社評議員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故宮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長 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會長 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員 中華慈幼協會會員 中國經濟統計社社員 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員 國際問題研究會會員 音樂藝文社社員 大同樂會董事長及副董事長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監事 杭州農工銀行監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二）停止接受寫件 餘不工書，而索書者紛至，除撥冗寫發者外，尚積存數百件。
方拟排日還債，而後者又接踵而至，将永無清償之一日。
今決定停收寫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紹職業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兩方情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
然現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幹倍？要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無窮。
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更疊時，則往往同時、同處接到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于零。
在我費無謂之光陰，在被介紹者耗無謂之旅費，在受函者亦甚費無謂之計較與答複，三方損失，何苦而為之！近日政府有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
個人棉力，汔可小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蔡元培謹啟”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卧病，瀕危者再，卒以診治得宜，調養經年，漸告痊可。
此後身體轉弱，時愈時發。
“八·一三”滬戰後，先生憂懷國事，每欲馳往國外，争取友邦同情。
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旋遷往九龍柯士甸道新寓。
又拟轉入内地，襄理大計。
筆者是年秋過港，先生猶殷殷以昆明相晤為期，言猶在耳！但以高年遠行，不堪勞瘁，均未果行。
同年，先生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撰《會歌》一首，雲：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
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赢诎。
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
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
我中華，泱泱國。
愛和平，禦強敵。
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
獨立甯辭經百戰，衆擎無愧參全責。
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蔡元培拟作，用《滿江紅》詞調，凡有。
處皆押韻之字” 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龍寓所失足仆地，傷及内部，雖經輸血手術，終以年高體弱，回天乏術，延至五日晨九時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遺夫人周養浩女士，子無忌、柏齡、懷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去世）、睟盎。
先生得病經過，有如王雲五氏所述： “蔡先生年來息影香港，深居簡出；去歲遷往九龍新寓後，更少來港。
今年廢曆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來港訪談，旋偕往香港仔午膳，順遊淺水灣等處，遊興甚濃，精神亦健。
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以為無礙，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悲慌，即召醫診治。
惟因時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醫朱惠康至午始到，并為加延馬利醫院内科主任淩醫生會同診察，認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過海入養和醫院，悉心診療。
途中由朱醫生及蔡夫人侍伴。
入院後，詳為診察，脈搏如常，似無大礙，乃為注射止血劑及葡萄糖針。
本人于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後，均往探望，見精神尚佳，無何異狀。
四日晨十一時再往醫院探望，聞蔡夫人言，未續吐血；醫師亦謂如不轉變，或可出險。
時蔡先生正睡着，故未與談，即行辭出。
讵至午後二時，即接蔡夫人電話，謂先生病勢轉危，本人急往探視，知從肛門排血甚多，精神驟衰，且不甚清醒。
急為先後延請李祖佑、李樹芬及外籍醫師惠金生、郭克等四醫生，會同朱醫生診治，均認系胃瘤出血，恐難救治。
初，各醫均主施行輸血手術營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輸血反應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勢沉重，氣息僅存，故不得已決定實行輸血；惟時已深夜，原已驗定之輸血人遍覓不得，當時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沖及内侄周新，自願輸血，經趕往香港大學實驗室檢驗，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術。
在輸血前，蔡先生己入極危險之狀态，惠醫生己斷定無救；惟郭醫生仍努力輸血施救。
輸血後，經過良好，先生精神亦轉佳。
本人至今晨（即五日晨）四時始辭出。
當以輸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輸血。
今晨八時，接醫院電話，知蔡先生又轉危，本人即趕往醫院，一面通知商務印書館在職工中征求輸血者，一面趕請醫生急救。
乃至九時四十五分，願輸血者數人趕至，未及施行手術，而先生己撒手長逝，痛哉！” （高平叔記） （據高平叔編著《蔡孑民先生傳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3月出版） a 此篇是蔡元培應北大新潮社的要求，為編印《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撰寫的。
原定自己口述，由内弟黃世晖筆錄。
但由于“五四運動”後，蔡元培離京南下，于是自己動筆撰寫，完稿後寄給黃世晖，囑他核實若幹史料，轉交新潮社。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付印時，此篇标題為《蔡孑民》，題下署“都昌黃世晖記”。
b 《蔡元培全集》釋為“段雲書”。
——編者注 c 1935年8月，蔡元培向高平叔口述了他“五四”以後的經曆，高平叔記了一份大綱。
此篇是高平叔根據這份大綱并補充了1935年9月以後的内容而成。
浙江省科學院籌備處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
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赴甯波出席會議。
時北洋軍閥在浙又占優勢，分會委員分途暫避，先生與馬寅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臨海，再乘帶魚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廈門兩閱月，由集美學校借捕魚船送至溫州，又換船至甯波，再由甯波到杭州，參加浙江政治分會。
國民政府成立，遂進京，參加中央政治會議，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試辦江蘇、浙江、北平三大學區。
同年，先生又與李石曾、張靜江諸氏提議設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過。
由大學院呈準先設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學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員、大學校長及專家七十餘人，會期亘兩星期，議案四百餘事，凡教育上重要問題，多得适當之解決。
是年，政府改組，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先生不願兼任部長，并辭去所兼任之監察院長及司法部長，辭函中有“去志早決，義無返顧”等語。
先生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辭去大學院長、監察院長、司法部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對國事仍異常關懷。
二十年冬，與張溥泉諸氏赴粵，代表中央接洽和議，當邀同粵方代表孫哲生諸氏來滬，作進一步協商，結果頗圓滿。
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整理中央大學。
疊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均出席發表意見。
其他有關文化學術之重要設施，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故宮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圖書館、倫敦藝術展覽會等，靡不參與。
而于中央研究院，尤殚思竭慮，力圖進展。
二十四年九月，羅緻全國學者，組織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并舉行第一次、第二次會議，規畫推進學術研究工作頗詳。
先生“尚推想而拙于記憶，性近于學術而不宜于政治”，頗欲研究民族學以終老。
先生曾言：“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
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南來以後，煩雜更倍往昔。
先生遂于二十四年七月，發表啟事，聲明三事：（一）辭去兼職；（二）停止接受寫件；（三）停止介紹職業。
抄錄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齡及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不免隕越；若再散漫應付，必将一事無成。
今自八月起，畫一新時代，謹為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諒之。
（一）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
’又曰：‘鼯鼠五技而窮。
’治學治事，非專不可。
餘自民元以來，每于專職以外，複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董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
‘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财為禮’，雖承各方體諒，不以奔走權門、創捐巨款相責，而文書畫諾、會議主席，以及其他排難解紛、籌款置産之類，亦已應接不暇。
衰老之軀，不複堪此。
爰次第辭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類推。
中國公學校董兼董事長 上海法學院校董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愛國女學校董兼主席校董 蘇州振華女學校董 南通學院校董 北平孔德學校校長 中華職業教育社評議員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故宮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長 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會長 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員 中華慈幼協會會員 中國經濟統計社社員 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員 國際問題研究會會員 音樂藝文社社員 大同樂會董事長及副董事長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監事 杭州農工銀行監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二）停止接受寫件 餘不工書，而索書者紛至，除撥冗寫發者外，尚積存數百件。
方拟排日還債，而後者又接踵而至，将永無清償之一日。
今決定停收寫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紹職業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兩方情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
然現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幹倍？要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無窮。
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更疊時，則往往同時、同處接到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于零。
在我費無謂之光陰，在被介紹者耗無謂之旅費，在受函者亦甚費無謂之計較與答複，三方損失，何苦而為之！近日政府有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
個人棉力，汔可小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蔡元培謹啟”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卧病，瀕危者再，卒以診治得宜，調養經年，漸告痊可。
此後身體轉弱，時愈時發。
“八·一三”滬戰後，先生憂懷國事，每欲馳往國外，争取友邦同情。
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旋遷往九龍柯士甸道新寓。
又拟轉入内地，襄理大計。
筆者是年秋過港，先生猶殷殷以昆明相晤為期，言猶在耳！但以高年遠行，不堪勞瘁，均未果行。
同年，先生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撰《會歌》一首，雲：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
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赢诎。
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
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
我中華，泱泱國。
愛和平，禦強敵。
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
獨立甯辭經百戰，衆擎無愧參全責。
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蔡元培拟作，用《滿江紅》詞調，凡有。
處皆押韻之字” 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龍寓所失足仆地，傷及内部，雖經輸血手術，終以年高體弱，回天乏術，延至五日晨九時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歲。
遺夫人周養浩女士，子無忌、柏齡、懷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去世）、睟盎。
先生得病經過，有如王雲五氏所述： “蔡先生年來息影香港，深居簡出；去歲遷往九龍新寓後，更少來港。
今年廢曆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來港訪談，旋偕往香港仔午膳，順遊淺水灣等處，遊興甚濃，精神亦健。
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以為無礙，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悲慌，即召醫診治。
惟因時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醫朱惠康至午始到，并為加延馬利醫院内科主任淩醫生會同診察，認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過海入養和醫院，悉心診療。
途中由朱醫生及蔡夫人侍伴。
入院後，詳為診察，脈搏如常，似無大礙，乃為注射止血劑及葡萄糖針。
本人于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後，均往探望，見精神尚佳，無何異狀。
四日晨十一時再往醫院探望，聞蔡夫人言，未續吐血；醫師亦謂如不轉變，或可出險。
時蔡先生正睡着，故未與談，即行辭出。
讵至午後二時，即接蔡夫人電話，謂先生病勢轉危，本人急往探視，知從肛門排血甚多，精神驟衰，且不甚清醒。
急為先後延請李祖佑、李樹芬及外籍醫師惠金生、郭克等四醫生，會同朱醫生診治，均認系胃瘤出血，恐難救治。
初，各醫均主施行輸血手術營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輸血反應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勢沉重，氣息僅存，故不得已決定實行輸血；惟時已深夜，原已驗定之輸血人遍覓不得，當時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沖及内侄周新，自願輸血，經趕往香港大學實驗室檢驗，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術。
在輸血前，蔡先生己入極危險之狀态，惠醫生己斷定無救；惟郭醫生仍努力輸血施救。
輸血後，經過良好，先生精神亦轉佳。
本人至今晨（即五日晨）四時始辭出。
當以輸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輸血。
今晨八時，接醫院電話，知蔡先生又轉危，本人即趕往醫院，一面通知商務印書館在職工中征求輸血者，一面趕請醫生急救。
乃至九時四十五分，願輸血者數人趕至，未及施行手術，而先生己撒手長逝，痛哉！” （高平叔記） （據高平叔編著《蔡孑民先生傳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3月出版） a 此篇是蔡元培應北大新潮社的要求，為編印《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撰寫的。
原定自己口述，由内弟黃世晖筆錄。
但由于“五四運動”後，蔡元培離京南下，于是自己動筆撰寫，完稿後寄給黃世晖，囑他核實若幹史料，轉交新潮社。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付印時，此篇标題為《蔡孑民》，題下署“都昌黃世晖記”。
b 《蔡元培全集》釋為“段雲書”。
——編者注 c 1935年8月，蔡元培向高平叔口述了他“五四”以後的經曆，高平叔記了一份大綱。
此篇是高平叔根據這份大綱并補充了1935年9月以後的内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