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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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y的無抵抗主義，是采用老子哲學的。
現代Bergson的直覺論，也是與印度古代哲學有關系的。
尤其是此次大戰以後，一般思想界，對于舊日機械論的世界觀，對于顯微鏡下專注分析而忘卻綜合的習慣，對于極端崇拜金錢、崇拜勢力的生活觀，均深感為不滿足。
欲更進一步，求一較為美善的世界觀、人生觀，尚不可得。
因而推想彼等所未發見的東方文化，或者有可以應此要求的希望。
所以對于東方文化的了解，非常熱心。
我此次遊曆，經歐洲各國，所遇的學者，無不提出此一問題。
舉其最重要者，如德國哲學家Eucken氏，深願依Dewey、Russell的前例，往中國一遊。
因年逾七十，為其夫人所阻。
近請吾友張嘉森（C.S.Chang）譯述中國倫理舊說，新著為《中國人的倫理學》一書。
法國的數學家Painlevé氏既發起中國學院于巴黎大學，近益遍訪深通中國學術的人延任教授。
英國的社會學家Wells教授與其同志與我約，由英、華兩方面各推舉學者數人，組織一互相報告的學術通訊社，互通學術上的消息。
歐洲學者熱心于了解東方文化，可見一斑了。
至于歐洲新派的詩人，崇拜李白及其他中國詩人，歐洲的新派圖畫家，如Impressionism、Expressionism等，均自稱深受中國畫的影響，更數見不鮮了。
加以中國學者，近亦鑒于素樸之中國學說或過度歐化的中國哲學譯本，均不足以表示東方文化真相于歐美人。
現已着手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舊籍而翻譯之，如吾友胡适的《墨子哲學》，是其中的一種。
照這各方面看起來，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
我們隻要大家肯盡力就好。
（據蔡元培手稿） 杜威六十歲生日晚餐會緻詞 （1919年10月20日）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團體公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的晚餐會。
我以代表北京大學的資格，得與此會，深為慶幸。
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這種時間的偶合，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關系；但正值博士留滞我國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相同的一點，我們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别的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們大學說：現今大學的責任，就該在東西文明作媒人麼？又不是說：博士也很願分負此媒人的責任麼？博士的生日，剛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經過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又十個六十次，新舊的距離很遠了。
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
孔子的哲學，雖不能包括中國文明的全部，卻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們現在暫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
孔子說尊王，博士說平民主義；孔子說女子難養，博士說男女平權；孔子說述而不作，博士說創造。
這都是根本不同的。
因為孔子所處的地位時期，與博士所處的地位時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怪他。
但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他裡面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沖突的，非不可能。
即以教育而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教育家。
他的三千個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魯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思說他太雜。
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教育的主義。
他的教育，用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
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也不是一樣。
這叫作是“因材施教”。
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适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畫一的。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就是經驗與思想并重的意義。
他說：“多聞阙疑，慎言其餘；多見阙殆，慎行其餘。
”這就是試驗的意義。
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
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
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
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澈，就是證據。
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澈，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摯。
因而對于杜威博士的生日，覺得比較那尚友古人，尤為親切。
自今以後，孔子生日的紀念，再加了幾次或幾十次，孔子已經沒有自身活動的表示；一般治孔學的人，是否于社會上有點貢獻，是一個問題。
博士的生日，加了幾次以至幾十次，博士不絕的創造，對于社會上必更有多大的貢獻。
這是我們用博士已往的曆史可以推想而知的。
兼且我們作孔子生日的紀念，與孔子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作博士生日的慶祝，還可以直接請博士的賜教。
所以對于博士的生日，我們覺得尤為親切一點。
我謹代表北京大學全體舉一觞。
祝杜威博士萬歲! （據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
現代Bergson的直覺論，也是與印度古代哲學有關系的。
尤其是此次大戰以後，一般思想界，對于舊日機械論的世界觀，對于顯微鏡下專注分析而忘卻綜合的習慣，對于極端崇拜金錢、崇拜勢力的生活觀，均深感為不滿足。
欲更進一步，求一較為美善的世界觀、人生觀，尚不可得。
因而推想彼等所未發見的東方文化，或者有可以應此要求的希望。
所以對于東方文化的了解，非常熱心。
我此次遊曆，經歐洲各國，所遇的學者，無不提出此一問題。
舉其最重要者，如德國哲學家Eucken氏，深願依Dewey、Russell的前例，往中國一遊。
因年逾七十，為其夫人所阻。
近請吾友張嘉森（C.S.Chang）譯述中國倫理舊說，新著為《中國人的倫理學》一書。
法國的數學家Painlevé氏既發起中國學院于巴黎大學，近益遍訪深通中國學術的人延任教授。
英國的社會學家Wells教授與其同志與我約，由英、華兩方面各推舉學者數人，組織一互相報告的學術通訊社，互通學術上的消息。
歐洲學者熱心于了解東方文化，可見一斑了。
至于歐洲新派的詩人，崇拜李白及其他中國詩人，歐洲的新派圖畫家，如Impressionism、Expressionism等，均自稱深受中國畫的影響，更數見不鮮了。
加以中國學者，近亦鑒于素樸之中國學說或過度歐化的中國哲學譯本，均不足以表示東方文化真相于歐美人。
現已着手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舊籍而翻譯之，如吾友胡适的《墨子哲學》，是其中的一種。
照這各方面看起來，東西文化交通的機會已經到了。
我們隻要大家肯盡力就好。
（據蔡元培手稿） 杜威六十歲生日晚餐會緻詞 （1919年10月20日）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團體公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的晚餐會。
我以代表北京大學的資格，得與此會，深為慶幸。
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這種時間的偶合，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關系；但正值博士留滞我國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相同的一點，我們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别的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們大學說：現今大學的責任，就該在東西文明作媒人麼？又不是說：博士也很願分負此媒人的責任麼？博士的生日，剛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經過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又十個六十次，新舊的距離很遠了。
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
孔子的哲學，雖不能包括中國文明的全部，卻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們現在暫認為中國舊文明的代表。
孔子說尊王，博士說平民主義；孔子說女子難養，博士說男女平權；孔子說述而不作，博士說創造。
這都是根本不同的。
因為孔子所處的地位時期，與博士所處的地位時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怪他。
但我們既然認舊的亦是文明，要在他裡面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沖突的，非不可能。
即以教育而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平民教育家。
他的三千個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魯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思說他太雜。
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教育的主義。
他的教育，用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
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幹，他的答語也不是一樣。
這叫作是“因材施教”。
可見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适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畫一的。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就是經驗與思想并重的意義。
他說：“多聞阙疑，慎言其餘；多見阙殆，慎行其餘。
”這就是試驗的意義。
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
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
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
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澈，就是證據。
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澈，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返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摯。
因而對于杜威博士的生日，覺得比較那尚友古人，尤為親切。
自今以後，孔子生日的紀念，再加了幾次或幾十次，孔子已經沒有自身活動的表示；一般治孔學的人，是否于社會上有點貢獻，是一個問題。
博士的生日，加了幾次以至幾十次，博士不絕的創造，對于社會上必更有多大的貢獻。
這是我們用博士已往的曆史可以推想而知的。
兼且我們作孔子生日的紀念，與孔子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作博士生日的慶祝，還可以直接請博士的賜教。
所以對于博士的生日，我們覺得尤為親切一點。
我謹代表北京大學全體舉一觞。
祝杜威博士萬歲! （據1919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