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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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既為中等學校以上之教育，不妨列諸大學教育之内。
惟舊式之高等學校，後改為大學預科，而新制編入高級中學者，則當屬于中學之範圍，而于大學無關焉。
吾國曆史上本有一種大學，通稱太學，最早謂之上庠，謂之辟雍，最後謂之國子監。
其用意與今之大學相類，有學生，有教官，有學科，有積分之法，有入學資格，有學位，其組織亦頗似今之大學。
然最近時期，所謂國子監者，早已有名無實。
故吾國今日之大學，乃直取歐洲大學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學演化而成也。
歐洲大學，在拉丁原名，本為教者與學者之總會（UniversitasMagistrorumetScholarium），其後演而為知識之總彙（UniversitasLitterarum），而此後各國大學即取其總義為名。
歐洲最早之大學，為十二、十三世紀間，在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諸國所設者；十四世紀以後，盛行于德語諸國，即專設神學、法學、醫學、哲學四科者是也。
其初注重應用，幾以哲學為前三科之預科。
及科學與文哲之學各别發展，具有獨立資格，遂演化而為文、理兩科。
然德語諸國，為哲學一科如故也。
拿破侖時代，曾以神學、法學、醫學，為養成教士、法吏、醫生之所，因指文理科為養成中學以上教員之所。
各國雖不必皆有此種明文，而事實上自然有此趨勢。
所以各國皆于中學校以外，設師範學校，以養成小學教員；而于大學外，特設高等師範學校，以養成中學教員者，不多見也。
法國于革命時，曾解散大學為各種專門學校；但其後又集合之而組為大學，均不設神學科，而另設藥科；惟新自德國争回史太師埠之大學，有天主教與耶稣教之神學科各一，為例外耳。
法國分全國為十七大學區，大學總長兼該區教育廳長，不特為大學内部之行政長，而一區以内中、小學校及其他一切教育行政，皆受其統轄焉。
其保留中古時代教者與學者總會之舊制者，為英國之牛津、劍橋兩大學。
牛津由二十精舍（College）組成，劍橋由十七精舍組成。
每一精舍，均為教員與學生共同生活之所。
每一教員為若幹學生之導師，示以為學之次第而監督之。
學生于求學以外，尤須努力于交際與運動，以為養成紳士資格之訓練。
大學教員有教授、額外教授與講師等，以一定時間，在教室講授學理。
其為實地練習者，有研究所、實驗室、病院等。
研究所（Seminar或作Institute）大抵為文、法等科而設，備有圖書及其他必要之參考品。
本為高等學生練習課程之機關，故常有一種課程，由教員指定條目，舉出參考書，令學生同時研究，而分期報告，以資讨論。
亦或指定名著，分段研讨，與講義相輔而行。
而教員與畢業生之有志研究學術者，亦即在研究所用功。
如古物學、曆史學、美術史等研究所，間亦附有陳列所，與地質學、生物學等陳列所相等，不但供本校師生之考察，且亦定期公開，以便校外人參觀。
至于較大之建設，如植物院，動物院，天文台，美術、曆史、自然史、民族學等博物院，則恒由國立或市立，而大學師生有特别利用之權。
實驗室大抵為理科及農、工、醫等科而設；然文科之心理學、教育學、美學、言語學等，亦漸漸有實驗室之需要。
病院為醫科而設，一方面為病人施治療，一方面即為學生實習之所也。
此外，則圖書館亦為大學最要之設備。
歐洲各國大學，自牛津、劍橋而外，其中心點皆在智育。
對于學生平日之行動，學校不複幹涉，亦不為學生設寄宿舍。
大學生自經嚴格的中學教育以後，多能自治，學校不妨放任也。
惟中古時代學生組合之遺風，演存于德語諸國者，尚有一種學生會。
每一學生會，各有其特别之服裝與徽章，遇學校典禮，如開學式、紀念會等，各會之學生，盛裝驅車，招搖過市，而集于大學之禮堂，參與儀式焉。
平日低年級學生有服役于高級生之義務，時時高會豪飲，又相與練習擊劍之術。
有時甲會與乙會有睚眦之怨，則相約而鬥劍，非剺面流血不止。
此等私鬥之舉，為警章所禁；而政府以其有尚武愛國之寓意，則故放任之，與牛津、劍橋之注重運動者同意也。
然大學人數較多者，一部分學生，或以家貧，不能供入會費用；或以思想自由，不願作無意識舉動，則不入中古式之學生會，而有自由學生之号。
所組織者，率為研究學術與服務社會之團體。
大學生注重體育，為各國通例；美國大學，且有一部分學生，特受軍事教育者，不特衛生道德，受其影響，而且為他日捍衛國家之準備。
吾國各大學，近年于各種體育設備以外，又有學生軍之組織，亦此意也。
大學有給予學位之權。
德語諸國，僅有博士一級（Doktor）。
學生非研究有得，提出論文，經本科教員認可，而又經過主課一種、副課兩種之口試，完全通過者，不能得博士學位，即不能畢業。
英語諸國，則有三級：第一學士（BachelorofArts），第二碩士（MasterofArts），第三博士。
法國亦于博士以前有學士（LaLicence）一級。
大學又得以博士名義贈與世界著名學者，或國際上有特别關系之人物。
大學初設，惟有男生。
其後雖間收女生，而入學之資格，學位之授予，均有嚴格制限。
偶有特設女子大學者，程度亦較低。
近年男女平權之理論，逐漸推行，女子求入大學者，人數漸多；于是男女同入大學及同得學位之待遇，遂通行于各國。
大學行政自由之程度，各國不同。
法國教育權，集中于政府；大學皆國立，校長由政府任命之。
英、美各國，大學多私立，經濟權操于董事會，校長由董事會延聘之。
德國各大學，或國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權集中于大學之評議會。
評議會由校長、大學法官、各科學長與一部分教授組成之。
校長及學長，由評議會選舉，一年一任。
凡願任大學教員者，于畢業大學而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研究；提出論文，經專門教授認可後，複在教授會受各有關系學科諸教授之質問，皆通過；又為公開講演一次，始得為講師。
其後以著作與名譽之增進，值一時機，進而為額外教授，又遞進而為教授，純屬大學内部之條件也。
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
在中古時代，大學教科受教會幹涉，教員不得以違禁書籍授學生。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厥惟大學。
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掣。
苟其确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大學自然為教授、學生而設，然演講既深，已成為教員與學生共同研究之機關。
所以一種講義，聽者或數百人以至千餘人；而别有一種講義，聽者或僅數人。
在學術上之價值，初不以是為軒轾也。
如講座及研究所之設備，既已成立，則雖無一學生，而教員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貢獻于世界，不必以學生之有無為作辍也。
受大學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學生為限。
各大學均有收旁聽生之例，不問預備程度，聽其選擇自由。
又有一種公開講演，或許校外人與學生同聽，或專為校外人而設，務與普通服務之時間不相沖突。
此所以謀大學教育之普及也。
（據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大辭書》） 我的讀書經驗 （1935年4月10日） 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将滿六十年了，中間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
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寫出來，可以作前車之鑒。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專心。
我初讀書的時候，讀的都是舊書，不外乎考據、詞章兩類。
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于诂訓及哲理的，對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詞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對于骈文及詩詞，是不大熱心的。
然而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都讀；并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
所以我曾經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又想編一本《公羊春秋大義》，都沒有成書。
所為文辭，不但骈文詩詞，沒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
到了四十歲以後，我始學德文，後來又學法文，我都沒有好好兒做那記生字、練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剝的看書，所以至今不能寫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說。
在德國進大學聽講以後，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那時候，這幾類的參考書，也就亂讀起來了。
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然而這類的書終不能割愛，所以想譯一本美學，想編一部比較的民族學，也都沒有成書。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筆。
我的讀書，本來抱一種利己主義，就是書裡面的短處，我不大去搜尋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認為有用的或可愛的材料。
這本來不算壞。
但是我的壞處，就是我雖讀的時候注意于這幾點，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把這幾點摘抄出來，或在書上做一點特别的記号。
若是有時候想起來，除了德文書檢目特詳，尚易檢尋外，其他的書，幾乎不容易尋到了。
我國現在有人編“索引”“引得”，等等。
又專門的辭典，也逐漸增加，尋檢較易。
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點，普通的檢目，斷不能如自己記别的方便。
我嘗見胡适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裡偷閑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号。
我想他回家後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
我記得有一部筆記，說王漁洋讀書時，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詞句，就用紙條抄出，貼在書齋壁上，時時覽讀，熟了就揭去，換上新得的。
所以他記得很多。
這雖是文學上的把戲，但科學上何嘗不可以仿作呢？我因為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
我的讀書的短處，我已經經驗了許多的不方便，特地寫出來，望讀者鑒于我的短處，第一能專心，第二能勤筆。
這一定有許多成效。
（據1935年4月10日《文化建設》第1卷第7期） 關于讀經問題 （1935年5月10日） 讀經問題，是現在有些人主張：自小學起，凡學生都應在十三經中選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為讀本的問題。
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曆史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
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贊成的。
若要小學生也讀一點經，我覺得不妥當，認為無益而有損。
在主張讀經的人，一定為經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終身應用，所以要讀熟他。
但是有用的格言，我們可以用别種方式發揮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論語》說“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說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
在《禮記·中庸》篇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
在《大學》篇說是“絜矩之道：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
在《孟子》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這當然都是颠撲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兒童不容易領會。
我們若用“并坐不橫肱”等具體事件，或用“狐以盤饷鶴，鶴以瓶饷狐”等寓言證明這種理論，反能引起興趣。
又如《論語》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也說得斬釘截鐵的樣子，但是同兒童說明，甚難了解。
我們要是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傳記來證明，就比較的有意思了。
所以我認為呆讀經文，沒有多大益處。
在司馬遷《史記》裡面，引《書經》的話，已經用翻譯法，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還要小孩子讀經書原文呢？ 經書裡面，有許多不合于現代事實的話，在古人們處他們的時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現代的兒童，就不相宜了。
例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類的話。
又每一部中總有後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話，《論語》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鳳鳥不至”“子見南子”“色斯舉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釋不明白，要叫小孩子們硬讀，不怕窒礙他們的腦力麼？《易經》全部，都是吉、兇、悔、吝等信仰蔔筮的話，一展卷就說“潛龍”“飛龍”。
《詩經》是“國風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體會那不淫不亂的界限，怎樣同兒童講明呢？一開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牡丹亭》曲本裡的杜麗娘，就因此而引起傷春病，雖是寓言，卻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
（據1935年5月《教育雜志》第25卷第5号）
惟舊式之高等學校，後改為大學預科，而新制編入高級中學者，則當屬于中學之範圍，而于大學無關焉。
吾國曆史上本有一種大學，通稱太學，最早謂之上庠，謂之辟雍，最後謂之國子監。
其用意與今之大學相類，有學生，有教官，有學科，有積分之法，有入學資格，有學位，其組織亦頗似今之大學。
然最近時期，所謂國子監者，早已有名無實。
故吾國今日之大學，乃直取歐洲大學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學演化而成也。
歐洲大學，在拉丁原名，本為教者與學者之總會（UniversitasMagistrorumetScholarium），其後演而為知識之總彙（UniversitasLitterarum），而此後各國大學即取其總義為名。
歐洲最早之大學，為十二、十三世紀間，在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諸國所設者；十四世紀以後，盛行于德語諸國，即專設神學、法學、醫學、哲學四科者是也。
其初注重應用，幾以哲學為前三科之預科。
及科學與文哲之學各别發展，具有獨立資格，遂演化而為文、理兩科。
然德語諸國，為哲學一科如故也。
拿破侖時代，曾以神學、法學、醫學，為養成教士、法吏、醫生之所，因指文理科為養成中學以上教員之所。
各國雖不必皆有此種明文，而事實上自然有此趨勢。
所以各國皆于中學校以外，設師範學校，以養成小學教員；而于大學外，特設高等師範學校，以養成中學教員者，不多見也。
法國于革命時，曾解散大學為各種專門學校；但其後又集合之而組為大學，均不設神學科，而另設藥科；惟新自德國争回史太師埠之大學，有天主教與耶稣教之神學科各一，為例外耳。
法國分全國為十七大學區，大學總長兼該區教育廳長，不特為大學内部之行政長，而一區以内中、小學校及其他一切教育行政，皆受其統轄焉。
其保留中古時代教者與學者總會之舊制者，為英國之牛津、劍橋兩大學。
牛津由二十精舍（College）組成，劍橋由十七精舍組成。
每一精舍，均為教員與學生共同生活之所。
每一教員為若幹學生之導師，示以為學之次第而監督之。
學生于求學以外，尤須努力于交際與運動，以為養成紳士資格之訓練。
大學教員有教授、額外教授與講師等，以一定時間，在教室講授學理。
其為實地練習者，有研究所、實驗室、病院等。
研究所（Seminar或作Institute）大抵為文、法等科而設，備有圖書及其他必要之參考品。
本為高等學生練習課程之機關，故常有一種課程，由教員指定條目，舉出參考書，令學生同時研究，而分期報告，以資讨論。
亦或指定名著，分段研讨，與講義相輔而行。
而教員與畢業生之有志研究學術者，亦即在研究所用功。
如古物學、曆史學、美術史等研究所，間亦附有陳列所，與地質學、生物學等陳列所相等，不但供本校師生之考察，且亦定期公開，以便校外人參觀。
至于較大之建設，如植物院，動物院，天文台，美術、曆史、自然史、民族學等博物院，則恒由國立或市立，而大學師生有特别利用之權。
實驗室大抵為理科及農、工、醫等科而設；然文科之心理學、教育學、美學、言語學等，亦漸漸有實驗室之需要。
病院為醫科而設，一方面為病人施治療，一方面即為學生實習之所也。
此外，則圖書館亦為大學最要之設備。
歐洲各國大學，自牛津、劍橋而外，其中心點皆在智育。
對于學生平日之行動，學校不複幹涉，亦不為學生設寄宿舍。
大學生自經嚴格的中學教育以後，多能自治，學校不妨放任也。
惟中古時代學生組合之遺風，演存于德語諸國者，尚有一種學生會。
每一學生會，各有其特别之服裝與徽章，遇學校典禮，如開學式、紀念會等，各會之學生，盛裝驅車，招搖過市，而集于大學之禮堂，參與儀式焉。
平日低年級學生有服役于高級生之義務，時時高會豪飲，又相與練習擊劍之術。
有時甲會與乙會有睚眦之怨，則相約而鬥劍，非剺面流血不止。
此等私鬥之舉，為警章所禁；而政府以其有尚武愛國之寓意，則故放任之，與牛津、劍橋之注重運動者同意也。
然大學人數較多者，一部分學生，或以家貧，不能供入會費用；或以思想自由，不願作無意識舉動，則不入中古式之學生會，而有自由學生之号。
所組織者，率為研究學術與服務社會之團體。
大學生注重體育，為各國通例；美國大學，且有一部分學生，特受軍事教育者，不特衛生道德，受其影響，而且為他日捍衛國家之準備。
吾國各大學，近年于各種體育設備以外，又有學生軍之組織，亦此意也。
大學有給予學位之權。
德語諸國，僅有博士一級（Doktor）。
學生非研究有得，提出論文，經本科教員認可，而又經過主課一種、副課兩種之口試，完全通過者，不能得博士學位，即不能畢業。
英語諸國，則有三級：第一學士（BachelorofArts），第二碩士（MasterofArts），第三博士。
法國亦于博士以前有學士（LaLicence）一級。
大學又得以博士名義贈與世界著名學者，或國際上有特别關系之人物。
大學初設，惟有男生。
其後雖間收女生，而入學之資格，學位之授予，均有嚴格制限。
偶有特設女子大學者，程度亦較低。
近年男女平權之理論，逐漸推行，女子求入大學者，人數漸多；于是男女同入大學及同得學位之待遇，遂通行于各國。
大學行政自由之程度，各國不同。
法國教育權，集中于政府；大學皆國立，校長由政府任命之。
英、美各國，大學多私立，經濟權操于董事會，校長由董事會延聘之。
德國各大學，或國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權集中于大學之評議會。
評議會由校長、大學法官、各科學長與一部分教授組成之。
校長及學長，由評議會選舉，一年一任。
凡願任大學教員者，于畢業大學而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研究；提出論文，經專門教授認可後，複在教授會受各有關系學科諸教授之質問，皆通過；又為公開講演一次，始得為講師。
其後以著作與名譽之增進，值一時機，進而為額外教授，又遞進而為教授，純屬大學内部之條件也。
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
在中古時代，大學教科受教會幹涉，教員不得以違禁書籍授學生。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厥惟大學。
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掣。
苟其确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大學自然為教授、學生而設，然演講既深，已成為教員與學生共同研究之機關。
所以一種講義，聽者或數百人以至千餘人；而别有一種講義，聽者或僅數人。
在學術上之價值，初不以是為軒轾也。
如講座及研究所之設備，既已成立，則雖無一學生，而教員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貢獻于世界，不必以學生之有無為作辍也。
受大學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學生為限。
各大學均有收旁聽生之例，不問預備程度，聽其選擇自由。
又有一種公開講演，或許校外人與學生同聽，或專為校外人而設，務與普通服務之時間不相沖突。
此所以謀大學教育之普及也。
（據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大辭書》） 我的讀書經驗 （1935年4月10日） 我自十餘歲起，就開始讀書；讀到現在，将滿六十年了，中間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幾乎沒有一日不讀點書的，然而我沒有什麼成就，這是讀書不得法的緣故。
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寫出來，可以作前車之鑒。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專心。
我初讀書的時候，讀的都是舊書，不外乎考據、詞章兩類。
我的嗜好，在考據方面，是偏于诂訓及哲理的，對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煩的；在詞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對于骈文及詩詞，是不大熱心的。
然而以一物不知為恥，種種都讀；并且算學書也讀，醫學書也讀，都沒有讀通。
所以我曾經想編一部《說文聲系義證》，又想編一本《公羊春秋大義》，都沒有成書。
所為文辭，不但骈文詩詞，沒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
到了四十歲以後，我始學德文，後來又學法文，我都沒有好好兒做那記生字、練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剝的看書，所以至今不能寫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說。
在德國進大學聽講以後，哲學史、文學史、文明史、心理學、美學、美術史、民族學，統統去聽，那時候，這幾類的參考書，也就亂讀起來了。
後來雖勉自收縮，以美學與美術史為主，輔以民族學；然而這類的書終不能割愛，所以想譯一本美學，想編一部比較的民族學，也都沒有成書。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勤筆。
我的讀書，本來抱一種利己主義，就是書裡面的短處，我不大去搜尋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認為有用的或可愛的材料。
這本來不算壞。
但是我的壞處，就是我雖讀的時候注意于這幾點，但往往為速讀起見，無暇把這幾點摘抄出來，或在書上做一點特别的記号。
若是有時候想起來，除了德文書檢目特詳，尚易檢尋外，其他的書，幾乎不容易尋到了。
我國現在有人編“索引”“引得”，等等。
又專門的辭典，也逐漸增加，尋檢較易。
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點，普通的檢目，斷不能如自己記别的方便。
我嘗見胡适之先生有一個時期，出門常常攜一兩本線裝書，在舟車上或其他忙裡偷閑時翻閱，見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鉛筆作記号。
我想他回家後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續。
我記得有一部筆記，說王漁洋讀書時，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詞句，就用紙條抄出，貼在書齋壁上，時時覽讀，熟了就揭去，換上新得的。
所以他記得很多。
這雖是文學上的把戲，但科學上何嘗不可以仿作呢？我因為從來懶得動筆，所以沒有成就。
我的讀書的短處，我已經經驗了許多的不方便，特地寫出來，望讀者鑒于我的短處，第一能專心，第二能勤筆。
這一定有許多成效。
（據1935年4月10日《文化建設》第1卷第7期） 關于讀經問題 （1935年5月10日） 讀經問題，是現在有些人主張：自小學起，凡學生都應在十三經中選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為讀本的問題。
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曆史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
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贊成的。
若要小學生也讀一點經，我覺得不妥當，認為無益而有損。
在主張讀經的人，一定為經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終身應用，所以要讀熟他。
但是有用的格言，我們可以用别種方式發揮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論語》說“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又說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
在《禮記·中庸》篇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
在《大學》篇說是“絜矩之道：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
在《孟子》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這當然都是颠撲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兒童不容易領會。
我們若用“并坐不橫肱”等具體事件，或用“狐以盤饷鶴，鶴以瓶饷狐”等寓言證明這種理論，反能引起興趣。
又如《論語》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也說得斬釘截鐵的樣子，但是同兒童說明，甚難了解。
我們要是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傳記來證明，就比較的有意思了。
所以我認為呆讀經文，沒有多大益處。
在司馬遷《史記》裡面，引《書經》的話，已經用翻譯法，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還要小孩子讀經書原文呢？ 經書裡面，有許多不合于現代事實的話，在古人們處他們的時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現代的兒童，就不相宜了。
例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類的話。
又每一部中總有後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話，《論語》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鳳鳥不至”“子見南子”“色斯舉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釋不明白，要叫小孩子們硬讀，不怕窒礙他們的腦力麼？《易經》全部，都是吉、兇、悔、吝等信仰蔔筮的話，一展卷就說“潛龍”“飛龍”。
《詩經》是“國風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體會那不淫不亂的界限，怎樣同兒童講明呢？一開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牡丹亭》曲本裡的杜麗娘，就因此而引起傷春病，雖是寓言，卻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
（據1935年5月《教育雜志》第25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