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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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立學校以後，一般人對于學校的觀念，仍複如此。
教育既無改革，社會上一切事業，都是一仍舊貫。
因此這種教育不能不改造的。
從“改造教育去改造社會”這句話而論，有兩種解說。
第一改造教育，以改造将來社會。
就是學校裡養成一種人才，将來進社會做事。
比如現在的國民學校的學生，預備将來做國民；現在的師範生，将來做教師；諸如此類，不必遍舉。
第二改造教育同時改造社會，就是學生或教員一方面講學問，一方面效力社會。
以前教育，注重第一層，做教員的專門教書，學生專門念書。
這幾年來尤以去年五月到現在為最，趨重到第二層。
學校教育同時影響到社會。
杜威先生的教育主張，就是如此。
現在各學校創立平民學校、講演所等等，都是學生在校即效力社會的表現。
從教育着手，去改造社會，改造之點，繁不勝舉。
但是簡單說來，可以歸到教育調查會定的兩句話“養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
社會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複有何求？所以第二句話離不了第一句話。
所謂健全人格，分為德育、體育、知育、美育四項。
換言之，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意思亦相契合的。
都能自由平等，都能博愛互助，共和精神亦發展了。
現在社會上不自由，有兩種緣故：一種人不許别人自由，自己有所憑借，剝奪别人自由，因此有奴隸制度、階級制度；又有一種人甘心不自由，自己被人束縛，不以為束縛，甘心忍受束縛。
這種甘心不自由的人，自己得不到自由，而且最喜剝奪别人自由，壓制别人自由，所以不能博愛，不能互助，因此社會上亦不平等不安穩了！倘能全國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愛自由，一方面助人愛自由，那麼國事決不至于如此！要培養愛自由、好平等、尚博愛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重發展個性和涵養同情心兩點。
論到發展個性一層，現在學校中行分年級制度，不論個性如何，總使讀滿幾年，方能畢業，很不适當。
因此有人訾學校不如書塾書院。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國文。
我人雖可反駁訾者說學校中科目太多，且教法亦不同。
但學校确有不及書院之點。
我們知道以前書院院長，或擅長文學，從其學者，能文者輩出；或長經學與小學，從其學者，莫不感化。
因為院長以此為畢生事業，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發展。
現在學校内科目繁多，無研究餘地。
所以有人竭力提倡廢止年級制，行選科制。
又有人如胡适之先生，提倡純粹自由學校，無一定校所，無上課形式，欲學某科，找得精于某科者為導師，由導師指定數種書籍，自由研究，質疑問難而已。
我想這樣辦法，比現行年級制、劃一制可以發展個性。
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樣，彼此休戚相關，互相諒解。
所以現行考試制度，最與此點背馳。
為争名次之高下、分數之多寡，使同情心日減，嫉妒心大增。
同學之間，不肯相互研究。
竟有得一參考書籍，秘不告人，以為惟我獨知，可以奪得第一，可笑之至。
這種考試制度，受科舉餘毒，有礙同情心，應得改良的。
又如體育，本屬很平常之事，應有健全之體格，方能從事各種事業，苟能了解此點，無不樂為的。
乃竟盛行比賽運動，以為獎勵體育，養成抑人我勝之觀念，并且造成運動員階級。
這都是抑卻同情心的。
所以自去年到現在，學生運動，在一校内，往往發生沖突。
如甲揭條示攻乙，乙揭條示讦丙。
又如此地學生，責備彼地學生，不能援助，彼地學生亦然。
其實向同一目的去運動，正宜互相了解，發生同情。
攻讦責備，都是無謂。
因此可見學校中涵養同情心一層，尚欠注意。
教育改造之點很多，我以為上述二層，發展個性，涵養同情心，要更加注意。
（據1920年4月15日《教育與社會》第1卷第1号）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别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
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别的群性，抹殺個性。
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
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
”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
政黨不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疊。
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疊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着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
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後勝于前，因為後人憑着前人的成績，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進一步。
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麼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便是加了一個限制。
教育是公同的：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麼界限。
教會是差别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
不但這樣，基督教裡面，天主教與耶稣教又不同。
不但這樣，耶稣教裡面，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等派别的不同。
彼此誰真誰僞，永遠沒有定論，隻好讓成年的人自由選擇。
所以各國憲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條。
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
但是，什麼樣可以實行超然的教育呢？鄙人拟一個辦法如下。
分全國為若幹大學區，每區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學術，都可以設在大學裡面，一區以内的中小學校教育，與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講團、體育會、圖書館、博物院、音樂、演劇、影戲……與其他成年教育、盲啞教育等等，都由大學辦理。
大學的事務，都由大學教授所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
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
由各大學校長，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系的事務。
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關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幹涉各大學區事務。
教育總長必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内閣更疊的影響。
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于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
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
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各區教育經費，都從本區中抽稅充用。
較為貧乏的區，經高等教育會議議決後，得由中央政府撥國家稅補助。
注： 分大學區與大學兼辦中小學校的事，用法國制。
大學可包括各種專門學術，不必如法、德等國别設高等專門學校，用美國制。
大學兼任社會教育，用美國制。
大學校長，由教授公舉，用德國制。
大學不設神學科，學校不得宣傳教義，與教士不得參與教育，均用法國制。
瑞士亦已提議。
抽教育稅，用美國制。
（據蔡元培手稿） 《社會學方法論》序 （1924年11月10日）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民族很複雜，曆蟲很悠久，占有無量數的材料，可以貢獻于科學界。
獨惜古代學者于純粹客觀的方法，發現頗少；所以他們雖未嘗不盡力于觀察，記錄的工作，而總不能把此等無量數的材料，化為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就不能産生科學。
我們現在既窺見歐洲科學的完備，自然不能不竭力介紹；但是介紹他們科學的結論，決不如介紹科學的方法為重要；因為得了結論，不過趁他人的現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
從前有個小說家，說仙人呂洞賓，遇一貧士，就用指點一石成金，要贈給他；貧士不要這塊金，而要他點石成金的手指。
科學結論，是點成的金，量終有限；科學方法，是點石的指，可以産無窮的金。
這可以看出方法論的重要了。
但是各種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上，都早經論定，就是有點出入，也不很多。
在社會科學上，因為對象較為變動，科學的成立也較晚，所以研究的方法，也還多争論。
這裡邊最新成立的社會學，争論尤多。
這一種科學，是法國近代實證哲學家孔德氏所創立的，但孔德氏雖提倡實證主義，而他的社會學，卻用他的“人類在時間裡進步”的理想作前提，并不完全靠實驗的結果作為證據，而始成結論；所以後繼者塗爾幹氏雖紹述他的實證主義，而對于他的社會學方法，卻不能表示滿意。
塗爾幹氏不但不滿意于孔德的方法，就是英國斯賓塞氏以社會為源于消費協合的結論，在他看起來也還是成見。
并且他對于買石亞非的自然說，與盧梭、霍布士的強制說，道德學上義務、善行、正義等标準，經濟學上的供求律，都認為未經實驗以前的理想。
對于加答非洛的犯罪學，與意大利派把“非物質”的現象附隸于社會現象，認為不合于社會現象的界說。
對于穆勒“實驗方法不合于社會學之用”的判斷，尤認為不合論理。
總說一句，他是認定社會現象是超乎生物學、心理學的種種現象而自成系統，且非完全用客觀的實驗方法不可。
所以他提出社會學三種特性:第一，離哲學而獨立；第二，完全用客觀的方法而認社會現象是件事，要研究他，就要把他當作是件事；第三，不當是通常的事，而特别的當他是社會的事。
他要很嚴格地表現這些特性，所以不能滿意于前時或同時的各家所用的方法。
但是社會現象，照他所定的界說上看起來，也是複雜的了不得。
所以他曾說：“社會事物萬千，欲把這萬千事物，詳覽無遺，不特此種表冊，不能以人力造作；即使能使人力造作，也不能就認為可靠；且即使能造作，不特有取其事實之渺而小者，而遺其事實之大而要者的弊病；恐怕就是他所認為知道之渺而小者，也未必盡然真能懂得他。
”所以通常科學上所用的剩餘方法，相同方法、相異方法，若照樣的用在社會學上，還覺得不滿足。
那麼，他主張用純粹客觀的方法。
用什麼方法呢?他就創造了一種共變方法。
共變方法，是選取幾件可靠的事實來研究，若兩種事實，甲變而乙亦與之俱變，就可以說獲得事物的公例。
這真得執簡禦繁的巧法，而且甚便于分别研求。
這在社會學上可以算空前的發現。
他在他的社會分工論上，曾經說明這一種方法。
在社會學年報上，也陸續把他與他的同志所研究的成績，報告出來。
而專門表示此種方法與說明所以必用此種方法的理由，就以這部社會學方法為最切要。
若把他介紹到我國，我們就按照他所說的程序，先取材于單獨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的社會現象；次取材于同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日本、暹羅等的社會現象之比較；次取材于異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歐美的社會現象之比較；不知道可以研究出多少事物公例，可以貢獻于世界社會學家的。
大約他這一部書，在法國研究社會學的，都曾讀過，但是肯譯的還沒有。
吾友許君德珩在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來法研究，已曆五年，雖然經濟狀況常常給他困難，而他的刻苦用功，積久不懈，每日用功時間，總在十點鐘左右，為留歐同學中所僅見。
他所專研的是社會學，于各派的學說，都經涉獵，而尤服膺于塗爾幹的學說。
特于課餘，譯述此書。
他的譯法，精審忠實，在他自記的譯例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曾經用原書檢對一過，覺得他的譯文，不但當得起“信”“達”兩個字，而且有幾處，因為原書頗涉晦澀，經他加以解釋與例證，覺得比讀原書更容易了解。
我認為近年來最有價值的譯本，謹為鄭重介紹。
蔡元培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巴黎 （據塗爾幹著，許德珩譯《社會學方法論》， 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學教育 （1930年） 大學教育者，學生于中學畢業以後，所受更進一級之教育也。
其科目為文、理、神學、法、醫、藥、農、工、商、師範、音樂、美術、陸海軍等。
前五者自神學以外，為各國大學所公有。
惟舊制合文、理為一科，而名為哲學，現今德語諸國，尚仍用之。
農、工、商以下各科，多獨立而為專門學校，如法國之國立美術專門學校（EcoleNationaleetSpecialedesBeauxArts）之類；亦或謂之高等學校，如德國之理工高等學校（TechnischeHochschuele）之類；或僅稱學校，如法國百工學校（EcolePolytechnique）之類；或單稱學院，如法國巴士特學院（L’institutPasteur）之類。
用大學教育之廣義，則可以包括之。
我國舊仿日本制，于大學以下，有一種專門學校，如農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之類。
雖程度較低，年限較短，
改立學校以後，一般人對于學校的觀念，仍複如此。
教育既無改革，社會上一切事業，都是一仍舊貫。
因此這種教育不能不改造的。
從“改造教育去改造社會”這句話而論，有兩種解說。
第一改造教育，以改造将來社會。
就是學校裡養成一種人才，将來進社會做事。
比如現在的國民學校的學生，預備将來做國民；現在的師範生，将來做教師；諸如此類，不必遍舉。
第二改造教育同時改造社會，就是學生或教員一方面講學問，一方面效力社會。
以前教育，注重第一層，做教員的專門教書，學生專門念書。
這幾年來尤以去年五月到現在為最，趨重到第二層。
學校教育同時影響到社會。
杜威先生的教育主張，就是如此。
現在各學校創立平民學校、講演所等等，都是學生在校即效力社會的表現。
從教育着手，去改造社會，改造之點，繁不勝舉。
但是簡單說來，可以歸到教育調查會定的兩句話“養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
社會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複有何求？所以第二句話離不了第一句話。
所謂健全人格，分為德育、體育、知育、美育四項。
換言之，和自由、平等、博愛的意思亦相契合的。
都能自由平等，都能博愛互助，共和精神亦發展了。
現在社會上不自由，有兩種緣故：一種人不許别人自由，自己有所憑借，剝奪别人自由，因此有奴隸制度、階級制度；又有一種人甘心不自由，自己被人束縛，不以為束縛，甘心忍受束縛。
這種甘心不自由的人，自己得不到自由，而且最喜剝奪别人自由，壓制别人自由，所以不能博愛，不能互助，因此社會上亦不平等不安穩了！倘能全國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愛自由，一方面助人愛自由，那麼國事決不至于如此！要培養愛自由、好平等、尚博愛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重發展個性和涵養同情心兩點。
論到發展個性一層，現在學校中行分年級制度，不論個性如何，總使讀滿幾年，方能畢業，很不适當。
因此有人訾學校不如書塾書院。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國文。
我人雖可反駁訾者說學校中科目太多，且教法亦不同。
但學校确有不及書院之點。
我們知道以前書院院長，或擅長文學，從其學者，能文者輩出；或長經學與小學，從其學者，莫不感化。
因為院長以此為畢生事業，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發展。
現在學校内科目繁多，無研究餘地。
所以有人竭力提倡廢止年級制，行選科制。
又有人如胡适之先生，提倡純粹自由學校，無一定校所，無上課形式，欲學某科，找得精于某科者為導師，由導師指定數種書籍，自由研究，質疑問難而已。
我想這樣辦法，比現行年級制、劃一制可以發展個性。
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樣，彼此休戚相關，互相諒解。
所以現行考試制度，最與此點背馳。
為争名次之高下、分數之多寡，使同情心日減，嫉妒心大增。
同學之間，不肯相互研究。
竟有得一參考書籍，秘不告人，以為惟我獨知，可以奪得第一，可笑之至。
這種考試制度，受科舉餘毒，有礙同情心，應得改良的。
又如體育，本屬很平常之事，應有健全之體格，方能從事各種事業，苟能了解此點，無不樂為的。
乃竟盛行比賽運動，以為獎勵體育，養成抑人我勝之觀念，并且造成運動員階級。
這都是抑卻同情心的。
所以自去年到現在，學生運動，在一校内，往往發生沖突。
如甲揭條示攻乙，乙揭條示讦丙。
又如此地學生，責備彼地學生，不能援助，彼地學生亦然。
其實向同一目的去運動，正宜互相了解，發生同情。
攻讦責備，都是無謂。
因此可見學校中涵養同情心一層，尚欠注意。
教育改造之點很多，我以為上述二層，發展個性，涵養同情心，要更加注意。
（據1920年4月15日《教育與社會》第1卷第1号）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别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
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别的群性，抹殺個性。
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
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
”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
政黨不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疊。
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疊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着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
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後勝于前，因為後人憑着前人的成績，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進一步。
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麼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便是加了一個限制。
教育是公同的：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麼界限。
教會是差别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
不但這樣，基督教裡面，天主教與耶稣教又不同。
不但這樣，耶稣教裡面，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等派别的不同。
彼此誰真誰僞，永遠沒有定論，隻好讓成年的人自由選擇。
所以各國憲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條。
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
但是，什麼樣可以實行超然的教育呢？鄙人拟一個辦法如下。
分全國為若幹大學區，每區立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種專門學術，都可以設在大學裡面，一區以内的中小學校教育，與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講團、體育會、圖書館、博物院、音樂、演劇、影戲……與其他成年教育、盲啞教育等等，都由大學辦理。
大學的事務，都由大學教授所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
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
由各大學校長，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互相關系的事務。
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關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幹涉各大學區事務。
教育總長必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内閣更疊的影響。
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但于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
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
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各區教育經費，都從本區中抽稅充用。
較為貧乏的區，經高等教育會議議決後，得由中央政府撥國家稅補助。
注： 分大學區與大學兼辦中小學校的事，用法國制。
大學可包括各種專門學術，不必如法、德等國别設高等專門學校，用美國制。
大學兼任社會教育，用美國制。
大學校長，由教授公舉，用德國制。
大學不設神學科，學校不得宣傳教義，與教士不得參與教育，均用法國制。
瑞士亦已提議。
抽教育稅，用美國制。
（據蔡元培手稿） 《社會學方法論》序 （1924年11月10日） 我們中國，地大物博，民族很複雜，曆蟲很悠久，占有無量數的材料，可以貢獻于科學界。
獨惜古代學者于純粹客觀的方法，發現頗少；所以他們雖未嘗不盡力于觀察，記錄的工作，而總不能把此等無量數的材料，化為有條理，有系統的知識，就不能産生科學。
我們現在既窺見歐洲科學的完備，自然不能不竭力介紹；但是介紹他們科學的結論，決不如介紹科學的方法為重要；因為得了結論，不過趁他人的現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
從前有個小說家，說仙人呂洞賓，遇一貧士，就用指點一石成金，要贈給他；貧士不要這塊金，而要他點石成金的手指。
科學結論，是點成的金，量終有限；科學方法，是點石的指，可以産無窮的金。
這可以看出方法論的重要了。
但是各種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上，都早經論定，就是有點出入，也不很多。
在社會科學上，因為對象較為變動，科學的成立也較晚，所以研究的方法，也還多争論。
這裡邊最新成立的社會學，争論尤多。
這一種科學，是法國近代實證哲學家孔德氏所創立的，但孔德氏雖提倡實證主義，而他的社會學，卻用他的“人類在時間裡進步”的理想作前提，并不完全靠實驗的結果作為證據，而始成結論；所以後繼者塗爾幹氏雖紹述他的實證主義，而對于他的社會學方法，卻不能表示滿意。
塗爾幹氏不但不滿意于孔德的方法，就是英國斯賓塞氏以社會為源于消費協合的結論，在他看起來也還是成見。
并且他對于買石亞非的自然說，與盧梭、霍布士的強制說，道德學上義務、善行、正義等标準，經濟學上的供求律，都認為未經實驗以前的理想。
對于加答非洛的犯罪學，與意大利派把“非物質”的現象附隸于社會現象，認為不合于社會現象的界說。
對于穆勒“實驗方法不合于社會學之用”的判斷，尤認為不合論理。
總說一句，他是認定社會現象是超乎生物學、心理學的種種現象而自成系統，且非完全用客觀的實驗方法不可。
所以他提出社會學三種特性:第一，離哲學而獨立；第二，完全用客觀的方法而認社會現象是件事，要研究他，就要把他當作是件事；第三，不當是通常的事，而特别的當他是社會的事。
他要很嚴格地表現這些特性，所以不能滿意于前時或同時的各家所用的方法。
但是社會現象，照他所定的界說上看起來，也是複雜的了不得。
所以他曾說：“社會事物萬千，欲把這萬千事物，詳覽無遺，不特此種表冊，不能以人力造作；即使能使人力造作，也不能就認為可靠；且即使能造作，不特有取其事實之渺而小者，而遺其事實之大而要者的弊病；恐怕就是他所認為知道之渺而小者，也未必盡然真能懂得他。
”所以通常科學上所用的剩餘方法，相同方法、相異方法，若照樣的用在社會學上，還覺得不滿足。
那麼，他主張用純粹客觀的方法。
用什麼方法呢?他就創造了一種共變方法。
共變方法，是選取幾件可靠的事實來研究，若兩種事實，甲變而乙亦與之俱變，就可以說獲得事物的公例。
這真得執簡禦繁的巧法，而且甚便于分别研求。
這在社會學上可以算空前的發現。
他在他的社會分工論上，曾經說明這一種方法。
在社會學年報上，也陸續把他與他的同志所研究的成績，報告出來。
而專門表示此種方法與說明所以必用此種方法的理由，就以這部社會學方法為最切要。
若把他介紹到我國，我們就按照他所說的程序，先取材于單獨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的社會現象；次取材于同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日本、暹羅等的社會現象之比較；次取材于異種而異社會中的事，就是本國與歐美的社會現象之比較；不知道可以研究出多少事物公例，可以貢獻于世界社會學家的。
大約他這一部書，在法國研究社會學的，都曾讀過，但是肯譯的還沒有。
吾友許君德珩在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來法研究，已曆五年，雖然經濟狀況常常給他困難，而他的刻苦用功，積久不懈，每日用功時間，總在十點鐘左右，為留歐同學中所僅見。
他所專研的是社會學，于各派的學說，都經涉獵，而尤服膺于塗爾幹的學說。
特于課餘，譯述此書。
他的譯法，精審忠實，在他自記的譯例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曾經用原書檢對一過，覺得他的譯文，不但當得起“信”“達”兩個字，而且有幾處，因為原書頗涉晦澀，經他加以解釋與例證，覺得比讀原書更容易了解。
我認為近年來最有價值的譯本，謹為鄭重介紹。
蔡元培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巴黎 （據塗爾幹著，許德珩譯《社會學方法論》， 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學教育 （1930年） 大學教育者，學生于中學畢業以後，所受更進一級之教育也。
其科目為文、理、神學、法、醫、藥、農、工、商、師範、音樂、美術、陸海軍等。
前五者自神學以外，為各國大學所公有。
惟舊制合文、理為一科，而名為哲學，現今德語諸國，尚仍用之。
農、工、商以下各科，多獨立而為專門學校，如法國之國立美術專門學校（EcoleNationaleetSpecialedesBeauxArts）之類；亦或謂之高等學校，如德國之理工高等學校（TechnischeHochschuele）之類；或僅稱學校，如法國百工學校（EcolePolytechnique）之類；或單稱學院，如法國巴士特學院（L’institutPasteur）之類。
用大學教育之廣義，則可以包括之。
我國舊仿日本制，于大學以下，有一種專門學校，如農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之類。
雖程度較低，年限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