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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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大家須彼此愛護。
有從國外來，不能說國語的，國内來的同學，可以幫助他們。
互相親愛，互相原諒。
這也是很禱祝的一件事。
（于世秀記） （據1921年8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 在北京大學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 （1920年1月18日） 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
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
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挂着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
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
現在這塊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學第一步的改變，便是校役夜班之開辦。
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師大學堂裡面，聽差的也可以求學。
從前京師大學堂裡面的聽差，不過賺幾個錢，喊幾聲大人老爺；現在北京大學替聽差的開個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随便的求點學問。
于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
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
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從前隻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
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
大學生為什麼要辦這個平民夜校呢？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有了學問，看見旁的兄弟還沒有學問，自己心中很難過。
好像自己飽了，看見許多的兄弟姊妹都還餓着，自己心中就很難過一樣。
“一個人不但愁着肚子餓，而且怕腦子餓。
”大學生看見許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餓，固然難過，他們看見你們的腦子餓，也是很難過的。
因為人沒有學問，不認識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寫封信還要請人去寫。
要是自己會寫，還受這種苦嗎？我們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見，我們心中一定很難過；我們的腦子餓了，看個電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嘗不是一樣的苦呢？譬如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現在又到大學，仿佛已經吃的很多。
要是看見旁人沒有學問，沒有知識，常常受“腦餓”的痛苦，他們自己一定很難過，很不爽快——因為不平，所以願為大家盡力，開辦這個平民夜校。
大學生一方面既有這種好意思，住在大學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學，現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餓了要去求食一樣。
這種意思，實在好極，也算不負了辦平民夜校的熱心。
辦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熱心；我對于夜校的學生同家長，還有兩層希望： 一、教職員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們，我們進去一兩天後，覺得沒有什麼新奇，于是就不去了。
要是這樣，仿佛也對不起教員的一番熱心。
二、住在大學附近的，才有這種特别權利，那些住得較遠的，不能享着這種權利的，你們應該覺得很難過，把你們所已知的傳達給他們——你們的親戚或朋友——使他們的子弟也入他們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學。
這都是很要緊的。
這也是我所望于辦平民夜校的，與你們的。
（據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學日刊》） 北京大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題詞 （1925年）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哲學在我國古書本名為道學。
今日哲學者，希臘語斐羅梭斐之譯文。
其原義為愛智。
故哲學家不忌懷疑而忌武斷，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
願以孔子之言，與哲學系諸同學共勉之。
因題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
蔡元培 （據影印手迹） 《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 （1929年11月20日） 北京大學，到現在有三十一年的曆史了。
這三十一年内，名稱改了幾次；内容與外延的廣狹，改了幾次；學風改了幾次。
到了第三十一年，在黨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學條例，又值北大的名稱與關系屢次改變，而終于恢複。
自此以後，又将有一時期可以專心緻志于按部就班的進展，而不緻輕易搖動。
但我以為北大同人，若要維持不易動搖的狀态，至少應注意兩點： （一）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有一部分的人，好引過去的曆史北大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禅；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
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于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隐隐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
今則首都既已南遷。
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
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于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
要有日進無疆的自信心，不憑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嶄然露頭角。
（二）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從前，在腐敗政府之下，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
若就求學的目的說起來，犧牲未免太多，然在責無旁貸的時期，即亦無可如何。
今則政府均屬同志，勉為其難；宣傳黨義、運動民衆等事，又已有黨部負了專責。
我們正好乘黨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時候，多做點預備的工夫，就是多做點學術上的預備。
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棄學業，他日重任加身，始發不學無術的悔恨，就無及了。
所以應守分工的例，不想包辦一切，而專治學術。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這兩點，則北大的進步，将無限量。
否則抱萬能之願，而無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
願這次參與北大三十一周年紀念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蔡元培 （據1929年《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1934年1月1日）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
（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
（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荟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
有從國外來，不能說國語的，國内來的同學，可以幫助他們。
互相親愛，互相原諒。
這也是很禱祝的一件事。
（于世秀記） （據1921年8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 在北京大學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 （1920年1月18日） 今日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平民夜校開學日，此事不惟關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
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旁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
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挂着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隻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是不能進去的。
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
現在這塊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學第一步的改變，便是校役夜班之開辦。
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師大學堂裡面，聽差的也可以求學。
從前京師大學堂裡面的聽差，不過賺幾個錢，喊幾聲大人老爺；現在北京大學替聽差的開個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随便的求點學問。
于是大學中無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權利。
不過單是大學中人有受教育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全國人都能享受這種權利才好。
所以先從一部分做起，開辦這個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從前隻有大學生可受大學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夠，這便算不得平等。
現在大學生分其權利，開辦這個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學去受教育了。
大學生為什麼要辦這個平民夜校呢？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有了學問，看見旁的兄弟還沒有學問，自己心中很難過。
好像自己飽了，看見許多的兄弟姊妹都還餓着，自己心中就很難過一樣。
“一個人不但愁着肚子餓，而且怕腦子餓。
”大學生看見許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餓，固然難過，他們看見你們的腦子餓，也是很難過的。
因為人沒有學問，不認識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寫封信還要請人去寫。
要是自己會寫，還受這種苦嗎？我們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見，我們心中一定很難過；我們的腦子餓了，看個電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嘗不是一樣的苦呢？譬如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現在又到大學，仿佛已經吃的很多。
要是看見旁人沒有學問，沒有知識，常常受“腦餓”的痛苦，他們自己一定很難過，很不爽快——因為不平，所以願為大家盡力，開辦這個平民夜校。
大學生一方面既有這種好意思，住在大學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學，現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餓了要去求食一樣。
這種意思，實在好極，也算不負了辦平民夜校的熱心。
辦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熱心；我對于夜校的學生同家長，還有兩層希望： 一、教職員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們，我們進去一兩天後，覺得沒有什麼新奇，于是就不去了。
要是這樣，仿佛也對不起教員的一番熱心。
二、住在大學附近的，才有這種特别權利，那些住得較遠的，不能享着這種權利的，你們應該覺得很難過，把你們所已知的傳達給他們——你們的親戚或朋友——使他們的子弟也入他們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學。
這都是很要緊的。
這也是我所望于辦平民夜校的，與你們的。
（據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學日刊》） 北京大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題詞 （1925年）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哲學在我國古書本名為道學。
今日哲學者，希臘語斐羅梭斐之譯文。
其原義為愛智。
故哲學家不忌懷疑而忌武斷，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
願以孔子之言，與哲學系諸同學共勉之。
因題諸民國十四年哲學系級友會紀念刊。
蔡元培 （據影印手迹） 《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 （1929年11月20日） 北京大學，到現在有三十一年的曆史了。
這三十一年内，名稱改了幾次；内容與外延的廣狹，改了幾次；學風改了幾次。
到了第三十一年，在黨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學條例，又值北大的名稱與關系屢次改變，而終于恢複。
自此以後，又将有一時期可以專心緻志于按部就班的進展，而不緻輕易搖動。
但我以為北大同人，若要維持不易動搖的狀态，至少應注意兩點： （一）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有一部分的人，好引過去的曆史北大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禅；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
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于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隐隐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
今則首都既已南遷。
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
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于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
要有日進無疆的自信心，不憑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嶄然露頭角。
（二）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從前，在腐敗政府之下，服務社會者又不可多得，自命為知識階級的大學，不得不事事引為己任。
若就求學的目的說起來，犧牲未免太多，然在責無旁貸的時期，即亦無可如何。
今則政府均屬同志，勉為其難；宣傳黨義、運動民衆等事，又已有黨部負了專責。
我們正好乘黨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時候，多做點預備的工夫，就是多做點學術上的預備。
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棄學業，他日重任加身，始發不學無術的悔恨，就無及了。
所以應守分工的例，不想包辦一切，而專治學術。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這兩點，則北大的進步，将無限量。
否則抱萬能之願，而無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
願這次參與北大三十一周年紀念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蔡元培 （據1929年《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1934年1月1日）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
（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
（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荟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