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第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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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輯之文，亦未必無當于學也，“文以載道”，古人自是如此。
而今之學者，又或诟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筆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長澆薄！嗚呼！餘欲無言！ 餘蚤承家學，服誦《蕭選》，導以韓、柳，自以為壯彩烈詞，風骨無慚于古；而揆之桐城義法，則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為意也！獨于姚氏此篹，雖病其規模少隘，然竊以為有典有則，總集之類此者鮮！鑽研不厭；而不欲輕附時賢，作應聲之罵。
昔孔文舉論盛孝章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吾于姚氏亦雲！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史為大！特是經名學而史不聞，（浦起龍《史通通釋》叙曰：“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
史名尤古，見于《書》、《論語》。
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
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适歸，而史之失嚨。
”）史有書而學罕述。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然載筆有人，而述學罔見！囊括大例，榷而為論，史之名學，斷自二家：唐有劉知幾。
近推章學誠。
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骈稱絕作！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别出經生而自成史家。
章學誠綜赅經學而貫以史例。
劉氏之業專，而章氏之學大！其不同者一也。
劉知幾著書言史法。
章學誠發凡籀史意。
劉氏之裁斷有法，而章氏之議論入微！其不同者二也。
劉知幾議館局纂修之制。
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
劉氏之論備，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
（章氏《家書》二曰：“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
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
）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劉氏，而後可與讀章氏之書！然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仆纂茲篇，爰析四目：一曰論世，述章氏之生世也。
二曰叙傳，知章氏之為人也。
三曰解題，正名以核實也。
四曰讀法，發凡而起例也。
至“讀法”之章，重分四節：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
曰析篇，辨衆篇之異趣。
曰原學，明作者之有本。
曰異議，竟群言之流别。
将以究義蘊，诏讀例。
詞不必自我出，學庶以明一家！伯爾君子，尚覽觀焉！ 一、論世 夷考讓清一代學派，實開自昆山顧炎武亭林。
其後婺源有江永慎修，休甯有戴震東原，歙有程瑤田易疇；而休甯戴氏聲譽隆洽，最稱大師。
由聲韻、訓诂、名物、度數以反求之于諸經，一洗宋元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複析！三吳間則吳縣惠棟定宇禅其家學，亦稱大師，衍昆山顧氏之緒，與休甯戴氏同。
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學，博聞強識，以信而好古為揭幟，說者謂之純漢學。
戴氏之學，“空諸依傍”，以“實事求是”為鹄的，（戴氏《東原文集·與某書》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诂有師承，有時亦傅會。
”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傳》曰：“實事求是，不主一家。
”）說者謂之考證學。
皖之有戴氏，猶吳之有惠棟。
惠棟受學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縣江聲艮庭、餘蕭客古農；而嘉定王鳴盛西莊、錢大昕辛楣，乃汲吳縣惠氏之流而别自成家。
蓋吳縣颛漢儒治經家法，而嘉定則以其漢學考證之法，旁及諸史也。
夫嘉定出于吳學，而門戶較吳為大，非吳學所得赅；猶之文家陽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為大國，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學于江永，亦嘗執經問業于惠棟，則是皖者吳之旁出也。
惟吳中惠氏世守古學，張皇補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謂有志聞道，當先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考諸篆書由《說文》以睹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殚心其書，遂為後來治學者開一法門！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為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複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
”（采餘廷燦《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
）其播教四方，傳于北，有曲阜孔廣森顨軒、樓霞郝懿行蘭臯，傳于南，有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懷祖。
段玉裁闡揚師說，窮微極博，撰《說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說字音字義，謂：“《說文》、《爾雅》相為表裡，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後謂之通小學，而後可通群經之大義。
”而于是漢學之機括以發！王念孫精深古訓，乃别出機杼而撰《廣雅疏證》一書，謂“訓诂之指，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擴充于《說文》、《爾雅》之外。
無所不達，傳其學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甯之門戶始大！郝懿行為《爾雅義疏》，乃不憚繁詞，以闡發字借聲轉之義，正名辯物，旁箋子史，并為休甯法嗣。
獨孔廣森雖從戴震學，而工骈文，說《公羊》，不類休甯樸學面目！其間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
而高郵王氏父子尤以樸學精識正經傳，旁及諸子，裒然為乾嘉大師，以追休甯戴氏，骈稱曰休甯、高郵之學。
特是休甯專治經訓，而高郵旁及諸子。
蓋高郵之學，由名物訓诂以通大義，出皖派師法，而别開蹊徑；猶吳派之别出嘉定也。
德清俞樾曲園、瑞安孫诒讓仲容、餘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郵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義逃難！“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诂、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采姚鼐《贈錢獻之序》，見《古文辭類篹》卷十二。
）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為害；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獨章學誠生當舉世溺于訓诂、音韻、名物、度數之時，謂“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輕重”；（《家書》五，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
）治學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
言道之不離于事，将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
明經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緻遠，救漢學之碎。
理貴實證，言不離宗，又推其說，施之于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于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學，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甯、高郵諸儒遠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廣森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休甯、高郵諸儒所能谛言者！蓋休甯、高郵諸儒之學精于核；而章氏之學則善于推。
休甯、高郵諸儒之學審于析；而章氏之學則密于綜。
休甯、高郵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徑，惟章氏能會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劉承幹《章氏遺書序》。
）休甯、高郵諸儒之學既世學者承襲，浸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所以議章氏者且百端。
君子則以章氏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
為章氏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總百氏之所撢，而我乃從而管之。
故為章氏之學也拙；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巧！人情喜巧而惡拙。
一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勞于目治，逸于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
為章氏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為章氏之學也難；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
二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燦然；非是則人以為陋；為章氏之學則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之四海而準，公之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為章氏之學也約，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
三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
為章氏之學，則規矩誠設，其運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确者，雖複節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謬，而正無害其大體。
故為章氏之學也虛；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誇實。
四也。
抑又有其可異者！為休甯、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為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
為章氏之學，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于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樵，舉世所呰毀之象山、陽明，章氏揚搉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
章氏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為黨！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識者以為衺！故為章氏之學也逆風會；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順風會。
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骛之。
五也。
雖然，學之為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迕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章氏挈其領，而休甯、高郵諸儒則理其氄。
為章氏之學，而不以休甯、高郵精密征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張爾田《章氏遺書序》。
） 而為休甯、高郵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全，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倘無章氏以持其後，則判天地之美察。
古人之全，道術将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問于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欤？”對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大抵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方當讓清乾嘉之世，休甯、高郵之學既稱極盛，而異議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為桐城派之文學，姚鼐、方東樹其選也。
其一為浙東派之史學，章氏及邵晉涵其著也。
其一為常州派之經學，莊存與、劉逢祿其桀也。
大抵桐城、浙東以宋學為根柢；而常州則以西京張門戶。
桐城、浙東以大義為導揚，而常州則以微言恣詭誕。
大義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與知能也。
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論，夫子之所罕言也。
孔子曰：“素隐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
桐城複以淺見寡聞诒譏儒林。
獨章氏疏通知遠，闡揚書教，以起為浙東開山之祖。
謹為尋其脈絡，條其流别，以著于篇；而為讀章氏書者知人論世之資焉。
二、叙傳 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
其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而籍道墟稱道墟，章氏；（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三《家譜雜議》。
）後又自道墟遷居紹興府城，至學誠蓋百年矣。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仲賢公三世像記》。
）父镳，字骧衢，号勵堂，乾隆壬戌進士，官湖北應城知縣。
少孤，喜讀書，而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于人，随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劄記，殆盈百帙。
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随筆删潤，文省而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别本》。
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
每還人所借，有劄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
然聚書無多，仕官所曆，随身三數千卷，（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最重餘姚邵廷采念魯《思複堂文集》。
廷采嘗及事同邑黃宗羲黎洲，講肄宗陽明，而學問則貫串群史，蓋衍浙東學術之緒。
（浙東學術語詳《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
）而為镳家學之所自出也。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 浙東學術，始餘姚黃宗羲，蓋出山陰劉宗周蕺山之門，而開鄞縣萬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經史之學；再傳而得鄞縣全祖望謝山，三傳而得餘姚邵晉涵二雲，皆以史學有聞于當世；而晉涵，廷采從孫，與學誠歡好。
學誠之學，可謂集浙東學術之成者焉；其好學深思，于史學蓋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镳。
镳嘗辨《史記索隐》，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幹諸語，斥其支離附會。
而學誠時年未弱冠，亦議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亦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然幼而多病，一歲中，铢積黍計，無兩月功，資又椎魯，日誦才百餘言，猶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顧拙于記誦，神于解會。
初镳之聚徒授經也，評點詩文，為及門稱說，深辟村塾傳本之膠執訓诂；獨究古人立言宗旨。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聽者罕會。
而學誠尚為群兒嬉戲左右，聞父言，則私心稱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拟議外者。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年十六，侍镳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從學于江夏柯紹庚公望；紹庚工書，善舉業，而學誠則無意于應舉文，獨好為詩賦，紹庚意以為恨；曰：“文無古今，期于通也。
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顧學誠不屑其言！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所記述，見者相與歎賞；學誠益喜自命。
（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又取《春秋左氏傳》删節事實。
镳見之乃誨曰：“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删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
）日夜鈔錄《春秋》内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辄複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凡百餘卷（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
（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 自以讀書當得大意，方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诂，馳骛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
獨怪休甯戴震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既駭其說，就而問焉。
震應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
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
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鸠’。
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
”學誠聞震言則大醜。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徒以天性高明，沉潛不足，故于訓诂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古人所未到處！年二十歲，購吳兆宜注《庾開府集》。
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為镳所見，則抹去其注而評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學誠讀之，頓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别出意見，不為訓诂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于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習，（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家書》六。
）意所不惬，辄批抹塗改，疑者随時劄記以俟參考。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嘗謂“讀書劄記貴在積久貫通”。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自稱“廿三四時所筆記者，後雖亡失！然論諸史于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
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征引耳！其識之卓絕。
則有迨老不能易者！”（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
）年二十三，始遊北京，應順天鄉試。
自是三應舉。
三報罷！年二十八，始讀《史通》。
既累舉不得意，肄業國子監，乃問學于大興朱筠竹君。
筠既通儒碩望，一見許以千古！獨言及時文，則曰：“足下于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學誠請益，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
”筠對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舉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與曩者所聞柯紹庚言不同。
學誠則大服！（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汪龍莊簡》。
）顧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别傳》。
）讨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證曩昔之所治學，有幼時所見，至是證其至當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小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緻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序》。
） 年三十一，實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試副榜！而國子監司業仁和朱芬元春浦為同考官，見學誠對策言國子監志之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聞！（見《章氏遺書》卷十六《文集》一《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于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辄據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隐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沒齒不貳！然晉涵長于學，而學誠善于裁。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
）方當乾隆禦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荟萃都下；學士侈于聞見之富，别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
獨學誠語于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
時議鹹謂前史榛蕪，莫甚于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幹事，燕閑屢為學者言之。
學誠因言：“俟君書成，餘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隐、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于後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
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願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箪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複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産，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複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複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诋之！然以餘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至于聞見有所出入，要于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昆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複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诋！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及其子贻選跋。
）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鑒》以續司馬光書；則請姑标《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
”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焘所續，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别為《宋元文鑒》，将與《事鑒》并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
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
編年之史，渾灏無門，當用區别之法以清其類。
”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
馬、班篇叙之法亡，而後史乃于篇首為目錄。
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别區分，著于編首以為别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于篇分；别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于年合；别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于相濟而已矣！今于紀傳之史，必當标舉事目，大書為綱，而于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于其類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錄一編，冠于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于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别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後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将相、節鎮、卿尹、台谏、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别其名，注其見于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
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别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于兩國聘盟，兩國争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曆之大端也。
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于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于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
其有更曆數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
要使入于編年之中，隐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于杜預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别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後，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
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赅《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補遺》。
）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
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
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
後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緻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于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
《春秋》原本《尚書》。
《尚書》典谟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诰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
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
《尚書》訓诰之記言，必叙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诰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
《尚書》訖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繼也。
馬遷紹法《春秋》，而删潤典谟以入紀傳。
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诰之記言，叙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夫《通鑒》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鑒之綱紀奴仆，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
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神奇。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
”發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學誠随父镳客湖北天門，适改修縣志，請镳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
其後二十六年間，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當與陳、範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
）蓋學誠方志之學，于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
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
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
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
《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
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
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于備物者。
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
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資于《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
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牍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
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
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
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
”（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
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時雖稱善。
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學誠曰：“不然！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門，謂：“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
”往複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餘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志，皆有成書。
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
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禀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
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叙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
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
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于六經；《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
至于畸說剩言，采摭所餘，雖無當于正裁。
頗有資于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别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
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阙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雲爾！（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産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後王宗炎曰。
）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辄能條别而得其宗旨。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所鹹被敬禮，而所學異趣。
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于性情。
汪氏聰明有餘而不足于識力。
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
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
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于無當則一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
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
而推本所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
辭章泛應本于《風詩》。
天下之文盡于是矣！子有雜家；雜于衆，不雜于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
文有别集：集亦雜也，雜于體，不雜于指，集亦不異于諸子也。
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内篇》，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内外分篇蓋有經緯。
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内篇之旨相為經緯，一書隻如一篇，無泛分内外之例。
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内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于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于《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複，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谏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戴君所學深通訓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無過焉！戴氏之過，在诋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于功過之外！費至于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并一切抹殺，橫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罵朱子，不得為通人；則戴氏實為作俑！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為蔡沈、黃幹；再傳而為真德秀、魏了翁；三傳而為黃震、王應麟，其後為許謙、王柏、金履祥；至國初而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漢之經師譜系。
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诂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诋以妄作，此飲水而忘其源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朱陸書》、《朱陸篇後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骛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
”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而世儒之患，起于學而不思！即如王應麟搜羅摘扶，窮幽極微，其于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骛，實能讨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諸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多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勉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
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今之學者，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為高情勝緻，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應麟之善搜遺逸焉！蓋逐于時趣，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
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将無所用其學矣！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原學下》、《博約中》。
）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為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與陳鑒亭論學》。
）不知訓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書朱陸篇後》。
）今之攻小學者，以為六書不明，則言語尚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愈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
”“略識”雲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殚也！以其畢生莫殚也，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裡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于六書音畫，有何隐奧未宣究也？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傍，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考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複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朱先生墓志書後》、《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所貴君子之學術，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學問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獨得；則服、鄭訓诂，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
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隻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于嚣嚣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
學者先求征實，後議擴充；析向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
然而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
正須不羨輕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說林》，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要之議論不為苟同。
又以并世學者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往往勸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與邵二雲》。
） 所自著書以《史籍考》為最博，而《文史通義》為最精。
金壇段玉裁若膺讀《通義》有精深者，相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學誠聞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被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
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繩吾《通義》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餘村簡》。
）《史籍考》代畢沅撰，一踵秀水朱彜尊竹垞《經義存亡考》例，凡十二綱，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謂史部雖占四部書之一，其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範圍廣博，竭畢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則亡！僅存《釋例》！獨《文史通義》盛傳于世雲！ 三、解題 《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雲爾。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
夫通之為名，蓋取譬于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
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
（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通橫》。
）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
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
”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骛于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
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适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
堯舜之仁不遍愛人。
”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骛于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
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于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于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
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
而今之學者，又或诟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筆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長澆薄！嗚呼！餘欲無言！ 餘蚤承家學，服誦《蕭選》，導以韓、柳，自以為壯彩烈詞，風骨無慚于古；而揆之桐城義法，則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為意也！獨于姚氏此篹，雖病其規模少隘，然竊以為有典有則，總集之類此者鮮！鑽研不厭；而不欲輕附時賢，作應聲之罵。
昔孔文舉論盛孝章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吾于姚氏亦雲！ 《文史通義》解題及其讀法 中國之書，總以四部，四部之學，經史為大！特是經名學而史不聞，（浦起龍《史通通釋》叙曰：“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
史名尤古，見于《書》、《論語》。
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
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适歸，而史之失嚨。
”）史有書而學罕述。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然載筆有人，而述學罔見！囊括大例，榷而為論，史之名學，斷自二家：唐有劉知幾。
近推章學誠。
劉知幾作《史通》；章學誠纂《文史通義》；千載相望，骈稱絕作！然而有不同者：劉知幾别出經生而自成史家。
章學誠綜赅經學而貫以史例。
劉氏之業專，而章氏之學大！其不同者一也。
劉知幾著書言史法。
章學誠發凡籀史意。
劉氏之裁斷有法，而章氏之議論入微！其不同者二也。
劉知幾議館局纂修之制。
章學誠明一家著述之法。
劉氏之論備，而章氏之道尊！其不同者三也。
（章氏《家書》二曰：“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
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
）明乎章氏之不同于劉氏，而後可與讀章氏之書！然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仆纂茲篇，爰析四目：一曰論世，述章氏之生世也。
二曰叙傳，知章氏之為人也。
三曰解題，正名以核實也。
四曰讀法，發凡而起例也。
至“讀法”之章，重分四節：曰校本，明刊本之不同。
曰析篇，辨衆篇之異趣。
曰原學，明作者之有本。
曰異議，竟群言之流别。
将以究義蘊，诏讀例。
詞不必自我出，學庶以明一家！伯爾君子，尚覽觀焉！ 一、論世 夷考讓清一代學派，實開自昆山顧炎武亭林。
其後婺源有江永慎修，休甯有戴震東原，歙有程瑤田易疇；而休甯戴氏聲譽隆洽，最稱大師。
由聲韻、訓诂、名物、度數以反求之于諸經，一洗宋元儒者膚受之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複析！三吳間則吳縣惠棟定宇禅其家學，亦稱大師，衍昆山顧氏之緒，與休甯戴氏同。
然而有不同于戴氏者：惠氏之學，博聞強識，以信而好古為揭幟，說者謂之純漢學。
戴氏之學，“空諸依傍”，以“實事求是”為鹄的，（戴氏《東原文集·與某書》曰：“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诂有師承，有時亦傅會。
”錢大昕《潛研堂集·戴震傳》曰：“實事求是，不主一家。
”）說者謂之考證學。
皖之有戴氏，猶吳之有惠棟。
惠棟受學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同縣江聲艮庭、餘蕭客古農；而嘉定王鳴盛西莊、錢大昕辛楣，乃汲吳縣惠氏之流而别自成家。
蓋吳縣颛漢儒治經家法，而嘉定則以其漢學考證之法，旁及諸史也。
夫嘉定出于吳學，而門戶較吳為大，非吳學所得赅；猶之文家陽湖派衍自桐城，而附庸蔚為大國，非桐城所得掩耳！ 戴震受學于江永，亦嘗執經問業于惠棟，則是皖者吳之旁出也。
惟吳中惠氏世守古學，張皇補苴，而未知所入手！至戴震始謂有志聞道，當先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考諸篆書由《說文》以睹古聖人制作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殚心其書，遂為後來治學者開一法門！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為無稽者不信，不信，必反複參證而後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傳注重圍。
”（采餘廷燦《戴東原先生事略》，見《國朝耆獻類征》百三十一。
）其播教四方，傳于北，有曲阜孔廣森顨軒、樓霞郝懿行蘭臯，傳于南，有金壇段玉裁懋堂、高郵王念孫懷祖。
段玉裁闡揚師說，窮微極博，撰《說文解字注》，因字形以說字音字義，謂：“《說文》、《爾雅》相為表裡，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後謂之通小學，而後可通群經之大義。
”而于是漢學之機括以發！王念孫精深古訓，乃别出機杼而撰《廣雅疏證》一書，謂“訓诂之指，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擴充于《說文》、《爾雅》之外。
無所不達，傳其學以授于子引之伯申，而于是休甯之門戶始大！郝懿行為《爾雅義疏》，乃不憚繁詞，以闡發字借聲轉之義，正名辯物，旁箋子史，并為休甯法嗣。
獨孔廣森雖從戴震學，而工骈文，說《公羊》，不類休甯樸學面目！其間段氏、王氏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
而高郵王氏父子尤以樸學精識正經傳，旁及諸子，裒然為乾嘉大師，以追休甯戴氏，骈稱曰休甯、高郵之學。
特是休甯專治經訓，而高郵旁及諸子。
蓋高郵之學，由名物訓诂以通大義，出皖派師法，而别開蹊徑；猶吳派之别出嘉定也。
德清俞樾曲園、瑞安孫诒讓仲容、餘杭章炳麟太炎，皆衍高郵而有大名！及其蔽也，碎義逃難！“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诂、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巨！”（采姚鼐《贈錢獻之序》，見《古文辭類篹》卷十二。
）風氣所鼓而不知偏之為害；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也。
獨章學誠生當舉世溺于訓诂、音韻、名物、度數之時，謂“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輕重”；（《家書》五，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
）治學蕲于明道，立言必有宗旨。
言道之不離于事，将以實事求是，砭宋儒之空。
明經之不外于史，亦以疏通緻遠，救漢學之碎。
理貴實證，言不離宗，又推其說，施之于一切立言之書，而條其義例，比于子政，辯章舊聞，一人而已！大抵“章氏之學，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甯、高郵諸儒遠甚！即其文事僿蔓，亦不如孔廣森之淵雅，然識足以甄疑似，明正變，提要挈綱，卓然有以見夫經史百家之支與流裔而得大原，則有非休甯、高郵諸儒所能谛言者！蓋休甯、高郵諸儒之學精于核；而章氏之學則善于推。
休甯、高郵諸儒之學審于析；而章氏之學則密于綜。
休甯、高郵諸儒所用以為學之術徑，惟章氏能會其通；亦惟章氏能匡其蔽！”（采劉承幹《章氏遺書序》。
）休甯、高郵諸儒之學既世學者承襲，浸成風會，破壞形體，支離大道，而所以議章氏者且百端。
君子則以章氏之召世疾也，蓋有五焉；何則？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憑據佐驗，得一孤證，即可間執承學之口，而不必問其全書宗旨之如何；不通，則引申假借以說之；又不通，則錯簡衍文以遷就之。
為章氏之學，則每立一例，必穿穴群籍，總百氏之所撢，而我乃從而管之。
故為章氏之學也拙；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巧！人情喜巧而惡拙。
一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勞于目治，逸于心獲，但使有古類書字學書數十種，左右鈎稽，一日可以得三四條。
為章氏之學，則其立義也探赜甄微；彷徨四顧，有參考數年而始得者；亦有參考數十年而始得者；及其得也，适如人所欲言，則人之視之也亦與常等矣！故為章氏之學也難；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易！人情趨易而避難。
二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嚴絕勦說，故必引據成文；往見時賢解經之書，王伯申說，段茂堂說，開卷燦然；非是則人以為陋；為章氏之學則不然！有栝成文者焉；亦有不必栝成文者焉；同不是，異不非，惟義之與比；放之四海而準，公之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故為章氏之學也約，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博！人情尚博而鄙約。
三也。
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意主疏通以求是；解一名，詳一訓，雖繁殺殊科，而其義也，皆有所底。
為章氏之學，則規矩誠設，其運無乎不在，有略引其端以俟好學深思之自反者，有泛稱廣譬驗之造述而後确者，雖複節目有疏落，援考有舛謬，而正無害其大體。
故為章氏之學也虛；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實！人情畏虛而誇實。
四也。
抑又有其可異者！為休甯、高郵之學者，以墨守為宗，再傳而後，疲精許、鄭，至甘以大義微言，拱而讓之宋儒，佞程朱者，喜其不我牴也，則往往援之以自重。
為章氏之學，則務矯世趨；群言殽列，必尋其原而遂之于大道，雖以舉世所鄙棄之鄭樵，舉世所呰毀之象山、陽明，章氏揚搉所及，亦且時時稱道焉。
章氏以不黨救黨，而守門戶者以為黨！章氏以不邪治邪，而昧别識者以為衺！故為章氏之學也逆風會；而為休甯、高郵之學也順風會。
逆則不樂從；而順則人人皆骛之。
五也。
雖然，學之為術，有統有宗，必倫必脊；或治其分；或攬其總；雖相迕而實相濟，譬則振裘然；章氏挈其領，而休甯、高郵諸儒則理其氄。
為章氏之學，而不以休甯、高郵精密征實之術佐之；憑臆膚受，其病且與便詞巧說者相去不能以寸！（采張爾田《章氏遺書序》。
） 而為休甯、高郵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全，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倘無章氏以持其後，則判天地之美察。
古人之全，道術将為天下裂矣！昔者孔子問于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欤？”對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大抵為休甯、高郵之學者，所謂“多學而識之”者也，而章氏則“一以貫之”者也。
方當讓清乾嘉之世，休甯、高郵之學既稱極盛，而異議亦起，大要不出三派：其一為桐城派之文學，姚鼐、方東樹其選也。
其一為浙東派之史學，章氏及邵晉涵其著也。
其一為常州派之經學，莊存與、劉逢祿其桀也。
大抵桐城、浙東以宋學為根柢；而常州則以西京張門戶。
桐城、浙東以大義為導揚，而常州則以微言恣詭誕。
大義者，君子中庸之道，愚夫可與知能也。
微言者非常可怪之論，夫子之所罕言也。
孔子曰：“素隐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常州既以素隐行怪不餍人意。
桐城複以淺見寡聞诒譏儒林。
獨章氏疏通知遠，闡揚書教，以起為浙東開山之祖。
謹為尋其脈絡，條其流别，以著于篇；而為讀章氏書者知人論世之資焉。
二、叙傳 章氏名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
其先世由浦城遷居山陰，再徙而籍道墟稱道墟，章氏；（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三《家譜雜議》。
）後又自道墟遷居紹興府城，至學誠蓋百年矣。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八《仲賢公三世像記》。
）父镳，字骧衢，号勵堂，乾隆壬戌進士，官湖北應城知縣。
少孤，喜讀書，而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于人，随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彙所劄記，殆盈百帙。
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鈔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随筆删潤，文省而義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别本》。
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氏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
每還人所借，有劄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
然聚書無多，仕官所曆，随身三數千卷，（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最重餘姚邵廷采念魯《思複堂文集》。
廷采嘗及事同邑黃宗羲黎洲，講肄宗陽明，而學問則貫串群史，蓋衍浙東學術之緒。
（浙東學術語詳《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
）而為镳家學之所自出也。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 浙東學術，始餘姚黃宗羲，蓋出山陰劉宗周蕺山之門，而開鄞縣萬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經史之學；再傳而得鄞縣全祖望謝山，三傳而得餘姚邵晉涵二雲，皆以史學有聞于當世；而晉涵，廷采從孫，與學誠歡好。
學誠之學，可謂集浙東學術之成者焉；其好學深思，于史學蓋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镳。
镳嘗辨《史記索隐》，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幹諸語，斥其支離附會。
而學誠時年未弱冠，亦議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亦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
）然幼而多病，一歲中，铢積黍計，無兩月功，資又椎魯，日誦才百餘言，猶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顧拙于記誦，神于解會。
初镳之聚徒授經也，評點詩文，為及門稱說，深辟村塾傳本之膠執訓诂；獨究古人立言宗旨。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三）聽者罕會。
而學誠尚為群兒嬉戲左右，聞父言，則私心稱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拟議外者。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年十六，侍镳應城官舍，童心未歇，從學于江夏柯紹庚公望；紹庚工書，善舉業，而學誠則無意于應舉文，獨好為詩賦，紹庚意以為恨；曰：“文無古今，期于通也。
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顧學誠不屑其言！春秋佳日，賓從聯騎出遊，歸必有所記述，見者相與歎賞；學誠益喜自命。
（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又取《春秋左氏傳》删節事實。
镳見之乃誨曰：“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删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體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
）日夜鈔錄《春秋》内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辄複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凡百餘卷（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
（見《章氏遺書》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傳》。
） 自以讀書當得大意，方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诂，馳骛空虛，蓋未嘗不然自喜。
獨怪休甯戴震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既駭其說，就而問焉。
震應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
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
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鸠’。
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
”學誠聞震言則大醜。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徒以天性高明，沉潛不足，故于訓诂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古人所未到處！年二十歲，購吳兆宜注《庾開府集》。
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為镳所見，則抹去其注而評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學誠讀之，頓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别出意見，不為訓诂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于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習，（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三、《家書》六。
）意所不惬，辄批抹塗改，疑者随時劄記以俟參考。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嘗謂“讀書劄記貴在積久貫通”。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自稱“廿三四時所筆記者，後雖亡失！然論諸史于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
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征引耳！其識之卓絕。
則有迨老不能易者！”（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六。
）年二十三，始遊北京，應順天鄉試。
自是三應舉。
三報罷！年二十八，始讀《史通》。
既累舉不得意，肄業國子監，乃問學于大興朱筠竹君。
筠既通儒碩望，一見許以千古！獨言及時文，則曰：“足下于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學誠請益，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
”筠對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舉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與曩者所聞柯紹庚言不同。
學誠則大服！（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汪龍莊簡》。
）顧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别傳》。
）讨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證曩昔之所治學，有幼時所見，至是證其至當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小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緻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序》。
） 年三十一，實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順天鄉試副榜！而國子監司業仁和朱芬元春浦為同考官，見學誠對策言國子監志之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聞！（見《章氏遺書》卷十六《文集》一《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于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辄據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隐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沒齒不貳！然晉涵長于學，而學誠善于裁。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
）方當乾隆禦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荟萃都下；學士侈于聞見之富，别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
獨學誠語于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
時議鹹謂前史榛蕪，莫甚于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幹事，燕閑屢為學者言之。
學誠因言：“俟君書成，餘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隐、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于後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
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願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箪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複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産，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複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複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诋之！然以餘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至于聞見有所出入，要于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昆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複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诋！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及其子贻選跋。
）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鑒》以續司馬光書；則請姑标《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
”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焘所續，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别為《宋元文鑒》，将與《事鑒》并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
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
編年之史，渾灏無門，當用區别之法以清其類。
”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
馬、班篇叙之法亡，而後史乃于篇首為目錄。
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别區分，著于編首以為别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于篇分；别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于年合；别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于相濟而已矣！今于紀傳之史，必當标舉事目，大書為綱，而于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于其類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錄一編，冠于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于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别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後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将相、節鎮、卿尹、台谏、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别其名，注其見于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
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别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于兩國聘盟，兩國争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曆之大端也。
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于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于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
其有更曆數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
要使入于編年之中，隐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于杜預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别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後，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
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赅《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補遺》。
）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
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
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
後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緻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于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
《春秋》原本《尚書》。
《尚書》典谟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诰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
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
《尚書》訓诰之記言，必叙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诰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
《尚書》訖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繼也。
馬遷紹法《春秋》，而删潤典谟以入紀傳。
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诰之記言，叙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夫《通鑒》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鑒之綱紀奴仆，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
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神奇。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
”發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學誠随父镳客湖北天門，适改修縣志，請镳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
其後二十六年間，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當與陳、範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
）蓋學誠方志之學，于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
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
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
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
《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
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
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于備物者。
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
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資于《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
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牍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
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
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
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
”（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
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時雖稱善。
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學誠曰：“不然！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門，謂：“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
”往複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餘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志，皆有成書。
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
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禀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
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叙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
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
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于六經；《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
至于畸說剩言，采摭所餘，雖無當于正裁。
頗有資于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别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
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阙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雲爾！（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産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後王宗炎曰。
）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辄能條别而得其宗旨。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所鹹被敬禮，而所學異趣。
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于性情。
汪氏聰明有餘而不足于識力。
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
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
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于無當則一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
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
而推本所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
辭章泛應本于《風詩》。
天下之文盡于是矣！子有雜家；雜于衆，不雜于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
文有别集：集亦雜也，雜于體，不雜于指，集亦不異于諸子也。
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内篇》，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内外分篇蓋有經緯。
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内篇之旨相為經緯，一書隻如一篇，無泛分内外之例。
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内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于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于《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複，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谏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戴君所學深通訓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無過焉！戴氏之過，在诋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于功過之外！費至于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并一切抹殺，橫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罵朱子，不得為通人；則戴氏實為作俑！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為蔡沈、黃幹；再傳而為真德秀、魏了翁；三傳而為黃震、王應麟，其後為許謙、王柏、金履祥；至國初而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漢之經師譜系。
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诂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诋以妄作，此飲水而忘其源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朱陸書》、《朱陸篇後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骛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
”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而世儒之患，起于學而不思！即如王應麟搜羅摘扶，窮幽極微，其于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骛，實能讨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諸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多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勉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
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今之學者，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為高情勝緻，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應麟之善搜遺逸焉！蓋逐于時趣，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
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将無所用其學矣！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原學下》、《博約中》。
）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為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與陳鑒亭論學》。
）不知訓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書朱陸篇後》。
）今之攻小學者，以為六書不明，則言語尚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愈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
”“略識”雲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殚也！以其畢生莫殚也，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裡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于六書音畫，有何隐奧未宣究也？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傍，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考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複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朱先生墓志書後》、《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所貴君子之學術，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學問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獨得；則服、鄭訓诂，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
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隻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于嚣嚣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
學者先求征實，後議擴充；析向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
然而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
正須不羨輕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說林》，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要之議論不為苟同。
又以并世學者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往往勸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與邵二雲》。
） 所自著書以《史籍考》為最博，而《文史通義》為最精。
金壇段玉裁若膺讀《通義》有精深者，相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學誠聞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被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
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繩吾《通義》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餘村簡》。
）《史籍考》代畢沅撰，一踵秀水朱彜尊竹垞《經義存亡考》例，凡十二綱，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謂史部雖占四部書之一，其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範圍廣博，竭畢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則亡！僅存《釋例》！獨《文史通義》盛傳于世雲！ 三、解題 《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雲爾。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
夫通之為名，蓋取譬于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
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
（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通橫》。
）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
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
”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骛于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
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适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
堯舜之仁不遍愛人。
”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骛于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
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于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于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
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