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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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善經本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雖題“宋孫奭撰”字樣；而朱熹《語類》則謂：“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識其人。
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先是孫奭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定趙岐注，因刊正唐張镒《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注》成《孟子音義》二卷；就經文及注為之音釋。
書中所釋，稱“一遵趙注”；然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其異同，與陸德明《經典釋文》略相似；蓋以補陸氏之阙，（陸德明《經典釋文》于群經皆有音義，獨阙《孟子》。
）而匪以為《正義》。
至《正義》則憑臆立說，不惟背經背注，且與《音義》亦時睹攸違；豈有出奭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以故不為士林所重。
朱熹融會諸家之說，撰《孟子集注》七卷，于義理時有發明，而訓诂章指則采趙注為多。
其可考見者，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趙注學于孟子之說，季孫子叔疑不從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趙注，餘亦多取之。
蓋趙注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辟荒蕪，俾後來者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
清儒治經，邁冠往古！阮元仿宋闆《十三經》重刻于豫章，而《孟子》之《趙氏章指》，遂複系于章末之舊；焦循因之，撰《孟子正義》十四卷，荟萃清儒顧炎武以下六十餘家之說，疏明趙注：傥趙氏之說，或有然疑，不惜駁破以衷一是；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它經，兼存備錄，以俟參考。
可謂孟子之忠臣，趙注之诤友矣！然《孟子》今本，有卒不能複趙岐之舊者！趙岐《題辭》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今按孫奭《音義》标《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醜》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為二百五十九章；而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章，則共為二百五十八章，較《題辭》所雲少三章。
又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醜》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較《題辭》所雲多五百四十一字。
則是今本《孟子》之字多而章少，有不同于趙岐者也！然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後之本，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
今茲剩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 【《孟子》之讀法】讀法一如《論語》，每次作一意求之；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久而久之，必自有會。
姑以鄙意，拟為讀法： 第一，明其立言 孟子曰“我知言”，然則讀孟子之書，何可不知孟子之言！《孟子》一書，遊文六藝之中，留意《詩》、《書》之際，敦教化，明人倫，此與《論語》同者也。
然而有不同者；《論語》氣平，《孟子》氣激。
《論語》辭約而意盡，《孟子》氣盛而言宜。
《論語》之發語用噫，《孟子》之發語用惡。
《論語》正言莊論，多法語之言；《孟子》比物托興，喜巽與之辭。
《論語》短章多，長章少；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言志》、《季氏将伐颛臾》兩章最長。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前後數章最短。
此修辭之不同也。
《論語》隻言性，而《孟子》直道性善。
《論語》隻言仁，而《孟子》兼明仁義。
《論語》隻言志，而《孟子》深論養氣。
此樹義之不同也。
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
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如萬章、鹹丘蒙有自稱吾者。
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
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此酬對之不同也。
至衡政持論，詳于法制，體國經野，具有規模；則與《論語》又有不同者！蓋《論語》之論政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尚王而未言制；而《孟子》則明王道而言制之所宜。
治地莫善于助，仁政必始經界，班爵制祿，敷言秩如，蓋《論語》二十篇之所未有！徒以井田封建，所言殊于《周禮》，知于古未必有征；特《孟子》托古改制之烏托邦爾！ 第二，籀其性理 “孟子道性善”，世人之所知也；而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者，則或世人之所未知。
其一“孟子道性善”之方法。
“孟子道性善”之方法有二：一以“故”言性。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離婁下》）朱熹注：“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
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
”此孟子以“故”言性之說也；〔此其說可以法蘭西學者古惺（Coucin一七九二——一八六七）之論心理學明之。
古氏以為“哲學必自事實始。
此事實乃供給哲學以入思辨之境涯之機會者也。
心理學不過為入形而上學之橋梁。
形而上學乃最優之科學也，科學之科學也。
科學之對象為實體乃至不變化永久之實在也，而其研究之方法則依觀察，而觀察之工夫則不能有何等之科學，故可謂吾人乃觀察精神之事實而窮究其所以蕲到達絕對之原理。
心理學之方法乃充此職役者也。
易言以明之，即以後天之方法得認先天之原理者也”語見北京大學出版《西洋倫理學史》〕“孺子入井”，（《公孫醜》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敬兄敬鄉人”，（《吿子》上“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皆孟子之所謂“故”也。
二以“情”證性。
孟子好以“恻隐”“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言性，皆“情”也；“情”之為言，“性之感”也。
《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論衡·初禀篇》曰：“情接于物而然者也。
”蓋“生之謂性”；而“情”則性之發。
“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以情證性也。
此孟子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三）雖題“宋孫奭撰”字樣；而朱熹《語類》則謂：“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識其人。
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先是孫奭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定趙岐注，因刊正唐張镒《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注》成《孟子音義》二卷；就經文及注為之音釋。
書中所釋，稱“一遵趙注”；然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其異同，與陸德明《經典釋文》略相似；蓋以補陸氏之阙，（陸德明《經典釋文》于群經皆有音義，獨阙《孟子》。
）而匪以為《正義》。
至《正義》則憑臆立說，不惟背經背注，且與《音義》亦時睹攸違；豈有出奭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以故不為士林所重。
朱熹融會諸家之說，撰《孟子集注》七卷，于義理時有發明，而訓诂章指則采趙注為多。
其可考見者，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趙注學于孟子之說，季孫子叔疑不從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趙注，餘亦多取之。
蓋趙注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辟荒蕪，俾後來者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
清儒治經，邁冠往古！阮元仿宋闆《十三經》重刻于豫章，而《孟子》之《趙氏章指》，遂複系于章末之舊；焦循因之，撰《孟子正義》十四卷，荟萃清儒顧炎武以下六十餘家之說，疏明趙注：傥趙氏之說，或有然疑，不惜駁破以衷一是；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它經，兼存備錄，以俟參考。
可謂孟子之忠臣，趙注之诤友矣！然《孟子》今本，有卒不能複趙岐之舊者！趙岐《題辭》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今按孫奭《音義》标《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醜》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離婁》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萬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為二百五十九章；而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章，則共為二百五十八章，較《題辭》所雲少三章。
又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醜》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較《題辭》所雲多五百四十一字。
則是今本《孟子》之字多而章少，有不同于趙岐者也！然舊書古簡，脫漏居多，唐宋後之本，應減于漢，否亦不能加多。
今茲剩字，得毋有後人所羼入者乎？ 【《孟子》之讀法】讀法一如《論語》，每次作一意求之；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久而久之，必自有會。
姑以鄙意，拟為讀法： 第一，明其立言 孟子曰“我知言”，然則讀孟子之書，何可不知孟子之言！《孟子》一書，遊文六藝之中，留意《詩》、《書》之際，敦教化，明人倫，此與《論語》同者也。
然而有不同者；《論語》氣平，《孟子》氣激。
《論語》辭約而意盡，《孟子》氣盛而言宜。
《論語》之發語用噫，《孟子》之發語用惡。
《論語》正言莊論，多法語之言；《孟子》比物托興，喜巽與之辭。
《論語》短章多，長章少；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四子侍坐言志》、《季氏将伐颛臾》兩章最長。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前後數章最短。
此修辭之不同也。
《論語》隻言性，而《孟子》直道性善。
《論語》隻言仁，而《孟子》兼明仁義。
《論語》隻言志，而《孟子》深論養氣。
此樹義之不同也。
孔子之稱弟子以名，孟子之稱弟子曰子。
孔子弟子自稱名，孟子弟子如萬章、鹹丘蒙有自稱吾者。
孔子弟子稱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稱孟子曰夫子。
孔子弟子，問仁者七，問孝者三，問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問皆不及此，此酬對之不同也。
至衡政持論，詳于法制，體國經野，具有規模；則與《論語》又有不同者！蓋《論語》之論政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尚王而未言制；而《孟子》則明王道而言制之所宜。
治地莫善于助，仁政必始經界，班爵制祿，敷言秩如，蓋《論語》二十篇之所未有！徒以井田封建，所言殊于《周禮》，知于古未必有征；特《孟子》托古改制之烏托邦爾！ 第二，籀其性理 “孟子道性善”，世人之所知也；而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者，則或世人之所未知。
其一“孟子道性善”之方法。
“孟子道性善”之方法有二：一以“故”言性。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離婁下》）朱熹注：“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
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
”此孟子以“故”言性之說也；〔此其說可以法蘭西學者古惺（Coucin一七九二——一八六七）之論心理學明之。
古氏以為“哲學必自事實始。
此事實乃供給哲學以入思辨之境涯之機會者也。
心理學不過為入形而上學之橋梁。
形而上學乃最優之科學也，科學之科學也。
科學之對象為實體乃至不變化永久之實在也，而其研究之方法則依觀察，而觀察之工夫則不能有何等之科學，故可謂吾人乃觀察精神之事實而窮究其所以蕲到達絕對之原理。
心理學之方法乃充此職役者也。
易言以明之，即以後天之方法得認先天之原理者也”語見北京大學出版《西洋倫理學史》〕“孺子入井”，（《公孫醜》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敬兄敬鄉人”，（《吿子》上“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皆孟子之所謂“故”也。
二以“情”證性。
孟子好以“恻隐”“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言性，皆“情”也；“情”之為言，“性之感”也。
《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論衡·初禀篇》曰：“情接于物而然者也。
”蓋“生之謂性”；而“情”則性之發。
“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以情證性也。
此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