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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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
至後諸篇皆然。
況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緻極輕，卻疑是晉宋間文章。
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是其抉摘孔《傳》，視棫尤精确不磨者矣。
顧朱子晚欲作《書傳》，未及為，遂以屬門人蔡沈。
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陽人，元定之子也。
元定本名儒，尤精《洪範》之數，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
”沈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複者數十年，然後成《書集傳》六卷、《洪範皇極内篇》五卷，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其辨今古文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
或者以為古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
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飾之雅詞易好，故訓诰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
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鬥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亦皆可疑。
獨諸序之本不先經[15]，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可謂闡明師說，淵源有自者也。
其論《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
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
偶者，數之所以行。
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
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
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乃衍《洪範》九數為八十一章，而配以《月令》節氣，欲以拟《易》，實本《易》家焦、京之術，特變《易》數為《洪範》以新耳目，蓋開演《範》之一派者，實自沈始焉。
惟朱子之說《尚書》，主于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見于《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之撰《書集傳》，于殷盤、周诰一一必求其解。
自序稱二典三谟經朱子點定，而究其實，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
故宋末蘭溪金履祥仁山及元儒休甯陳栎定宇、鄱陽董鼎季亨，皆笃信朱子之學者，而履祥作《尚書表注》，栎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鹹于沈《集傳》龂龂有辭。
其說《禹貢》，大率用衢州毛晃之說。
蓋晃撰《禹貢指南》四卷，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
雖生于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統核其真，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沈《集傳》多用之，亦言《禹貢》山水者所當考證矣。
然宋儒言《禹貢》山水者，莫詳于休甯程大昌泰之，莫卓于義烏傅寅同叔。
蓋大昌喜談地理之學，嘗以吏部尚書兼經筵，進講《禹貢》，阙文疑義，疏說甚詳。
是《禹貢》實為大昌專門之學。
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迹，而《禹貢論》六卷，證辨尤詳，其中《前論》五卷，于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
《後論》一卷，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而殿以《山川地理圖》二卷。
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大昌生當南渡，地非親曆，不能阙疑，以此為孝宗所斥。
要其援據厘訂，實為博洽，後世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說也。
至傅寅所撰之《禹貢說斷》四卷，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集前人。
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可謂卓然能自抒所見者，足與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骖駕而三矣。
特毛晃之《禹貢指南》見采于蔡沈《集傳》，而程、傅二家則蔡氏采者少耳。
甯宗之世，正蔡氏《集傳》初出之時，而安福陳經顯之撰《尚書詳解》五十卷，獨取古注疏，參以新意，與蔡氏頗有異同。
雖援後世之事以證古經，或以駁雜為嫌，然趙歧注《孟子》，漢儒已有此例，于經之說《書》奚病？句栉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足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為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學，執一格以相繩也。
蒲江魏了翁鶴山者，嘗問業于蔡氏之同門建昌李燔敬子、趙州輔廣漢卿[16]，而為朱子之再傳弟子也，然仍笃信梅氏僞孔《傳》之說，摘梅《傳》、孔《疏》精要之說，标以目次，撰《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十卷，未免拘虛。
然梅赜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尚書》者要于諸家為最古；而孔穎達《正義》诠釋謹嚴，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尚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
然《尚書》文既聱牙，《注疏》又複浩汗，學者卒業為艱，了翁汰其冗長，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撷，是亦梅《傳》、孔《疏》之功臣矣。
宋儒疑梅傳孔氏《古文》之非真者，自吳棫、朱子、蔡沈始。
既并伏生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
汝談，字南塘，宋之宗室，撰《書說》三卷，中疑古文非真者五條，蓋吳棫、朱子、蔡沈之所嘗疑，而未若汝談之決也。
然于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觝排，倘亦變本加厲者耶？然而勇于疑經，師心自用，未有如金華王柏魯齋之甚者也。
蓋柏勇于疑經之不已，抑又勇于改經。
撰《書疑》九卷，動以脫簡為辭，臆為移補。
其并《舜典》于《堯典》，删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臯陶谟》，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
以《大禹谟》、《臯陶谟》為《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
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其為《堯典》本文，抑或為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為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17]》、《孟子》可據也。
至于《堯典》、《臯陶谟》、《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18]八篇，則純以意為易置，一概托之于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茫無一定也？考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載《漢書·藝文志》。
此實發見脫簡之始。
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
又惟言“《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則其餘并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
且“簡二十五字者，脫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
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
而柏乃托脫簡之說，師心自用，勇于改經若此。
然宋儒解《書》之作，亦有不以師心為病，而以輯佚為功者。
閩人黃倫彜文撰《尚書精義》五十卷，荟萃諸說，依經胪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
其所征引，自漢迄宋，亦極赅博。
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錢塘張九成子韶之說，或者疑即襲九成所著《尚書詳說》五十卷，而僞托黃氏。
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史·藝文志》，久經湮晦，即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借是書以傳九成書也。
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俞[19]、顔氏複、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并已散佚，遺章剩句，猶得存什一于是編。
體裁雖涉泛濫，而裒輯之勤，要亦不可盡沒矣。
然宋儒《尚書》諸家，最盛傳者蔡沈。
沈雖承吳棫、朱子之後，疑孔傳古文之僞，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沈雖疑之，而不敢論定也。
其分編今文古文，自元儒湖州趙孟子昂始。
其置古文而專釋今文，自崇仁吳澄草廬始。
惟孟以書畫名，後世罕知其通經者，乃能灼知古文《尚書》之僞，撰《書今古文集注》而序之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删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
秦火之後，《樂》遂無複存。
《詩》、《書》、《禮》、《春秋》，西漢以來，諸儒有意複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
學者不察，尊僞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
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
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餘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焉。
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餘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
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
’庸讵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惜孟之書不傳，而與孟同志者，時獨有一吳澄。
澄贈别孟詩雲：“識君維揚驿，玉色天人表。
伏、梅千載事，疑谳一夕[20]了”者也。
因撰《書纂言》四卷，專釋今文。
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别見于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也。
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
孔安國古文别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為一派。
是今文、古文本各為師說。
澄專釋今文，尚為有合于古義，非王柏《書疑》舉曆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
惟其颠倒錯簡，皆以意自為，則與王柏同譏，然要與孟不失為元儒之铮铮者也。
元仁宗延祐二年，議複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沈《集傳》。
休甯陳栎定宇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尚書集傳纂疏》凡六卷，于蔡《傳》有增補，無駁正，而駁正蔡《傳》之《尚書折衷》，乃佚不傳。
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
《書》宗蔡《傳》，固亦宜然”雲雲。
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然元制猶兼用梅《傳》、孔《疏》，故吉水王充耘與耕作《書義矜式》，主張題義須依功令，仍得本梅《傳》、孔《疏》立說，而不用蔡《傳》也。
充耘撰《讀書管見》二卷，所說與蔡《傳》尤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為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為異說者。
至彭蠡、陳師凱則又于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然蔡《傳》歧誤之處，則不複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于發揮注文，不主于攻駁注文也。
獨明太祖聰明首出，考驗天象，知蔡《傳》日月五星運行之說不合，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凡六卷。
每傳之下，系以經文及傳音釋，于字音、字義、字體辨之甚詳。
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
于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為回護。
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中如《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西伯戡黎》謂是武王；《洛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采諸家之說以弼蔡《傳》之違，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
其專主蔡《傳》，定為功令者，則始自明成祖時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之奉敕撰《書傳大全》。
大旨本陳栎、陳師凱，主于發明蔡《傳》。
蔡《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十卷。
自是蔡氏《傳》成不刊之典，而梅氏《孔傳》亦若存若亡矣。
然明儒有灼知梅氏《孔傳》之僞而駁之者，旌德梅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五卷、《尚書譜》五卷。
《尚書譜》尚以空言诋斥，無所依據。
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國所為，實以臆斷之，别無确證。
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為，則但據孔穎達《疏》引《晉書》谧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
獨《尚書考異》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
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并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北，而孔《傳
至後諸篇皆然。
況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緻極輕，卻疑是晉宋間文章。
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是其抉摘孔《傳》，視棫尤精确不磨者矣。
顧朱子晚欲作《書傳》，未及為，遂以屬門人蔡沈。
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陽人，元定之子也。
元定本名儒，尤精《洪範》之數，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
”沈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複者數十年，然後成《書集傳》六卷、《洪範皇極内篇》五卷，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其辨今古文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
或者以為古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
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飾之雅詞易好，故訓诰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
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鬥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亦皆可疑。
獨諸序之本不先經[15]，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可謂闡明師說，淵源有自者也。
其論《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
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
奇者，數之所以立。
偶者，數之所以行。
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
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
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
《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乃衍《洪範》九數為八十一章，而配以《月令》節氣，欲以拟《易》，實本《易》家焦、京之術，特變《易》數為《洪範》以新耳目，蓋開演《範》之一派者，實自沈始焉。
惟朱子之說《尚書》，主于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見于《語錄》者不啻再三，而沈之撰《書集傳》，于殷盤、周诰一一必求其解。
自序稱二典三谟經朱子點定，而究其實，所謂朱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
故宋末蘭溪金履祥仁山及元儒休甯陳栎定宇、鄱陽董鼎季亨，皆笃信朱子之學者，而履祥作《尚書表注》，栎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鹹于沈《集傳》龂龂有辭。
其說《禹貢》，大率用衢州毛晃之說。
蓋晃撰《禹貢指南》四卷，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為簡明。
雖生于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統核其真，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沈《集傳》多用之，亦言《禹貢》山水者所當考證矣。
然宋儒言《禹貢》山水者，莫詳于休甯程大昌泰之，莫卓于義烏傅寅同叔。
蓋大昌喜談地理之學，嘗以吏部尚書兼經筵，進講《禹貢》，阙文疑義，疏說甚詳。
是《禹貢》實為大昌專門之學。
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迹，而《禹貢論》六卷，證辨尤詳，其中《前論》五卷，于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
《後論》一卷，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而殿以《山川地理圖》二卷。
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大昌生當南渡，地非親曆，不能阙疑，以此為孝宗所斥。
要其援據厘訂，實為博洽，後世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說也。
至傅寅所撰之《禹貢說斷》四卷，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集前人。
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為古溝洫之法，尤為諸儒所未及，可謂卓然能自抒所見者，足與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骖駕而三矣。
特毛晃之《禹貢指南》見采于蔡沈《集傳》，而程、傅二家則蔡氏采者少耳。
甯宗之世，正蔡氏《集傳》初出之時，而安福陳經顯之撰《尚書詳解》五十卷，獨取古注疏，參以新意，與蔡氏頗有異同。
雖援後世之事以證古經，或以駁雜為嫌，然趙歧注《孟子》，漢儒已有此例，于經之說《書》奚病？句栉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足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為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學，執一格以相繩也。
蒲江魏了翁鶴山者，嘗問業于蔡氏之同門建昌李燔敬子、趙州輔廣漢卿[16]，而為朱子之再傳弟子也，然仍笃信梅氏僞孔《傳》之說，摘梅《傳》、孔《疏》精要之說，标以目次，撰《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十卷，未免拘虛。
然梅赜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尚書》者要于諸家為最古；而孔穎達《正義》诠釋謹嚴，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尚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
然《尚書》文既聱牙，《注疏》又複浩汗，學者卒業為艱，了翁汰其冗長，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撷，是亦梅《傳》、孔《疏》之功臣矣。
宋儒疑梅傳孔氏《古文》之非真者，自吳棫、朱子、蔡沈始。
既并伏生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
汝談，字南塘，宋之宗室，撰《書說》三卷，中疑古文非真者五條，蓋吳棫、朱子、蔡沈之所嘗疑，而未若汝談之決也。
然于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觝排，倘亦變本加厲者耶？然而勇于疑經，師心自用，未有如金華王柏魯齋之甚者也。
蓋柏勇于疑經之不已，抑又勇于改經。
撰《書疑》九卷，動以脫簡為辭，臆為移補。
其并《舜典》于《堯典》，删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臯陶谟》，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
以《大禹谟》、《臯陶谟》為《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
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于德弗嗣”之下，其為《堯典》本文，抑或為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為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17]》、《孟子》可據也。
至于《堯典》、《臯陶谟》、《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18]八篇，則純以意為易置，一概托之于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茫無一定也？考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載《漢書·藝文志》。
此實發見脫簡之始。
然向既校知脫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
又惟言“《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則其餘并無脫簡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
且“簡二十五字者，脫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
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
而柏乃托脫簡之說，師心自用，勇于改經若此。
然宋儒解《書》之作，亦有不以師心為病，而以輯佚為功者。
閩人黃倫彜文撰《尚書精義》五十卷，荟萃諸說，依經胪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
其所征引，自漢迄宋，亦極赅博。
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錢塘張九成子韶之說，或者疑即襲九成所著《尚書詳說》五十卷，而僞托黃氏。
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史·藝文志》，久經湮晦，即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借是書以傳九成書也。
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俞[19]、顔氏複、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并已散佚，遺章剩句，猶得存什一于是編。
體裁雖涉泛濫，而裒輯之勤，要亦不可盡沒矣。
然宋儒《尚書》諸家，最盛傳者蔡沈。
沈雖承吳棫、朱子之後，疑孔傳古文之僞，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沈雖疑之，而不敢論定也。
其分編今文古文，自元儒湖州趙孟子昂始。
其置古文而專釋今文，自崇仁吳澄草廬始。
惟孟以書畫名，後世罕知其通經者，乃能灼知古文《尚書》之僞，撰《書今古文集注》而序之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删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
秦火之後，《樂》遂無複存。
《詩》、《書》、《禮》、《春秋》，西漢以來，諸儒有意複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
學者不察，尊僞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
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
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餘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焉。
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餘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
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
’庸讵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惜孟之書不傳，而與孟同志者，時獨有一吳澄。
澄贈别孟詩雲：“識君維揚驿，玉色天人表。
伏、梅千載事，疑谳一夕[20]了”者也。
因撰《書纂言》四卷，專釋今文。
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别見于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也。
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
孔安國古文别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為一派。
是今文、古文本各為師說。
澄專釋今文，尚為有合于古義，非王柏《書疑》舉曆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
惟其颠倒錯簡，皆以意自為，則與王柏同譏，然要與孟不失為元儒之铮铮者也。
元仁宗延祐二年，議複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沈《集傳》。
休甯陳栎定宇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尚書集傳纂疏》凡六卷，于蔡《傳》有增補，無駁正，而駁正蔡《傳》之《尚書折衷》，乃佚不傳。
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
《書》宗蔡《傳》，固亦宜然”雲雲。
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然元制猶兼用梅《傳》、孔《疏》，故吉水王充耘與耕作《書義矜式》，主張題義須依功令，仍得本梅《傳》、孔《疏》立說，而不用蔡《傳》也。
充耘撰《讀書管見》二卷，所說與蔡《傳》尤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為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為異說者。
至彭蠡、陳師凱則又于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然蔡《傳》歧誤之處，則不複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于發揮注文，不主于攻駁注文也。
獨明太祖聰明首出，考驗天象，知蔡《傳》日月五星運行之說不合，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凡六卷。
每傳之下，系以經文及傳音釋，于字音、字義、字體辨之甚詳。
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
于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為回護。
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中如《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西伯戡黎》謂是武王；《洛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采諸家之說以弼蔡《傳》之違，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
其專主蔡《傳》，定為功令者，則始自明成祖時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之奉敕撰《書傳大全》。
大旨本陳栎、陳師凱，主于發明蔡《傳》。
蔡《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十卷。
自是蔡氏《傳》成不刊之典，而梅氏《孔傳》亦若存若亡矣。
然明儒有灼知梅氏《孔傳》之僞而駁之者，旌德梅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五卷、《尚書譜》五卷。
《尚書譜》尚以空言诋斥，無所依據。
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國所為，實以臆斷之，别無确證。
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為，則但據孔穎達《疏》引《晉書》谧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
獨《尚書考異》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
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并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北，而孔《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