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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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書者也。
乃馬融《書叙》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欤？抑豈先有其說而後亡之欤？彼張楷之注，衛、賈之訓，并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欤？《書叙》亦見《正義》。
厥後鄭玄作注，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
其書分《盤庚》、《太誓》皆為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诰》，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
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四篇之誼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欤？陸德明《經典釋文》首卷雲：“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雲：“鄭注《尚書》篇數并與三家同。
”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
抑豈殘缺失次，不可讀欤？既議郎陳留蔡邕伯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光祿大夫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其《尚書》則今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也。
據《尚書正義》孔穎達序。
東海王朗景興以通經師太尉楊賜，而賜則受歐陽《尚書》于桓焉者也。
則王朗者，焉之再傳弟子，而亦治歐陽《尚書》者矣。
後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俘。
魏太祖輔漢政，征拜谏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魏國建，累轉司徒。
子肅，字子雍，累官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以儒宗為名臣，撰《尚書注》十一卷、《尚書駁義》五卷，載《隋書·經籍志》。
及高貴鄉公講《尚書》，荥[10]陽鄭沖文和以司空執經親授，與侍中高密鄭小同俱被賞賜。
鄭小同者，鄭玄之孫也。
則是高貴鄉公者，當是治鄭注古文《尚書》者矣。
既幸太學，與博士論《尚書》，問三事。
一事曰：“鄭玄雲：‘稽古同天。
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雲：‘堯順考古道而行之。
’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
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
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是言之，肅義為長。
”帝曰：“仲尼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至也。
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峻對曰：“臣奉師說，未喻大義。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
”此高貴鄉公之申鄭黜王也。
然王肅之說與賈、馬不違，蓋肅善賈、馬之說，而不好鄭氏，非不通習古文者也。
此以知魏以古文《尚書》立博士矣。
吳國士大夫之通《尚書》者，獨稱琅邪諸葛瑾子瑜、廣陵張纮子綱。
纮治歐陽《尚書》，而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獨《尚書》不詳何家。
然以《毛詩》、《左氏春秋》皆古文推之，當是古文《尚書》也。
蜀士無得而稱者焉。
晉世秘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後無傳者。
及永嘉之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
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傳《尚書洪範五行傳論》是其本法，而又父子乖戾。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内史汝南梅赜仲真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
然考《漢書·藝文志》叙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而《儒林傳》亦但稱“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不雲安國作傳。
則是安國作傳，已嫌羌無依據，而其書析伏生二十九篇為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傅合于劉向《别錄》言“《尚書》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叙，引冠篇端，而亡篇之叙，列次其間。
其篇章之離合，篇目之存亡，絕與兩漢所傳不合，而立說多本王肅。
赜自言：“古文《尚書》受之城陽臧曹，而曹受之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柳受之扶風蘇愉休預，愉受之太保公鄭沖。
”授受淵原如此。
然考鄭沖在魏授《尚書》高貴鄉公，而高貴鄉公講《尚書》太學，乃據鄭注以難王誼，具如前載。
然則沖所授高貴鄉公者，當是鄭氏《尚書》，何緣傳自沖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而轉本王誼立說者耶？後儒谥之曰僞，非苛誣也。
安定皇甫谧士安，梁柳之從舅子也，亦受孔傳之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僞孔五十八篇之說。
谧高名宿學，儒者宗之，既相贊述，遂翕[11]然信奉，以為孔氏古文于是複出。
其書複阙《舜典》一篇。
齊明帝時，吳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
然鄭義兼行。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北朝惟得鄭義，至隋初，始行《孔傳》。
其為義疏者，有梁兼國子助教孔子祛撰《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國子助教巢猗撰《尚書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國子助教費甝撰《尚書義疏》十卷，司徒蔡大寶撰《尚書義疏》三十卷，隋太學博士劉炫撰《尚書述義》二十卷、《尚書義疏》七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義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一卷，具載《隋書·經籍志》，皆據梅赜上僞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也。
隋太學博士劉焯亦為僞孔作疏，聰明博學，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
至唐孔穎達奉诏纂《五經義疏》，乃因梅赜之僞孔、焯、炫之義疏撰定《尚書正義》二十卷，序稱：“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
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
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
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
竊以古人言诰，惟在達情，雖複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
若其言必托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飙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
過猶不及，良為此者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删焉。
雖複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
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
”揚榷諸家，傥亦辭嚴予奪，具有裁斷者也耶。
惟穎達誤以梅赜以上之書為壁中古文，而為之《正義》，反斥鄭注《書序》之二十四篇為張霸僞造，而不知世所傳百兩篇者出張霸，載《漢書·儒林傳》甚明，而非鄭注《書序》之二十四篇。
二十四篇者，合今文為五十七，并叙為五十八，與《漢書·藝文志》、劉向《别錄》皆符，而合《九共》為一，則十六篇，又與《漢書·藝文志》相應，是實出于安國，自都尉朝以下，遞有師承，信而有征者也。
乃穎達雲：“《藝文志》雲：‘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
’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
”是直斥安國所得之壁中古文為僞書矣。
夫梅氏之書，不知誰何妄人僞作以誣安國，為安國子孫者，當力辨其非，乃穎達竟信奉以為先祖之書而曲為回護，反斥其先祖之十六篇為僞，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哉！由是梅赜之僞孔《傳》行，而孔安國之古文《尚書》，馬融之所傳，鄭玄之所注者，胥偕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以俱亡。
夫《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
諸家聚訟，不外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
漢儒發其端，而宋儒演其緒。
然宋儒持論多與漢儒不同者，蓋漢儒重師法，宋學尚獨見；漢儒好附會，宋儒病師心也。
《洪範》疇數之說，始西漢今文家，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以陰陽災異附合《洪範》五事庶征之文，而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辨，經義愈不能明。
獨泰州胡瑗翼之生于北宋盛時，學問最為笃實，撰《洪範口義》二卷，務在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尚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為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為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于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
駁正梅《傳》、孔《疏》，自抒心得。
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為精确，其要皆歸于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遠勝漢儒托聖經而演祥也。
惟瑗明天人合一之旨，立說尚本漢儒，而臨川王安石介甫則直持天人不相與、天變不足畏之論，以破伏生、董仲舒、劉向言《洪範》五行災異之蔽，撰《洪範傳》一卷，以庶征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蓋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炀寒燠風而已。
安石說經好為新解，類如是矣。
神宗初，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12]元澤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成《新經尚書》十三卷以進，诏下其說太學頒焉。
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自是朝廷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
迨徽、欽之際，說經者宗焉。
獨眉山蘇轼子瞻，撰《東坡書傳》十三卷，多駁異其說。
今王氏《新經尚書》不傳，不能盡考二家同異。
但就《東坡書傳》而論，則轼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
其釋《禹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玄，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
至于以羲、和曠職為貳于羿而忠于夏，則侯官林之奇拙齋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證，則建陽蔡沈九峰取之。
《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
’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隻須如此解者。
’”則又未嘗以簡為病。
洛、閩諸儒以程子被轼譏诃之故，與轼水火，獨于此書有取焉。
蓋宋儒之說《書》者，實推轼及林之奇最條暢雲。
之奇之持論，力排王氏《新經》，與蘇轼同指。
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累轉校書郎。
南渡以後，王氏《新經》之說已替，而朝廷欲令學者參用其說。
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也。
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纣。
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
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诐行，淫辭之不可訓者。
”雖深文周内，未為實錄。
然之奇說《書》頗多新解，撰《尚書全解》四十卷，雖止《洛诰》，不為全解，而中以陽鳥為地名，三俊為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
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
呂祖謙之《書》學，即受諸之奇者也。
龍遊夏僎柯山雖不及之奇之門，然撰《尚書詳[13]解》二十六卷，反複條暢，博采梅氏、僞孔、孔穎達、王安石、蘇轼、林之奇及諸儒之說，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而其中取林之奇之說者，實十之六七，蓋淵源在是矣。
至金華呂祖謙伯恭初本受學于之奇，撰《東萊書說》十卷，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于唐、虞之際也。
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于覽習，而優遊餍饫以蕲深造自得也。
訖于《洛诰》而遂以絕筆者，蓋之奇書以是終，而祖謙即以是始，所以終始師說，為《尚書》一家之學也。
雖然，凡此諸儒，皆據梅赜僞孔《傳》而莫适疑為僞者。
疑之，自武夷吳棫才老始。
其言曰：“伏生傳于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
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
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撰《書裨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诂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
惟其書始出，未為世所深信，故新昌黃度文叔名輩雖視棫差後，吳棫，宣和六年第進士，紹興中為太常丞，忤秦桧，出為泉州通判。
而度紹興間登進士，甯宗時為禦史，劾宰相韓侂胄等。
而撰《尚書說》七卷，其訓诂仍以僞孔《傳》為主。
獨朱子超然遠覽，亦疑孔《傳》之僞而著其說于《語錄》曰：“某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比毛公書如此高簡，大段争[14]事。
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阙，今此卻盡釋之。
豈有千百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
如此可疑也。
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卻說是讓于舜後方作。
《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卻說曆
乃馬融《書叙》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欤？抑豈先有其說而後亡之欤？彼張楷之注，衛、賈之訓，并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欤？《書叙》亦見《正義》。
厥後鄭玄作注，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
其書分《盤庚》、《太誓》皆為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诰》，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
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四篇之誼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欤？陸德明《經典釋文》首卷雲：“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孔穎達《尚書正義》雲：“鄭注《尚書》篇數并與三家同。
”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
抑豈殘缺失次，不可讀欤？既議郎陳留蔡邕伯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光祿大夫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其《尚書》則今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也。
據《尚書正義》孔穎達序。
東海王朗景興以通經師太尉楊賜，而賜則受歐陽《尚書》于桓焉者也。
則王朗者，焉之再傳弟子，而亦治歐陽《尚書》者矣。
後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俘。
魏太祖輔漢政，征拜谏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魏國建，累轉司徒。
子肅，字子雍，累官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以儒宗為名臣，撰《尚書注》十一卷、《尚書駁義》五卷，載《隋書·經籍志》。
及高貴鄉公講《尚書》，荥[10]陽鄭沖文和以司空執經親授，與侍中高密鄭小同俱被賞賜。
鄭小同者，鄭玄之孫也。
則是高貴鄉公者，當是治鄭注古文《尚書》者矣。
既幸太學，與博士論《尚書》，問三事。
一事曰：“鄭玄雲：‘稽古同天。
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雲：‘堯順考古道而行之。
’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
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
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是言之，肅義為長。
”帝曰：“仲尼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堯之大美，在乎則天。
‘順考古道’，非其至也。
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峻對曰：“臣奉師說，未喻大義。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
”此高貴鄉公之申鄭黜王也。
然王肅之說與賈、馬不違，蓋肅善賈、馬之說，而不好鄭氏，非不通習古文者也。
此以知魏以古文《尚書》立博士矣。
吳國士大夫之通《尚書》者，獨稱琅邪諸葛瑾子瑜、廣陵張纮子綱。
纮治歐陽《尚書》，而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獨《尚書》不詳何家。
然以《毛詩》、《左氏春秋》皆古文推之，當是古文《尚書》也。
蜀士無得而稱者焉。
晉世秘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後無傳者。
及永嘉之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
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傳《尚書洪範五行傳論》是其本法，而又父子乖戾。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内史汝南梅赜仲真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
然考《漢書·藝文志》叙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而《儒林傳》亦但稱“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不雲安國作傳。
則是安國作傳，已嫌羌無依據，而其書析伏生二十九篇為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傅合于劉向《别錄》言“《尚書》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叙，引冠篇端，而亡篇之叙，列次其間。
其篇章之離合，篇目之存亡，絕與兩漢所傳不合，而立說多本王肅。
赜自言：“古文《尚書》受之城陽臧曹，而曹受之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柳受之扶風蘇愉休預，愉受之太保公鄭沖。
”授受淵原如此。
然考鄭沖在魏授《尚書》高貴鄉公，而高貴鄉公講《尚書》太學，乃據鄭注以難王誼，具如前載。
然則沖所授高貴鄉公者，當是鄭氏《尚書》，何緣傳自沖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而轉本王誼立說者耶？後儒谥之曰僞，非苛誣也。
安定皇甫谧士安，梁柳之從舅子也，亦受孔傳之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僞孔五十八篇之說。
谧高名宿學，儒者宗之，既相贊述，遂翕[11]然信奉，以為孔氏古文于是複出。
其書複阙《舜典》一篇。
齊明帝時，吳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
然鄭義兼行。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北朝惟得鄭義，至隋初，始行《孔傳》。
其為義疏者，有梁兼國子助教孔子祛撰《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國子助教巢猗撰《尚書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國子助教費甝撰《尚書義疏》十卷，司徒蔡大寶撰《尚書義疏》三十卷，隋太學博士劉炫撰《尚書述義》二十卷、《尚書義疏》七卷，秘書學士顧彪撰《尚書義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一卷，具載《隋書·經籍志》，皆據梅赜上僞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也。
隋太學博士劉焯亦為僞孔作疏，聰明博學，與劉炫齊名，時稱二劉。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
至唐孔穎達奉诏纂《五經義疏》，乃因梅赜之僞孔、焯、炫之義疏撰定《尚書正義》二十卷，序稱：“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
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
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
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
竊以古人言诰，惟在達情，雖複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
若其言必托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飙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
過猶不及，良為此者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删焉。
雖複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
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
”揚榷諸家，傥亦辭嚴予奪，具有裁斷者也耶。
惟穎達誤以梅赜以上之書為壁中古文，而為之《正義》，反斥鄭注《書序》之二十四篇為張霸僞造，而不知世所傳百兩篇者出張霸，載《漢書·儒林傳》甚明，而非鄭注《書序》之二十四篇。
二十四篇者，合今文為五十七，并叙為五十八，與《漢書·藝文志》、劉向《别錄》皆符，而合《九共》為一，則十六篇，又與《漢書·藝文志》相應，是實出于安國，自都尉朝以下，遞有師承，信而有征者也。
乃穎達雲：“《藝文志》雲：‘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
’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
”是直斥安國所得之壁中古文為僞書矣。
夫梅氏之書，不知誰何妄人僞作以誣安國，為安國子孫者，當力辨其非，乃穎達竟信奉以為先祖之書而曲為回護，反斥其先祖之十六篇為僞，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哉！由是梅赜之僞孔《傳》行，而孔安國之古文《尚書》，馬融之所傳，鄭玄之所注者，胥偕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以俱亡。
夫《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
諸家聚訟，不外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
漢儒發其端，而宋儒演其緒。
然宋儒持論多與漢儒不同者，蓋漢儒重師法，宋學尚獨見；漢儒好附會，宋儒病師心也。
《洪範》疇數之說，始西漢今文家，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以陰陽災異附合《洪範》五事庶征之文，而宋儒又流為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辨，經義愈不能明。
獨泰州胡瑗翼之生于北宋盛時，學問最為笃實，撰《洪範口義》二卷，務在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尚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為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為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于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
駁正梅《傳》、孔《疏》，自抒心得。
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為精确，其要皆歸于建中出治，定皇極為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遠勝漢儒托聖經而演祥也。
惟瑗明天人合一之旨，立說尚本漢儒，而臨川王安石介甫則直持天人不相與、天變不足畏之論，以破伏生、董仲舒、劉向言《洪範》五行災異之蔽，撰《洪範傳》一卷，以庶征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蓋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炀寒燠風而已。
安石說經好為新解，類如是矣。
神宗初，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12]元澤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成《新經尚書》十三卷以進，诏下其說太學頒焉。
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自是朝廷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
迨徽、欽之際，說經者宗焉。
獨眉山蘇轼子瞻，撰《東坡書傳》十三卷，多駁異其說。
今王氏《新經尚書》不傳，不能盡考二家同異。
但就《東坡書傳》而論，則轼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又長于議論，于治亂興亡，披抉明暢。
其釋《禹貢》三江，定為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玄，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
至于以羲、和曠職為貳于羿而忠于夏，則侯官林之奇拙齋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為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為證，則建陽蔡沈九峰取之。
《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
’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隻須如此解者。
’”則又未嘗以簡為病。
洛、閩諸儒以程子被轼譏诃之故，與轼水火，獨于此書有取焉。
蓋宋儒之說《書》者，實推轼及林之奇最條暢雲。
之奇之持論，力排王氏《新經》，與蘇轼同指。
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累轉校書郎。
南渡以後，王氏《新經》之說已替，而朝廷欲令學者參用其說。
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也。
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纣。
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
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诐行，淫辭之不可訓者。
”雖深文周内，未為實錄。
然之奇說《書》頗多新解，撰《尚書全解》四十卷，雖止《洛诰》，不為全解，而中以陽鳥為地名，三俊為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
至其辨析異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
呂祖謙之《書》學，即受諸之奇者也。
龍遊夏僎柯山雖不及之奇之門，然撰《尚書詳[13]解》二十六卷，反複條暢，博采梅氏、僞孔、孔穎達、王安石、蘇轼、林之奇及諸儒之說，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而其中取林之奇之說者，實十之六七，蓋淵源在是矣。
至金華呂祖謙伯恭初本受學于之奇，撰《東萊書說》十卷，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于唐、虞之際也。
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于覽習，而優遊餍饫以蕲深造自得也。
訖于《洛诰》而遂以絕筆者，蓋之奇書以是終，而祖謙即以是始，所以終始師說，為《尚書》一家之學也。
雖然，凡此諸儒，皆據梅赜僞孔《傳》而莫适疑為僞者。
疑之，自武夷吳棫才老始。
其言曰：“伏生傳于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
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
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書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
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撰《書裨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诂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
惟其書始出，未為世所深信，故新昌黃度文叔名輩雖視棫差後，吳棫，宣和六年第進士，紹興中為太常丞，忤秦桧，出為泉州通判。
而度紹興間登進士，甯宗時為禦史，劾宰相韓侂胄等。
而撰《尚書說》七卷，其訓诂仍以僞孔《傳》為主。
獨朱子超然遠覽，亦疑孔《傳》之僞而著其說于《語錄》曰：“某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比毛公書如此高簡，大段争[14]事。
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阙，今此卻盡釋之。
豈有千百前人說底話，收拾于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
如此可疑也。
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卻說是讓于舜後方作。
《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卻說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