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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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5]受诏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
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
诏更令裁定，未就。
永徽二年，诏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尚書左仆射于志甯、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然則《五經正義》者，蓋孔穎達與諸儒之所共撰，而非一人之書，彰彰明甚。
而《高宗紀》大書特書曰“孔穎達《五經正義》”者，意者特以孔穎達為奉诏撰定《五經正義》之總纂官，而遂以屍其名邪？然孔穎達奉诏撰定《正義》者，但有《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五經。
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
《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闆行，惟二[6]《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
望令直講[7]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雠校，以備刊刻。
’”而《穀梁》用唐楊士勳疏，《公羊》用唐徐彥疏，《孝經》、《論語》、《爾雅》用宋邢昺疏，《孟子》用宋孫奭疏。
此世所稱《十三經注疏》也。
然宋以前，疏本與注别行，而宋以後，疏遂與注合刊，說經者遂以《注疏》為不刊之典。
至新喻劉敞原父撰《七經小傳》三卷，始異《注疏》之說。
七經者，《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也。
宋人說經毅然自異于先儒，實自敞始。
然敞學有根柢，故能自為一家之言。
後來不能學其深究古義而學其排擊古義，則甚矣其傎也。
獨臨卭魏了翁鶴山以說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之詳博，因取諸經注疏之文，據事别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殘存《周易要義》十卷、《尚書要義》十七卷、《儀禮要義》五十卷、《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雖主于采掇《注疏》，然别裁精審，汰其冗文，既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分胪綱目，鹹有條貫，可謂剪除枝蔓，獨撷英華，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
至清儒華亭吳浩養齋取諸經箋注，标其疑義，撰《十三經義疑》十二卷，雖于注疏之學，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亦注疏家之诤臣也。
元和惠棟定宇乃究探諸經古義于《注疏》未出之前，撰成《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古義》二十二卷。
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注》，刊闆别行。
搜采舊文，互相參證。
曰“古義”者，蓋漢儒專門訓诂之學，得以考見于今者也。
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
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厘辨别，後世乃詳。
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假一門。
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糾結不通。
故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
棟作是書，證佐分明，斯稱精核。
庶幾哉，可謂抗心希古，直抉經奧者。
若乃勘文字之異同，校刻本之是非，則有儀征阮元芸台之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焉。
雖然，六藝經傳以千萬數，要其歸，則不外五帝之道、六藝之教。
《禮記·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
潔淨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史記·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
《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
《詩》紀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
《樂》樂所以生，故長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
诏更令裁定，未就。
永徽二年，诏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尚書左仆射于志甯、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然則《五經正義》者，蓋孔穎達與諸儒之所共撰，而非一人之書，彰彰明甚。
而《高宗紀》大書特書曰“孔穎達《五經正義》”者，意者特以孔穎達為奉诏撰定《五經正義》之總纂官，而遂以屍其名邪？然孔穎達奉诏撰定《正義》者，但有《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五經。
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
《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闆行，惟二[6]《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
望令直講[7]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雠校，以備刊刻。
’”而《穀梁》用唐楊士勳疏，《公羊》用唐徐彥疏，《孝經》、《論語》、《爾雅》用宋邢昺疏，《孟子》用宋孫奭疏。
此世所稱《十三經注疏》也。
然宋以前，疏本與注别行，而宋以後，疏遂與注合刊，說經者遂以《注疏》為不刊之典。
至新喻劉敞原父撰《七經小傳》三卷，始異《注疏》之說。
七經者，《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也。
宋人說經毅然自異于先儒，實自敞始。
然敞學有根柢，故能自為一家之言。
後來不能學其深究古義而學其排擊古義，則甚矣其傎也。
獨臨卭魏了翁鶴山以說經者但知誦習成言，不能求之詳博，因取諸經注疏之文，據事别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殘存《周易要義》十卷、《尚書要義》十七卷、《儀禮要義》五十卷、《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雖主于采掇《注疏》，然别裁精審，汰其冗文，既使後人不病于蕪雜，而分胪綱目，鹹有條貫，可謂剪除枝蔓，獨撷英華，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
至清儒華亭吳浩養齋取諸經箋注，标其疑義，撰《十三經義疑》十二卷，雖于注疏之學，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亦注疏家之诤臣也。
元和惠棟定宇乃究探諸經古義于《注疏》未出之前，撰成《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古義》二十二卷。
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注》，刊闆别行。
搜采舊文，互相參證。
曰“古義”者，蓋漢儒專門訓诂之學，得以考見于今者也。
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
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厘辨别，後世乃詳。
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假一門。
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糾結不通。
故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
棟作是書，證佐分明，斯稱精核。
庶幾哉，可謂抗心希古，直抉經奧者。
若乃勘文字之異同，校刻本之是非，則有儀征阮元芸台之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焉。
雖然，六藝經傳以千萬數，要其歸，則不外五帝之道、六藝之教。
《禮記·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
潔淨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史記·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
《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
《詩》紀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
《樂》樂所以生，故長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