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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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始。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于《禮》曰“追迹三代”；于《書》曰“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缪”；于《詩》曰“古者《詩》三千馀篇”；于《春秋》曰“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所以著《六經》之為“先王之陳迹”也。
于《書傳》曰“序”，曰“編次其事”，于《禮》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從周”；于《樂》曰“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于《詩》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于《易》曰“《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于《春秋》曰“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曰“筆則筆，削則削”；所以著孔子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
然則六經之有，先于孔子之生；而六經之編，則成孔子之手。
史公大書特書曰：“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明王道，成六藝”，明六藝之成自孔子；不得孔子，雖有禮樂散在方策，不可得而述也。
于是官府之典，一變而為專家之學。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随所聞見，辯釋考論，或為之傳，或為之記。
何謂傳？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
”如《易》之有《系辭傳》，皮錫瑞《易經通論》曰：“今之《系辭》上下篇，古以為《系辭傳》。
”《釋文》：“王肅本有傳字，乃《系辭》之傳。
”孔子弟子所作系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系辭之文為《易大傳》，是其明證也。
《儀禮·喪服第十一》之有《子夏傳》；《春秋》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是也。
何謂記？《說文》言部：“記，疋也。
”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
”如《禮》之有《大戴記》、《小戴記》；是也。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著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此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禅師所釋為律論也。
迨漢以後諸儒解釋聖經賢傳之書，則或曰注：如《易》之題王弼《注》、韓康伯《注》；《周禮》、《儀禮》、《禮記》之題鄭玄《注》；《春秋左氏傳》之題杜預《注》；《孝經》之題唐元宗明皇帝《禦注》；《爾雅》之郭璞《注》；《孟子》之趙岐《注》；是也。
或曰傳：如《書》之題孔氏《傳》；《詩》之毛公《傳》；是也。
或曰箋：如《詩》之鄭玄《箋》；是也。
或曰學：如《春秋公羊傳》之題何休《學》；是也。
或曰集解：如《春秋穀梁傳》之題範甯《集解》。
《論語》之何晏《集解》；是也。
後人通謂之注。
然《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諸家經解，無稱注者。
或曰傳：如《易》之有《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尚書》之有《傳》四十一篇；《詩》之有《齊後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韓内傳》四卷、《外傳》六卷；《周官經》之有《周官傳》四篇；《孝經》之有《雜傳》四篇；是也。
或曰故，曰解故，曰故訓傳。
師古曰：“故者通其指意。
”《尚書》之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詩經》之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後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等皆是。
然則西京之書多稱故，而東漢以後才稱注也。
唐以後辯釋經注之書，則謂之疏。
注以釋經，疏以辯注。
如《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之孔穎達《疏》；《周禮》、《儀禮》之賈公彥《疏》；《春秋公羊傳》之徐彥《疏》；《穀梁傳》之楊士勳《疏》；《孝經》、《論語》、《爾雅》之邢昺《疏》；孟子之孫奭《疏》；是也。
或亦曰正義，有是正其義之意；則有如《易》之篇首題“孔穎達奉敕撰《正義》”焉。
有經，有傳，有記。
〇詳見前條。
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
〇博按：《莊子》書有十二經、六經之名。
《天道篇》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
《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十二經者，謂六經與六緯也。
漢亡《樂經》，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經博士；乃以《易》、《詩》、《書》、《禮》、《春秋》立于學官。
五經之名始定。
至後漢有七經之目，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
《論語》、《孝經》為一經。
合十經。
助敬分掌。
”此十經之說也。
唐以《周禮》、《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分而習之，并《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為九經，列于學官。
然開成間，刻石國子學，則又有《孝經》、《論語》、《爾雅》，是為十二經也。
至宋儒進《孟子》以配《論語》，而十三經之名以立。
所謂十四經者，先時嘗并《大戴記》于十三經末，稱十四經也。
章學誠《經解》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
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隐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之言，網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
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雲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
三代之衰，治教既分。
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且繼，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
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
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
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将乖，于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
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
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于官師皆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
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
荀子曰：“夫學，始于誦經，終于習禮。
”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又曰：“翻十二經以見老子。
”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于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别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
《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诂，《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缁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
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而附之于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
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别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子》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
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
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
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于綱紀，于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别于《禮》，《左氏》、《公》、《穀》之别于《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
而儒者著書，始嚴經書，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
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
後儒以聖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名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可以意僭之矣。
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幹之，以有據也。
師有教，不肖者辄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
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
楊氏無書。
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
而莊子乃雲“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
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繹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
《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稱于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緻，又其後而益甚者也。
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
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
唐人以律設科。
明祖頒示大诰，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
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于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
《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于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于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于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
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于不得已也。
然其口耳之學，不能曆久而不差，則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班，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于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
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
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
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号，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
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為病哉！ 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餘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馬、賈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喟！ 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
《易》則施、孟、梁丘，皆能以占變知來。
《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
《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篇》當谏書。
《春秋》則董仲舒、隽不疑之決獄。
《禮》則魯諸生、賈誼、韓元成之議制度。
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傅輔道。
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說高祖。
賈誼《新書》為漢定制作。
《春秋繁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揚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學，範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
而東京亦未有聞焉！ 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
”於戲！二君惟六書、《三禮》并視諸經為宏深！故多用今文家法。
及鄭氏旁釋《易》、《詩》、《書》、《春秋》皆創異門戶，左今右古。
其後鄭學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亡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絕學。
谶緯盛，經術卑，儒用绌。
晏、肅、預、谧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後。
東晉梅赜《僞古文書》遂乘機竄入，并馬、鄭亦歸于淪佚。
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于東京。
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
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于魏晉。
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複。
天道三微而成一著。
今日複古之要，由诂訓音聲以進于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
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道光商橫攝提格之歲，源既叙武進劉申甫先生遺書，略陳群經家法。
茲乃推廣遍集兩漢《儒林傳》、《藝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學第一，梁丘學第二，孟喜氏學第三，孟氏學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費氏學第五；其流為荀氏卦氣之學，鄭玄爻辰之學，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變之學。
斯為《易》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
《尚書》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學。
有孔安國古文四十餘篇之學；東漢初劉歆、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又别創古文之學，其篇次與今文同；而孔安國佚十六篇并無師說，此皆不列于博士者。
及東晉僞古文及《僞孔傳》出，唐代列于學校；而伏、歐之今文，馬、鄭之古文，同時并亡。
予據《大傳》殘編，加以《史記》、《漢書》、諸子所征引，共成《書古微》。
斯《尚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
《詩》則漢初皆習齊轅固生、魯申公、韓嬰三家；惟《毛詩》别為古文。
鄭康成初年習《韓詩》，及箋《詩》改從毛，于是齊、魯、韓次第佚亡，今惟存毛《傳》。
及宋朱子、王應麟始略采三家《詩》殘文而未得條紀；明何楷本朝範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輯，始獲三家詩十之七八；而餘發揮之成《詩古微》。
此詩今古文大概也。
小學以《說文》為大宗，曆代罕究。
國朝顧炎武始明音學，而段、王二氏發明《說文》、《廣雅》。
惟轉注之說尚有疏舛，予特為發明之。
此小學家之大概也。
《禮經》則褅袷之義，王肅與鄭玄抗衡。
鄭主緯書感生五帝之說，肅主人帝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輸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鄭玄《周禮》注計口出泉，至宋遂啟王安石新法之禍。
惟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
此則古今《三禮》之大概也。
今采史志所載各家立案于前，而後随人疏證，略施斷制于後；俾承學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覽而群經群儒燦然如處一堂。
識大識小，學無常師，以為後之君子，亦将有樂于斯乎！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
考證： 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
〇博按：讓清禮書之大著作有三：曰《讀禮通考》；曰《五禮通考》；曰《禮書通故》。
先是昆山徐乾學于康熙間，以贊善居母憂，請鄞縣萬斯同纂《讀禮通考》，凡百二十卷，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為言喪禮最詳備之書。
至乾隆時，無錫秦蕙田以經學名儒官禮部侍郎；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厪存什一。
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
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為完書。
”乃本昆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兇、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凡二百六十二卷；其中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
湘鄉曾國藩極稱其書，以為“三禮之外，得此而四”；然亦有譏其多援引而少斷制者。
德清俞樾序《禮書通故》，論及秦氏《通考》，以為：“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薮，而未足為治禮者之藝極。
不如《禮書通故》之有斷制。
”《禮書通故》，定海黃以周作也；凡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博征古說，蓋與秦氏《通考》比隆；其校核異義過之！諸先儒不決之義，盡論定之矣；然秦氏非不能論定也。
方秦氏著書之日，同縣顧棟高緻書論之，即以為“援引多而斷制少，如禮書總賬簿”。
而秦氏答書，則曰：“援引者，斷制之所從出也。
斷制者，援引之歸宿也，苟不援引，何從斷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斷制，非兩事也；古雲議禮如聚訟。
如欲聽訟，由堂上而觀堂下，必使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而後正于五罰。
若不聽其辭，窮其變态，得其真情，而遽以已意斷之；吾未見其明允也。
”然則秦氏非不能斷制也，蓋慎之也！讀秦氏《通考》者，此重公案，不可不知！ 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
〇博按：經學之分今古先漢無是也；而今古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異。
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宋洪适《隸釋》著錄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刻太學門外《石經》一千九百馀殘字内《魯詩》、小夏侯《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
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
古文者，蓋倉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世所傳三代鼎彜、歧陽石鼓及許慎《說文》所載古文籀文是也。
隸書，漢世通俗宜民之書，故謂之今文。
而颉文籀篆，蓋三代之書，而漢代之所不行，斯謂之古文矣。
惟六經之今文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例不明著，以世人之所誦識，其為今文，不待言也；至古文書，則以其殊異今文，故特表而出之；如《易》之有中古文《易經》。
《書》之有《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叙稱：“《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禮》之有《禮古經》五十六卷；叙稱：“《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春秋》之有《春秋古經》十二篇。
《論語》之有《論語古》二十一篇。
《孝經》之有《孝經古孔氏》一篇，是也。
然所謂今古文者，特文字之殊古今耳，無預于學派也。
考漢儒治經，有讀《古文尚書》以今文字者；《漢書·儒林傳》叙“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是也。
則亦有校今文經以古文；可考見者始劉向。
《本傳》稱：“向受《穀梁春秋》，大明習，及歆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
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說者謂父子異學，向今文而歆古文也。
然向校經不廢古文。
《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而《尚書》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馀，脫字數十。
”後漢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見《後漢書·儒林傳》。
而其注《論語》，則就《魯論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始。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于《禮》曰“追迹三代”；于《書》曰“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缪”；于《詩》曰“古者《詩》三千馀篇”；于《春秋》曰“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所以著《六經》之為“先王之陳迹”也。
于《書傳》曰“序”，曰“編次其事”，于《禮》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從周”；于《樂》曰“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于《詩》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于《易》曰“《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于《春秋》曰“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曰“筆則筆，削則削”；所以著孔子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
然則六經之有，先于孔子之生；而六經之編，則成孔子之手。
史公大書特書曰：“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明王道，成六藝”，明六藝之成自孔子；不得孔子，雖有禮樂散在方策，不可得而述也。
于是官府之典，一變而為專家之學。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随所聞見，辯釋考論，或為之傳，或為之記。
何謂傳？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
”如《易》之有《系辭傳》，皮錫瑞《易經通論》曰：“今之《系辭》上下篇，古以為《系辭傳》。
”《釋文》：“王肅本有傳字，乃《系辭》之傳。
”孔子弟子所作系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系辭之文為《易大傳》，是其明證也。
《儀禮·喪服第十一》之有《子夏傳》；《春秋》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是也。
何謂記？《說文》言部：“記，疋也。
”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
”如《禮》之有《大戴記》、《小戴記》；是也。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著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此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禅師所釋為律論也。
迨漢以後諸儒解釋聖經賢傳之書，則或曰注：如《易》之題王弼《注》、韓康伯《注》；《周禮》、《儀禮》、《禮記》之題鄭玄《注》；《春秋左氏傳》之題杜預《注》；《孝經》之題唐元宗明皇帝《禦注》；《爾雅》之郭璞《注》；《孟子》之趙岐《注》；是也。
或曰傳：如《書》之題孔氏《傳》；《詩》之毛公《傳》；是也。
或曰箋：如《詩》之鄭玄《箋》；是也。
或曰學：如《春秋公羊傳》之題何休《學》；是也。
或曰集解：如《春秋穀梁傳》之題範甯《集解》。
《論語》之何晏《集解》；是也。
後人通謂之注。
然《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諸家經解，無稱注者。
或曰傳：如《易》之有《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尚書》之有《傳》四十一篇；《詩》之有《齊後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韓内傳》四卷、《外傳》六卷；《周官經》之有《周官傳》四篇；《孝經》之有《雜傳》四篇；是也。
或曰故，曰解故，曰故訓傳。
師古曰：“故者通其指意。
”《尚書》之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詩經》之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後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等皆是。
然則西京之書多稱故，而東漢以後才稱注也。
唐以後辯釋經注之書，則謂之疏。
注以釋經，疏以辯注。
如《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之孔穎達《疏》；《周禮》、《儀禮》之賈公彥《疏》；《春秋公羊傳》之徐彥《疏》；《穀梁傳》之楊士勳《疏》；《孝經》、《論語》、《爾雅》之邢昺《疏》；孟子之孫奭《疏》；是也。
或亦曰正義，有是正其義之意；則有如《易》之篇首題“孔穎達奉敕撰《正義》”焉。
有經，有傳，有記。
〇詳見前條。
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
〇博按：《莊子》書有十二經、六經之名。
《天道篇》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
《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十二經者，謂六經與六緯也。
漢亡《樂經》，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經博士；乃以《易》、《詩》、《書》、《禮》、《春秋》立于學官。
五經之名始定。
至後漢有七經之目，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
《論語》、《孝經》為一經。
合十經。
助敬分掌。
”此十經之說也。
唐以《周禮》、《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分而習之，并《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為九經，列于學官。
然開成間，刻石國子學，則又有《孝經》、《論語》、《爾雅》，是為十二經也。
至宋儒進《孟子》以配《論語》，而十三經之名以立。
所謂十四經者，先時嘗并《大戴記》于十三經末，稱十四經也。
章學誠《經解》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
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于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隐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之言，網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
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雲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
三代之衰，治教既分。
夫子生于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于成周，無以續且繼，而至于淪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
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
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
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将乖，于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
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
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于官師皆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
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
荀子曰：“夫學，始于誦經，終于習禮。
”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又曰：“翻十二經以見老子。
”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于孔門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别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
《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诂，《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缁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
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而附之于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
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别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子》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
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
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
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于綱紀，于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别于《禮》，《左氏》、《公》、《穀》之别于《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
而儒者著書，始嚴經書，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
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
後儒以聖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名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可以意僭之矣。
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幹之，以有據也。
師有教，不肖者辄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
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
楊氏無書。
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
而莊子乃雲“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
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繹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
《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稱于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緻，又其後而益甚者也。
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
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
唐人以律設科。
明祖頒示大诰，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
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于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
”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
《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于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于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于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
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于不得已也。
然其口耳之學，不能曆久而不差，則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班，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
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于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
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
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
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号，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
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為病哉！ 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餘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馬、賈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喟！ 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
《易》則施、孟、梁丘，皆能以占變知來。
《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
《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篇》當谏書。
《春秋》則董仲舒、隽不疑之決獄。
《禮》則魯諸生、賈誼、韓元成之議制度。
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傅輔道。
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說高祖。
賈誼《新書》為漢定制作。
《春秋繁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揚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學，範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
而東京亦未有聞焉！ 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
”於戲！二君惟六書、《三禮》并視諸經為宏深！故多用今文家法。
及鄭氏旁釋《易》、《詩》、《書》、《春秋》皆創異門戶，左今右古。
其後鄭學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亡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絕學。
谶緯盛，經術卑，儒用绌。
晏、肅、預、谧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後。
東晉梅赜《僞古文書》遂乘機竄入，并馬、鄭亦歸于淪佚。
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于東京。
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
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于魏晉。
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複。
天道三微而成一著。
今日複古之要，由诂訓音聲以進于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
由典章制度以進于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道光商橫攝提格之歲，源既叙武進劉申甫先生遺書，略陳群經家法。
茲乃推廣遍集兩漢《儒林傳》、《藝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學第一，梁丘學第二，孟喜氏學第三，孟氏學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費氏學第五；其流為荀氏卦氣之學，鄭玄爻辰之學，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變之學。
斯為《易》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
《尚書》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學。
有孔安國古文四十餘篇之學；東漢初劉歆、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又别創古文之學，其篇次與今文同；而孔安國佚十六篇并無師說，此皆不列于博士者。
及東晉僞古文及《僞孔傳》出，唐代列于學校；而伏、歐之今文，馬、鄭之古文，同時并亡。
予據《大傳》殘編，加以《史記》、《漢書》、諸子所征引，共成《書古微》。
斯《尚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
《詩》則漢初皆習齊轅固生、魯申公、韓嬰三家；惟《毛詩》别為古文。
鄭康成初年習《韓詩》，及箋《詩》改從毛，于是齊、魯、韓次第佚亡，今惟存毛《傳》。
及宋朱子、王應麟始略采三家《詩》殘文而未得條紀；明何楷本朝範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輯，始獲三家詩十之七八；而餘發揮之成《詩古微》。
此詩今古文大概也。
小學以《說文》為大宗，曆代罕究。
國朝顧炎武始明音學，而段、王二氏發明《說文》、《廣雅》。
惟轉注之說尚有疏舛，予特為發明之。
此小學家之大概也。
《禮經》則褅袷之義，王肅與鄭玄抗衡。
鄭主緯書感生五帝之說，肅主人帝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輸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鄭玄《周禮》注計口出泉，至宋遂啟王安石新法之禍。
惟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
此則古今《三禮》之大概也。
今采史志所載各家立案于前，而後随人疏證，略施斷制于後；俾承學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覽而群經群儒燦然如處一堂。
識大識小，學無常師，以為後之君子，亦将有樂于斯乎！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
考證： 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
〇博按：讓清禮書之大著作有三：曰《讀禮通考》；曰《五禮通考》；曰《禮書通故》。
先是昆山徐乾學于康熙間，以贊善居母憂，請鄞縣萬斯同纂《讀禮通考》，凡百二十卷，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為言喪禮最詳備之書。
至乾隆時，無錫秦蕙田以經學名儒官禮部侍郎；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厪存什一。
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
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為完書。
”乃本昆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兇、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凡二百六十二卷；其中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
湘鄉曾國藩極稱其書，以為“三禮之外，得此而四”；然亦有譏其多援引而少斷制者。
德清俞樾序《禮書通故》，論及秦氏《通考》，以為：“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薮，而未足為治禮者之藝極。
不如《禮書通故》之有斷制。
”《禮書通故》，定海黃以周作也；凡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博征古說，蓋與秦氏《通考》比隆；其校核異義過之！諸先儒不決之義，盡論定之矣；然秦氏非不能論定也。
方秦氏著書之日，同縣顧棟高緻書論之，即以為“援引多而斷制少，如禮書總賬簿”。
而秦氏答書，則曰：“援引者，斷制之所從出也。
斷制者，援引之歸宿也，苟不援引，何從斷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斷制，非兩事也；古雲議禮如聚訟。
如欲聽訟，由堂上而觀堂下，必使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而後正于五罰。
若不聽其辭，窮其變态，得其真情，而遽以已意斷之；吾未見其明允也。
”然則秦氏非不能斷制也，蓋慎之也！讀秦氏《通考》者，此重公案，不可不知！ 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
〇博按：經學之分今古先漢無是也；而今古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異。
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宋洪适《隸釋》著錄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刻太學門外《石經》一千九百馀殘字内《魯詩》、小夏侯《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
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
古文者，蓋倉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世所傳三代鼎彜、歧陽石鼓及許慎《說文》所載古文籀文是也。
隸書，漢世通俗宜民之書，故謂之今文。
而颉文籀篆，蓋三代之書，而漢代之所不行，斯謂之古文矣。
惟六經之今文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例不明著，以世人之所誦識，其為今文，不待言也；至古文書，則以其殊異今文，故特表而出之；如《易》之有中古文《易經》。
《書》之有《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叙稱：“《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禮》之有《禮古經》五十六卷；叙稱：“《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春秋》之有《春秋古經》十二篇。
《論語》之有《論語古》二十一篇。
《孝經》之有《孝經古孔氏》一篇，是也。
然所謂今古文者，特文字之殊古今耳，無預于學派也。
考漢儒治經，有讀《古文尚書》以今文字者；《漢書·儒林傳》叙“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是也。
則亦有校今文經以古文；可考見者始劉向。
《本傳》稱：“向受《穀梁春秋》，大明習，及歆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
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說者謂父子異學，向今文而歆古文也。
然向校經不廢古文。
《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而《尚書》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馀，脫字數十。
”後漢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見《後漢書·儒林傳》。
而其注《論語》，則就《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