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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古文《尚書》者，出孔氏壁中，皆古字也”；“《孝經》長孫氏等各自名家，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所謂“古文”者，皆明指文字而言；豈如王氏所言“非以其文字”乎？斯又“遁辭知其所窮”者矣！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
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
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
”博按：秦書八體不言古文者，自以古文之絕。
許君《叙》上文明言“古文由此絕矣”。
《太史公自序》曰：“秦撥去古文。
”此亦“古文自秦絕”之一證。
段《注》非是。
《尉律》：“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
”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籀文字數不可知。
《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太史籀，非可牽合。
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适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
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
此蓋誤讀《說文叙》也。
《說文叙》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
且《倉颉》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
” 孝宣時，召通《倉颉》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博士。
〇博按：此可以證古文之在漢時，非盡人所能通讀。
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藝文志》曰：‘《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按雲‘《倉颉》多古字’者，謂《倉颉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俗師失其讀’者，失其音義也；‘正讀’者，正其音義。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杜業，字子夏，本魏郡緐陽人也；其母張敞女，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吉子竦，又從業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
業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于業、竦。
《孝平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史篇》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轺傳遣詣京師。
至者數千人。
’《王莽傳》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庭中。
’紀傳所說，正是一事。
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庭中，正其時也。
禮等通小學《史篇》文字者也。
《史篇》，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蓋倉籀古文者，三代之所以，而秦之所廢絕；迨漢，俗師失其讀，故征能通讀者尊顯之以為罕貴也。
乃海甯王國維作《史記所謂古文說》，謂：“武、昭以後，古文之書，學者如劉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是古文訖于西京之末，尚非難識。
嗣是訖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
是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其說至魏晉之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
”此矛盾無稽之談也！使王氏之言而信，博誠不解《漢書·藝文志》所稱“《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者何指？“孝宣皇帝召通《倉颉》讀者”何事？而“張敞從受”又何為。
王氏謂“劉子政父子未聞受古文字學”，獨不思張敞之“好古文字”，美陽得鼎，按其銘勒，而謙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
師古曰：“尋其文迹”，言迹古文之難也。
見《漢書·郊祀志》；而其“從受通《倉颉》讀者”，則見《藝文志》及許君此叙，固人人之所熟聞也。
甯獨張敞！《太史公自序》曰：“年十歲，則誦古文。
”《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此司馬遷受古文字學之證。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見《漢書·劉歆傳》），而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見《漢書·司馬遷傳》，成一家之言；亦以古文誦習之有素也。
不能以史不言“向、歆父子誦古文”，而沒“司馬遷誦古文”，“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張敞從受通《倉颉》讀者”三事置不提，而遽斷“漢人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
且王氏既謂“漢人初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矣，顧又曰“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
不知王仲任是漢人乎，抑非漢人乎？博按：《後漢書·王充傳》叙“王充字仲任，師事扶風班彪”。
其著《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篇《尚書》于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
”自指壁中書初發見而未經孔安國讀以今文字之時而言；或者即本所師班彪之說。
班彪者非它，班孟堅之父也；甯有如王氏所稱“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班孟堅之所得親見；而王仲任與之同時同學，目未經見者？此又不可通之論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複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颉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也”。
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
〇博按：許君此言，所以明《說文》所收古文之依據有自。
其所依據者：一曰“壁中書”，二曰《春秋左氏傳》，三曰“郡國山川鼎彜”。
而郡國山川鼎彜之所以可依據者，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也。
所以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以許君見“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而郡國山川所得之鼎彜，其銘“皆自”與“壁中書”、《春秋左氏傳》“相似”故也。
“自”之為言自然相似，不待考釋也。
“皆自相似”之“皆”，即“皆以古文”之“皆”；“皆”之為言，概“壁中書”、《春秋左氏傳》二者而言也；文氣直貫而下，連讀意自明，而鼎彜，漢之所得，史文可征者，《史記·封禅書》、《漢書·郊祀志》叙“武帝即位；李少君見”。
上有古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寖。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
”又《郊祀志》叙宣帝即位，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鼎有刻書曰：‘王命屍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鸾，黼黻琱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
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
’”又有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一事，以其文镂無款識，故不識錄。
許君《序》所謂“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正指此類而言。
惟許君《叙》曰“亦往往”，蓋緻言郡國所得之多，當不止此二事，而史佚不見。
吳縣潘祖蔭《攀古樓彜器款識序》謂“許君書中古文本于經文者，必言其所出。
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
其說是也。
惟海甯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謂“許君書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未嘗據鼎彜。
漢代鼎彜所出無多。
”然則許君《叙》稱“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往往”二字，豈“無多”之意，将許君造诳以耀于世者耶？縱來者之可誣，甯時論所得容。
曰“郡國于山川得”，當有其物；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必夥其數；耳目畢睹，豈容耀诳？此必不然之事也！王氏謂“許君叙‘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為明白矣。
至其述山川鼎彜，又分别言之，白‘其銘即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雲‘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别于孔壁之古文；雲‘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
”特王氏斷章取義，不知通貫上下文讀而有雲耳！博知許君意不如此也。
自其分别而言，則許君《叙》之于《春秋左氏傳》，曰“北平侯張蒼獻”，曰“又”，此亦所以别白于“壁中書”而判其殊出也。
甯隻鼎彜雲爾哉？其述鼎彜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則所以别白于“壁中書”之“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春秋左氏傳》之“北平侯張蒼獻”也。
至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則非别白之辭，而所以會其大同。
所謂“前代”，即指許君《叙》上文所稱“五帝三王之世”，在漢代以前者，而非别有所謂“前代”。
所謂“前代之古文”，即許君上文叙“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或異”之“古文”，亦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所“皆似”之“古文”也。
易言之，曰“即前代之古文”雲者，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
《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在漢代以前者也。
故正言之曰“即”。
按《史記·項羽本紀》漢王曰：“吾與項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即”之為言“即此無它”也。
推許君之意，謂郡國所得山川鼎彜之銘，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皆自相似也。
使如王氏所言“山川鼎彜之銘自相似，而非與孔壁古文相似，前代之古文，非孔壁之古文”，然則所謂“即”者何“即”？而許君于“其詳可得略說也”句下續申之曰“而世人大共非訾，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苛字止句’，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
”此正所以反證“郡國所得山川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之不為“馬頭人長”，“人持十鬥”，“蟲屈中”，“苛止句”；而合孔氏古文，不謬于《史籀》之“即前代之古文”；段玉裁注：“鼎彜之銘，則合于孔氏古文”者是也。
至王氏引吳縣吳大澂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
字以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征。
”此又未然。
按王氏言：“拓墨之法。
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
”則三代之無石拓可知。
然古者封泰山七十二家之文，曆見《韓詩外傳》、《史記·封禅書》暨許君此《叙》所征引者，豈假石拓而能足征耶？且許君《叙》引“封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而以征“五帝三王之文改易殊體”，傥非目驗七十二家之文者，當不能言之鑿鑿若此！方此之時，甯有石拓耶！況鼎彜銅器，輸緻匪難，撫寫益易。
許君曾以诏書校書東觀，或藏彜器，如所稱“齊桓公器”、“美陽鼎”者以資臨撫，亦意中事？至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然餘不能以數千年後今日所見之不似，而遂武斷許君《叙》稱“山川鼎彜，其銘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之出虛造也。
不知自其似者而言，後世出土鐘鼎之文，由許君書以考釋者何限？而自其不似者而言，甯隻《說文》中古文，與所見鐘鼎有不似，而鐘鼎之文，其體亦互有異，此如魏碑之有别體耳！甯得以所見魏碑之别體，而謂一切字書有謬訛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筠《重刻許氏〈說文解字〉叙》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範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本書召陵萬歲裡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诏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
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十五卷。
慎前以诏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
以文字未定，未奏上。
今病，遣臣赍詣阙。
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徐锴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
”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诏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
八年，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
”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
本書許君自叙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
”徐锴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
”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将複為侍中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
”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于逵作此書，正當逵為侍中之後四年。
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
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
夫許君之為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颉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缪于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于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颉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
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
”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
”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
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
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陳其大要，約有四端： 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
”叙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
”是以徐锴作《系傳》有部叙三卷，本《易·叙卦傳》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
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于檢讨，實昧聲形。
自李焘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 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
”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博按：《說文》：，從手廾，豐聲。
奏、博按：《說文》：，從，從収，從。
，上進之義。
春、博按：萅，從日、艸、屯。
屯，亦聲。
秦、博按：《說文》：，從禾，春省。
泰博按：，從艸，大聲。
是也。
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從、、徒是也。
賊之從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從貝束聲，而改從負，半訛也。
之為舜，之為壺，之為曲，之為爵，全訛也。
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于是有俗饩字。
以萎飼之萎當，博按：《說文》：，病也；一曰枯死也。
而饑餧之餧當萎，于是有俗餒字。
此因一字以訛數字者也。
匈已從勹而又從肉；博按：俗胸字。
州已從川而又從水；博按：俗洲字。
既重其類。
垔從土而又土，博按：俗堙字。
蜀從蟲而加蟲，博按：俗蠋字。
又重其從。
此并二字以訛一字者也。
從者失從，滋者不滋。
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 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
”之從辰，囪聲；《玉篇》悤窗同。
《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锴以為“當從兇乃得聲”，非也。
移之從禾，多聲，古音弋多反。
《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徐锴以為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
能之足似鹿，從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
《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徐铉等以為乙非聲，疑象形，非也。
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
啻與商同文。
摘與适同聲。
《詩》“勿予禍适，稼穑匪懈”。
徐锴等以為當從适省乃得聲，非也。
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诂之遺可以補。
”《易》“其牛觢”。
“觢，一角仰也。
”《爾雅》“皆踴觢”；郭注：“今豎角牛也。
”不當作“掣”。
《易·睽卦》：其牛掣。
《書》“西伯既黎”；“，從戈今聲，殺也。
”不當作戡，“戡刺也。
”《詩》“深則砅”；“砅從水從石，履石渡水也。
”“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
“得此”；亦為鼀，《爾雅》“鼀爾詹諸”。
“缟衣巾”，“從系，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
”《周禮》“垗五帝于四郊”，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也。
《春秋傳》“修塗梁”；“，荊州浸也。
”《職方氏》“豫州其浸波”；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則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阙之甲”；“，水邊石也。
”《論語》：“小人窮斯矣。
”“，從女，監聲，過也。
”《孟子》：“洩洩，猶沓沓。
”“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
”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
《爾雅》“西至汃國，謂之四極”；“汃從水，八聲，西極之水也。
”《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
”下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
此訓诂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别之，音以審之，訓以诂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曆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
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于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
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
今如所舉“秦”從禾以地宜禾。
“宋”從木為居。
“辥”從辛為辠。
“威”為姑。
“也”為女陰。
“殹”為擊聲。
“困”為故廬。
“”為日無色。
“貉”之言惡。
視犬之字如畫狗。
“狗”之言叩。
“有”曰不宜有。
“襄”為解衣耕。
“弔”為“人持弓會驅禽”。
“辱”為失耕時。
“臾”為束縛捽抴。
“罰”為持刀罵詈。
“勞”為火燒門。
“宰”為辠人在屋下執事。
“冥”為十六日月始虧。
“刑”為刀守井。
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複不當删；是以觀象阙文之訓，明著于叙；豈得以剿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江别“汜”、“洍”，舄殊“掔”、“已”，“逑”、“救”各引，載斾為“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别指一字，以镏當劉，以當由，以當免”；此說亦非。
按本書之例：從某者，有其部也。
某聲者，有其字也。
浏之從水，劉聲；之從絲，由聲；勉之從力，免聲；具著于篇。
乃知書阙有間，傳寫者之過。
謂别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居”不當為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用”不當為蔔中乎？《費誓》之費改為粊，訓為惡米。
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粊誓”；“粊”音“秘”，鄭君說也。
童為男有辠。
按《易》“喪其童仆”作童。
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
”《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本書叙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
當知僮子之僮從人；辠人為奴者正作童也。
訓參為商星，乃連文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為星；非參商亦不知也。
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古人往往随事博證，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谶記，以劉之字為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
按劉之字從刀，從金，聲。
，古酉字，非卯也。
谶記不可以正六書。
《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
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
于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為白水耶？《五行志》：“僮謠曰：‘千裡草，何青青！十日蔔，不得生。
’”以“千裡草”為“董”，“十日蔔”為“卓”。
按“重”字從王，東聲；非“千裡草”。
“早”字為日在“甲”上；非“十日蔔”，又可據以為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于文文武為斌”，古未嘗無斌字。
按彬從彡從林，為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缺如，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铉列之俗書，是也
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
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
”博按：秦書八體不言古文者，自以古文之絕。
許君《叙》上文明言“古文由此絕矣”。
《太史公自序》曰：“秦撥去古文。
”此亦“古文自秦絕”之一證。
段《注》非是。
《尉律》：“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
”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籀文字數不可知。
《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太史籀，非可牽合。
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适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
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
此蓋誤讀《說文叙》也。
《說文叙》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
且《倉颉》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
” 孝宣時，召通《倉颉》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博士。
〇博按：此可以證古文之在漢時，非盡人所能通讀。
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藝文志》曰：‘《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按雲‘《倉颉》多古字’者，謂《倉颉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俗師失其讀’者，失其音義也；‘正讀’者，正其音義。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杜業，字子夏，本魏郡緐陽人也；其母張敞女，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吉子竦，又從業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
業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于業、竦。
《孝平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史篇》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轺傳遣詣京師。
至者數千人。
’《王莽傳》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庭中。
’紀傳所說，正是一事。
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未央庭中，正其時也。
禮等通小學《史篇》文字者也。
《史篇》，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蓋倉籀古文者，三代之所以，而秦之所廢絕；迨漢，俗師失其讀，故征能通讀者尊顯之以為罕貴也。
乃海甯王國維作《史記所謂古文說》，謂：“武、昭以後，古文之書，學者如劉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是古文訖于西京之末，尚非難識。
嗣是訖後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
是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其說至魏晉之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
”此矛盾無稽之談也！使王氏之言而信，博誠不解《漢書·藝文志》所稱“《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者何指？“孝宣皇帝召通《倉颉》讀者”何事？而“張敞從受”又何為。
王氏謂“劉子政父子未聞受古文字學”，獨不思張敞之“好古文字”，美陽得鼎，按其銘勒，而謙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
師古曰：“尋其文迹”，言迹古文之難也。
見《漢書·郊祀志》；而其“從受通《倉颉》讀者”，則見《藝文志》及許君此叙，固人人之所熟聞也。
甯獨張敞！《太史公自序》曰：“年十歲，則誦古文。
”《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此司馬遷受古文字學之證。
《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見《漢書·劉歆傳》），而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見《漢書·司馬遷傳》，成一家之言；亦以古文誦習之有素也。
不能以史不言“向、歆父子誦古文”，而沒“司馬遷誦古文”，“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張敞從受通《倉颉》讀者”三事置不提，而遽斷“漢人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
且王氏既謂“漢人初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矣，顧又曰“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
不知王仲任是漢人乎，抑非漢人乎？博按：《後漢書·王充傳》叙“王充字仲任，師事扶風班彪”。
其著《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篇《尚書》于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
”自指壁中書初發見而未經孔安國讀以今文字之時而言；或者即本所師班彪之說。
班彪者非它，班孟堅之父也；甯有如王氏所稱“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班孟堅之所得親見；而王仲任與之同時同學，目未經見者？此又不可通之論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複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颉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也”。
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
〇博按：許君此言，所以明《說文》所收古文之依據有自。
其所依據者：一曰“壁中書”，二曰《春秋左氏傳》，三曰“郡國山川鼎彜”。
而郡國山川鼎彜之所以可依據者，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也。
所以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以許君見“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而郡國山川所得之鼎彜，其銘“皆自”與“壁中書”、《春秋左氏傳》“相似”故也。
“自”之為言自然相似，不待考釋也。
“皆自相似”之“皆”，即“皆以古文”之“皆”；“皆”之為言，概“壁中書”、《春秋左氏傳》二者而言也；文氣直貫而下，連讀意自明，而鼎彜，漢之所得，史文可征者，《史記·封禅書》、《漢書·郊祀志》叙“武帝即位；李少君見”。
上有古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寖。
”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
”又《郊祀志》叙宣帝即位，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鼎有刻書曰：‘王命屍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鸾，黼黻琱戈，屍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
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
’”又有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一事，以其文镂無款識，故不識錄。
許君《序》所謂“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正指此類而言。
惟許君《叙》曰“亦往往”，蓋緻言郡國所得之多，當不止此二事，而史佚不見。
吳縣潘祖蔭《攀古樓彜器款識序》謂“許君書中古文本于經文者，必言其所出。
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
其說是也。
惟海甯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謂“許君書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未嘗據鼎彜。
漢代鼎彜所出無多。
”然則許君《叙》稱“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往往”二字，豈“無多”之意，将許君造诳以耀于世者耶？縱來者之可誣，甯時論所得容。
曰“郡國于山川得”，當有其物；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必夥其數；耳目畢睹，豈容耀诳？此必不然之事也！王氏謂“許君叙‘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為明白矣。
至其述山川鼎彜，又分别言之，白‘其銘即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雲‘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别于孔壁之古文；雲‘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
”特王氏斷章取義，不知通貫上下文讀而有雲耳！博知許君意不如此也。
自其分别而言，則許君《叙》之于《春秋左氏傳》，曰“北平侯張蒼獻”，曰“又”，此亦所以别白于“壁中書”而判其殊出也。
甯隻鼎彜雲爾哉？其述鼎彜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則所以别白于“壁中書”之“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春秋左氏傳》之“北平侯張蒼獻”也。
至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則非别白之辭，而所以會其大同。
所謂“前代”，即指許君《叙》上文所稱“五帝三王之世”，在漢代以前者，而非别有所謂“前代”。
所謂“前代之古文”，即許君上文叙“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或異”之“古文”，亦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所“皆似”之“古文”也。
易言之，曰“即前代之古文”雲者，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
《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在漢代以前者也。
故正言之曰“即”。
按《史記·項羽本紀》漢王曰：“吾與項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即”之為言“即此無它”也。
推許君之意，謂郡國所得山川鼎彜之銘，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皆自相似也。
使如王氏所言“山川鼎彜之銘自相似，而非與孔壁古文相似，前代之古文，非孔壁之古文”，然則所謂“即”者何“即”？而許君于“其詳可得略說也”句下續申之曰“而世人大共非訾，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苛字止句’，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
”此正所以反證“郡國所得山川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之不為“馬頭人長”，“人持十鬥”，“蟲屈中”，“苛止句”；而合孔氏古文，不謬于《史籀》之“即前代之古文”；段玉裁注：“鼎彜之銘，則合于孔氏古文”者是也。
至王氏引吳縣吳大澂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
字以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征。
”此又未然。
按王氏言：“拓墨之法。
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
”則三代之無石拓可知。
然古者封泰山七十二家之文，曆見《韓詩外傳》、《史記·封禅書》暨許君此《叙》所征引者，豈假石拓而能足征耶？且許君《叙》引“封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而以征“五帝三王之文改易殊體”，傥非目驗七十二家之文者，當不能言之鑿鑿若此！方此之時，甯有石拓耶！況鼎彜銅器，輸緻匪難，撫寫益易。
許君曾以诏書校書東觀，或藏彜器，如所稱“齊桓公器”、“美陽鼎”者以資臨撫，亦意中事？至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然餘不能以數千年後今日所見之不似，而遂武斷許君《叙》稱“山川鼎彜，其銘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之出虛造也。
不知自其似者而言，後世出土鐘鼎之文，由許君書以考釋者何限？而自其不似者而言，甯隻《說文》中古文，與所見鐘鼎有不似，而鐘鼎之文，其體亦互有異，此如魏碑之有别體耳！甯得以所見魏碑之别體，而謂一切字書有謬訛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筠《重刻許氏〈說文解字〉叙》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範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本書召陵萬歲裡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诏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
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十五卷。
慎前以诏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
以文字未定，未奏上。
今病，遣臣赍詣阙。
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徐锴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
”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诏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
八年，诏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
”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
本書許君自叙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
”徐锴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
”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将複為侍中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
”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于逵作此書，正當逵為侍中之後四年。
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
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
夫許君之為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颉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缪于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于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颉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
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
”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
”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
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
後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陳其大要，約有四端： 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
”叙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
”是以徐锴作《系傳》有部叙三卷，本《易·叙卦傳》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
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于檢讨，實昧聲形。
自李焘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 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
”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博按：《說文》：，從手廾，豐聲。
奏、博按：《說文》：，從，從収，從。
，上進之義。
春、博按：萅，從日、艸、屯。
屯，亦聲。
秦、博按：《說文》：，從禾，春省。
泰博按：，從艸，大聲。
是也。
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從、、徒是也。
賊之從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從貝束聲，而改從負，半訛也。
之為舜，之為壺，之為曲，之為爵，全訛也。
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于是有俗饩字。
以萎飼之萎當，博按：《說文》：，病也；一曰枯死也。
而饑餧之餧當萎，于是有俗餒字。
此因一字以訛數字者也。
匈已從勹而又從肉；博按：俗胸字。
州已從川而又從水；博按：俗洲字。
既重其類。
垔從土而又土，博按：俗堙字。
蜀從蟲而加蟲，博按：俗蠋字。
又重其從。
此并二字以訛一字者也。
從者失從，滋者不滋。
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 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
”之從辰，囪聲；《玉篇》悤窗同。
《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锴以為“當從兇乃得聲”，非也。
移之從禾，多聲，古音弋多反。
《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徐锴以為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
能之足似鹿，從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
《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徐铉等以為乙非聲，疑象形，非也。
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
啻與商同文。
摘與适同聲。
《詩》“勿予禍适，稼穑匪懈”。
徐锴等以為當從适省乃得聲，非也。
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诂之遺可以補。
”《易》“其牛觢”。
“觢，一角仰也。
”《爾雅》“皆踴觢”；郭注：“今豎角牛也。
”不當作“掣”。
《易·睽卦》：其牛掣。
《書》“西伯既黎”；“，從戈今聲，殺也。
”不當作戡，“戡刺也。
”《詩》“深則砅”；“砅從水從石，履石渡水也。
”“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
“得此”；亦為鼀，《爾雅》“鼀爾詹諸”。
“缟衣巾”，“從系，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
”《周禮》“垗五帝于四郊”，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也。
《春秋傳》“修塗梁”；“，荊州浸也。
”《職方氏》“豫州其浸波”；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則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阙之甲”；“，水邊石也。
”《論語》：“小人窮斯矣。
”“，從女，監聲，過也。
”《孟子》：“洩洩，猶沓沓。
”“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
”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
《爾雅》“西至汃國，謂之四極”；“汃從水，八聲，西極之水也。
”《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
”下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
此訓诂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别之，音以審之，訓以诂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曆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
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于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
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
今如所舉“秦”從禾以地宜禾。
“宋”從木為居。
“辥”從辛為辠。
“威”為姑。
“也”為女陰。
“殹”為擊聲。
“困”為故廬。
“”為日無色。
“貉”之言惡。
視犬之字如畫狗。
“狗”之言叩。
“有”曰不宜有。
“襄”為解衣耕。
“弔”為“人持弓會驅禽”。
“辱”為失耕時。
“臾”為束縛捽抴。
“罰”為持刀罵詈。
“勞”為火燒門。
“宰”為辠人在屋下執事。
“冥”為十六日月始虧。
“刑”為刀守井。
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複不當删；是以觀象阙文之訓，明著于叙；豈得以剿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江别“汜”、“洍”，舄殊“掔”、“已”，“逑”、“救”各引，載斾為“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别指一字，以镏當劉，以當由，以當免”；此說亦非。
按本書之例：從某者，有其部也。
某聲者，有其字也。
浏之從水，劉聲；之從絲，由聲；勉之從力，免聲；具著于篇。
乃知書阙有間，傳寫者之過。
謂别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居”不當為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用”不當為蔔中乎？《費誓》之費改為粊，訓為惡米。
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粊誓”；“粊”音“秘”，鄭君說也。
童為男有辠。
按《易》“喪其童仆”作童。
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
”《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本書叙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
當知僮子之僮從人；辠人為奴者正作童也。
訓參為商星，乃連文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為星；非參商亦不知也。
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古人往往随事博證，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谶記，以劉之字為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
按劉之字從刀，從金，聲。
，古酉字，非卯也。
谶記不可以正六書。
《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
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
于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為白水耶？《五行志》：“僮謠曰：‘千裡草，何青青！十日蔔，不得生。
’”以“千裡草”為“董”，“十日蔔”為“卓”。
按“重”字從王，東聲；非“千裡草”。
“早”字為日在“甲”上；非“十日蔔”，又可據以為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于文文武為斌”，古未嘗無斌字。
按彬從彡從林，為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缺如，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铉列之俗書，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