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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爾雅·釋诂》于字之一義數字者，互相訓釋，即為轉注之公例，然音概相近。
如哉、基、胎皆訓為始，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多相近。
”夫以《爾雅》為轉注之書，本是戴、段舊說。
然按之《爾雅》，初、首、肇、祖、元、俶、落、權、輿九字與哉、基、胎三字同訓為始，而音不近于始，且不必互相近。
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不必近于大；且龐、旁二字之音，又不必與洪、弘、穹、戎相近。
則是義同而形不同者，音不必相近也。
（三）聲類之說，最為新義。
近儒餘杭章炳麟《轉注假借說》曰：“許君‘建類一首’四字，‘類’為‘聲類’，鄭君《周禮序》雲‘就其原文字之聲類’。
考、老同在幽類，其義相互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别，審語言同本株，雖制殊文，其實公族也。
非直考、老，言壽者亦同；《詩·魯頌·傳》：壽，考也。
考、老、壽皆在于幽類。
循是以推，有雙聲者，有同音者，其條例不異；适舉考、老疊韻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
”因曆引字之相互訓者，如“霁”與“霋”，《說文》：霁謂之霋。
庸與用，标與杪，《說文》：标，木杪末也。
杪，木标末也。
晏與嚥，《說文》：晏，天清也。
燕，星無雲也。
聾與慴，壵與堯，《說文》：壵，土高也。
堯，高也，皆疊韻也。
屏與藩，雁與鵝，亡與無，謀與谟，媪與妪，爨與炊，皆雙聲也。
其訓诂相同，而聲音相轉，為一語之變，若是者謂之轉注。
類謂“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
“首”謂“聲首”，不謂“凡某之屬皆從某”也。
蓋仍推衍戴、段互訓之說而以為“建類一首”者，蓋立一聲類以為之首。
“首”者今所謂“語基”，其後雖因雙聲疊韻，輾轉遞變，而總不離此語基也。
視戴、段之說為博通矣！然博以為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序》為有據也。
許君叙五百四十部部首而卒言之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
”所以發凡起例，明無背于轉注之法，而重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指也。
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非所謂“建類一首”者耶？曰“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非所謂“同意相受”者耶？曰“據形系聯”，則非“聲類”可知。
故曰“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叙》為有據”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〇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班《志》、許《序》以史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
考《周禮·春官》大史職、小史職、内史職，古之書皆史讀之。
《說文》雲：‘籀，讀也。
’又雲：‘讀，籀書也。
’籀書為史之專職。
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此古書之通例。
‘大史籀書’，猶雲‘大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匮之書’，猶用此語。
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
”其說新穎可喜。
然博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舉凡作者之仕曆，篇數之存亡，暨于字體之奚異，罔所不備悉；是豈得曰不審《史籀篇》者？許君《序》稱：“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王氏言：“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
”見王氏《說文所謂古文說》。
則是許君之見《史籀》九篇而審其與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王氏且明言之矣。
蓋劉、班、許及見《史籀篇》原書，而王氏則就《說文》所存《史籀篇》遺字而為臆測之辭；其曰“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
”曰“蓋雲”，蓋亦存疑而未敢論定之雲焉爾。
假如王氏所說“《史籀篇》之首語曰‘大史籀書’”，開宗明義，展卷可知；而“籀”、“讀”互訓，即出《說文》；許君豈如師丹之善忘，而胥待王氏千載以後之提命者？至王氏謂“《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
然古人著書，以作者姓名爵谥題目；此亦古代書名之通例。
而據《漢書·藝文志》所睹記：六藝則有《易》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禮》之《曲台後蒼》九篇。
諸子則有儒家之《子思》二十三篇，《李克》七篇，《甯越》一篇，《公孫固》一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道家之《伊尹》五十一篇，《辛甲》二十九篇，《力牧》二十二篇，《曹羽》二篇；陰陽家之《公孫發》二十二篇，《南公》三十一篇，《張蒼》十六篇，《馮促》十三篇，《周伯》十一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之《晁錯》三十一篇；名家之《鄧析》二篇；縱橫家之《龐煖》二篇，《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由餘》三篇，《尉缭》二十九篇，《東方朔》二十篇，《公孫尼》一篇；農家之《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葵》一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範蠡》二篇，《娷》一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韓信》三篇；形勢之《蚩尤》二篇，《孫轸》五篇，《繇叙》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缭》三十一篇，《李良》三篇；陰陽之《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區》三篇，《東父》三十一篇，《苌弘》十五篇；技巧之《五子胥》十篇。
數術則有五行之《猛于闾昭》二十五卷。
凡六十家（龐暖、尉缭、力牧、師曠、伍子胥重出者不計）。
八百四十八篇二十五卷。
其他著姓而冠以子或氏者，更難以仆數終也。
此古書之以作者姓氏名号題篇者也。
又六藝則有春秋之《太史公》百三十篇。
諸子則有儒家之《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道家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陰陽家之《杜文公》五篇；農家之《神農》二十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廣武君》一篇；形勢之《魏公子》二十一篇；陰陽之《黃帝》十六篇，《風後》十三篇。
凡九家三百二十五篇。
此又古書之以作者爵谥官号名篇者也。
至《史籀》十五篇，蓋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官位者；如此之類，蓋亦數見不鮮；諸子則有儒家之《周史六弢》六篇，原注：惠、襄王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訛，史之名也。
《莊子·則陽》有“仲尼問于大史大弢”，疑即其人也。
《鈎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宋祁曰：兄當作冗。
道家之《郎中嬰齊》十二篇；陰陽家之《宋司星子韋》三篇；墨家之《尹佚》二篇；王國維曰：“尹字從又持丨，象筆形。
持中為史，持筆為尹。
内史之長曰内史尹，亦曰作冊尹，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太師同秉國政。
故《詩·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見《釋史》。
然則尹佚即尹佚也。
縱橫家之《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诏金馬聊蒼》三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大夫種》二篇；陰陽之《師曠》八篇；凡九家六十一篇。
此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所官者也。
曰史籀者，蓋史以著其官；籀以章其名，亦如《周史六弢》、《郎中嬰齊》、《尹佚》、《師曠》、《大夫種》諸家之比耳。
奚獨以疑于史籀？考之記傳，言史某者不一：周有“史佚”見《周書·世俘》、《左氏·僖十五年傳》、《周語上》；“史扃”見《文選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見《左氏·襄四年傳》、《晉語》、《韓非》、《說林》；“太史周任”見《論語》、《左氏·隐六年傳》；“左史戎夫”見《周書》、《史記》；“史角”見《呂覽·當染》；“史伯”見《鄭語》；“内史過”見《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周語上》；“内史叔興”見《左氏·僖十六年、二十八年傳》，《周語上》；“内史叔服”見《左氏·文元年傳》；“太史儋”見《史記·老子傳》；“史大弢”見《莊子·則陽》；虢有“史嚚”，見《晉語二》；晉有“史趙”，見《左氏·襄三十年傳》；楚有“左史倚相”，見《左氏·昭十二年傳》；有“史皇”，見《定四年傳》；趙有“史墨”，見《昭二十九年傳》，其他類此者衆，罔不冠“史”以著其官，曰“某”以章其名，皆史籀之比也；奚獨以疑于史籀？使執“籀”、“讀”之互訓，而可望文生義，臆說史籀曰“太史讀書”；使持“佚”有放失之義，而說“史佚”曰“史阙文”；“扃”有“閉關”之義，而說“史扃”曰“史閉門”；“墨”有“書墨”之義，而說“史墨”曰“史書墨”；謂一切無其人，可乎？博按：劉向、歆仍父子相繼領校中五經秘書，見《漢書》本傳；《漢書·固叙傳》自稱“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而許君“以诏書校書東觀”，見許君《序》附《沖書》；豈皆不通古今者；其于史籀，表其官曰“太史”，著其生世曰“周宣王”，詞意鑿然，必有所據，未可以晚出意必之談而廢之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斯作《倉颉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
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〇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見于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
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
至其文字出于《說文》者才二百二十餘。
然班固、許慎謂《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
……《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
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
《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四字，則同籀文。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
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
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
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
”又《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曰：“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
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
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
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
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
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說，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
此語承用已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雲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博按：王氏謂“秦之小篆，本出大篆”。
《漢書·藝文志》暨許君《叙》稱“秦丞相李斯等所作《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省改，或複頗異”，叙次本自明白。
而許君《叙》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廁之六書既備之後，著于周宣王之世，而又為秦篆之所本；則王氏所稱“《史籀》體勢，上承石鼓，下近秦篆，與篆文極近”，亦固其所，無足怪者。
惟《漢書·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而王氏乃強改之曰：“《史籀》一書，秦人作之以教學童。
”而不言何據。
博按：保氏教國子六書，著于《周官》，而《禮記·内則》亦載“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書謂六書；則是周制教學童文字六書，典籍有征。
而秦人虜使其民，并心于進取，未嘗以文教為意；何有作史籀以教學童之事？斯為不根之譚，奚待論者？至王氏謂“古文籀文，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
蓋以“六藝之書，皆書以東方文字，即古文，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
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故謂之古文也。
”斯尤鑿空無稽。
而據博所睹記；則春秋、戰國之間，六藝之書，未嘗不流布于秦；而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
迨并天下以後，亦有書以秦篆之六藝，傳之其人，所謂今文家言者是也。
何以知其然？按《史記·商君列傳》叙趙良見商君，再引“詩曰”，一引“書曰”；而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欤？”《樂書》：“秦二世尤以為娛。
丞相李斯進谏曰：‘放棄《詩》、《書》。
’”則是《詩》、《書》豈罕流布于秦而為所不稱說者耶？然李斯故楚人，而趙良或系六國人之客于秦者，未可為信。
博又按之《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載“秦伯伐晉，蔔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注：“徒父，秦之掌龜蔔者。
”則是秦人蔔用《易》而《易》流布于秦之證也。
《史記·秦本紀》“由餘觀秦。
缪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
’”則是秦人稱說《詩》、《書》、《禮》、《樂》，而《詩》、《書》、《禮》、《樂》流布于秦之證也。
又丞相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則是秦禁《詩》、《書》流布民間而故藏博士之證也。
且《詩風》采《秦》，康公有刺；《書》終《秦誓》，以休缪公；皆在春秋之世；而《詩》、《書》序删自孔子，六藝之文，亦有采及秦者；則是秦文流布東方諸國之證；而匪如王氏臆想“秦文《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猶六藝之罕流布于秦”也。
使如王氏所雲“秦文《史籀》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則是東西二土，文字懸隔，而東方諸國之著書，當非秦人所能通其讀者。
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叙韓非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蠢》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按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其寫定著書，自當用王氏所謂“六國文字”即“古文”者。
然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而嗟，未嘗如漢宣帝之以《倉颉》多古字而召通《倉颉》讀者，則是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也。
且韓非之著書，尚或有人傳至秦，甯有久經流傳之《詩》、《書》、“六藝”而罕流布于秦者？意者王氏生今之世，徒見東西洋文字之不同，遂懸想春秋、戰國之間，東西二土文字之異，當亦如此。
不知春秋百二十國，車塗同軌；下逮戰國七雄，合縱連橫，亦壤土犬牙相錯，匪近日東西洋之重洋懸隔可比。
而會盟交聘之事，無日不書；亦未聞大夫出疆，國書載聘，有如今日之象鞮寄譯。
孔子生春秋之季，尚曰“今天下，書同文”；而七國之所謂“文字異形”，當不過假省别體，大同小異；如後世所見鐘鼎、彜器、刻文之或體耳。
許君《叙》稱“李斯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推言外之意，當必有七國文字與秦文合者，不在斯所奏罷之列；以其或有殊體，而推厥所自，同用史籀也。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書同文字。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前後相距八年，方當李斯既奏同文字，未奏禁《詩》、《書》之日，《詩》、《書》傳誦民間，自當用秦文寫定之本；功令所在，可斷言者。
考漢之今文《尚書》，出故秦博士伏生。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稱“秦燔書盡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
”則歐陽、大小夏侯所傳，伏生藏壁二十九篇之無古字，與古文《尚書》不同可知。
《史記·儒林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所謂“安國以今文讀之”者，《索隐》說：“安國以今文雠古篆隸，推科鬥以定五十餘篇。
”蓋據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今文所有者，因以推定古文某形之為今文某文，逐字雠讀，明其大較；然後以讀今文之所無，而知二十九篇外之“逸書，得十餘篇”；是即伏生壁藏于秦燔書之日，而漢興求之之所亡失，故曰“逸書”也。
然則安國之“以今文讀”者，乃據伏生二十九篇今文以考讀《尚書》古文之字，而匪如王氏所謂“句讀之讀”。
見王氏《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增一“字”字，曰“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意益明顯。
又《藝文志》稱“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即《儒林傳》所稱“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者也。
“今文”者，伏生二十九篇之寫定以秦篆書者也。
則是《尚書》之有秦篆書本也。
《藝文志》又叙“秦燔書，而《易》為蔔筮之事，傳者不絕。
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則是《易》之有秦篆書本，與古文《易經》不同也。
又《藝文志》稱：“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猶古文《尚書》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則是高堂《士禮》十七篇之為秦篆書本，不同《禮古經》也。
又《藝文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而“《經》十一卷”之下，注《公羊》、《穀梁》二家。
《論語》“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雲古文字’也。
”“《孝經》一篇”，注“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後氏、翼氏四家”。
叙稱“《孝經》者，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則是《春秋》公羊、穀梁之二家《經》十一卷，《論語》之《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孝經》之長孫氏四家皆用秦篆寫定其書，不同壁中古文也。
由是觀之：自李斯奏同文字之後，而孔氏壁中書未發以前，六藝之書，隻有秦篆寫本；迨孔氏壁中書發于孝武之世，乃有古文本與秦篆本并行；而秦篆本謂之今文，以别于壁中書之古文；馬《史》、班《書》，胪叙甚明；何有如王氏所稱“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古文”之事？王氏又謂“《藝文志·六藝略》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數，非以其文字”。
見王氏《漢書所謂古文說》。
此尤似是而非之談也。
不知經學之所以别今古文者，其初本起于文字之不同而後因以别其學派。
《漢志》所稱“劉向以中古文《易
如哉、基、胎皆訓為始，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多相近。
”夫以《爾雅》為轉注之書，本是戴、段舊說。
然按之《爾雅》，初、首、肇、祖、元、俶、落、權、輿九字與哉、基、胎三字同訓為始，而音不近于始，且不必互相近。
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不必近于大；且龐、旁二字之音，又不必與洪、弘、穹、戎相近。
則是義同而形不同者，音不必相近也。
（三）聲類之說，最為新義。
近儒餘杭章炳麟《轉注假借說》曰：“許君‘建類一首’四字，‘類’為‘聲類’，鄭君《周禮序》雲‘就其原文字之聲類’。
考、老同在幽類，其義相互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别，審語言同本株，雖制殊文，其實公族也。
非直考、老，言壽者亦同；《詩·魯頌·傳》：壽，考也。
考、老、壽皆在于幽類。
循是以推，有雙聲者，有同音者，其條例不異；适舉考、老疊韻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
”因曆引字之相互訓者，如“霁”與“霋”，《說文》：霁謂之霋。
庸與用，标與杪，《說文》：标，木杪末也。
杪，木标末也。
晏與嚥，《說文》：晏，天清也。
燕，星無雲也。
聾與慴，壵與堯，《說文》：壵，土高也。
堯，高也，皆疊韻也。
屏與藩，雁與鵝，亡與無，謀與谟，媪與妪，爨與炊，皆雙聲也。
其訓诂相同，而聲音相轉，為一語之變，若是者謂之轉注。
類謂“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
“首”謂“聲首”，不謂“凡某之屬皆從某”也。
蓋仍推衍戴、段互訓之說而以為“建類一首”者，蓋立一聲類以為之首。
“首”者今所謂“語基”，其後雖因雙聲疊韻，輾轉遞變，而總不離此語基也。
視戴、段之說為博通矣！然博以為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序》為有據也。
許君叙五百四十部部首而卒言之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
”所以發凡起例，明無背于轉注之法，而重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指也。
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非所謂“建類一首”者耶？曰“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非所謂“同意相受”者耶？曰“據形系聯”，則非“聲類”可知。
故曰“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叙》為有據”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〇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班《志》、許《序》以史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
考《周禮·春官》大史職、小史職、内史職，古之書皆史讀之。
《說文》雲：‘籀，讀也。
’又雲：‘讀，籀書也。
’籀書為史之專職。
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此古書之通例。
‘大史籀書’，猶雲‘大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匮之書’，猶用此語。
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
”其說新穎可喜。
然博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舉凡作者之仕曆，篇數之存亡，暨于字體之奚異，罔所不備悉；是豈得曰不審《史籀篇》者？許君《序》稱：“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
”王氏言：“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
”見王氏《說文所謂古文說》。
則是許君之見《史籀》九篇而審其與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王氏且明言之矣。
蓋劉、班、許及見《史籀篇》原書，而王氏則就《說文》所存《史籀篇》遺字而為臆測之辭；其曰“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雲‘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
”曰“蓋雲”，蓋亦存疑而未敢論定之雲焉爾。
假如王氏所說“《史籀篇》之首語曰‘大史籀書’”，開宗明義，展卷可知；而“籀”、“讀”互訓，即出《說文》；許君豈如師丹之善忘，而胥待王氏千載以後之提命者？至王氏謂“《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
然古人著書，以作者姓名爵谥題目；此亦古代書名之通例。
而據《漢書·藝文志》所睹記：六藝則有《易》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禮》之《曲台後蒼》九篇。
諸子則有儒家之《子思》二十三篇，《李克》七篇，《甯越》一篇，《公孫固》一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道家之《伊尹》五十一篇，《辛甲》二十九篇，《力牧》二十二篇，《曹羽》二篇；陰陽家之《公孫發》二十二篇，《南公》三十一篇，《張蒼》十六篇，《馮促》十三篇，《周伯》十一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之《晁錯》三十一篇；名家之《鄧析》二篇；縱橫家之《龐煖》二篇，《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由餘》三篇，《尉缭》二十九篇，《東方朔》二十篇，《公孫尼》一篇；農家之《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葵》一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範蠡》二篇，《娷》一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韓信》三篇；形勢之《蚩尤》二篇，《孫轸》五篇，《繇叙》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缭》三十一篇，《李良》三篇；陰陽之《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區》三篇，《東父》三十一篇，《苌弘》十五篇；技巧之《五子胥》十篇。
數術則有五行之《猛于闾昭》二十五卷。
凡六十家（龐暖、尉缭、力牧、師曠、伍子胥重出者不計）。
八百四十八篇二十五卷。
其他著姓而冠以子或氏者，更難以仆數終也。
此古書之以作者姓氏名号題篇者也。
又六藝則有春秋之《太史公》百三十篇。
諸子則有儒家之《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道家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陰陽家之《杜文公》五篇；農家之《神農》二十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廣武君》一篇；形勢之《魏公子》二十一篇；陰陽之《黃帝》十六篇，《風後》十三篇。
凡九家三百二十五篇。
此又古書之以作者爵谥官号名篇者也。
至《史籀》十五篇，蓋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官位者；如此之類，蓋亦數見不鮮；諸子則有儒家之《周史六弢》六篇，原注：惠、襄王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訛，史之名也。
《莊子·則陽》有“仲尼問于大史大弢”，疑即其人也。
《鈎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宋祁曰：兄當作冗。
道家之《郎中嬰齊》十二篇；陰陽家之《宋司星子韋》三篇；墨家之《尹佚》二篇；王國維曰：“尹字從又持丨，象筆形。
持中為史，持筆為尹。
内史之長曰内史尹，亦曰作冊尹，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太師同秉國政。
故《詩·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見《釋史》。
然則尹佚即尹佚也。
縱橫家之《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诏金馬聊蒼》三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
兵書則有權謀之《大夫種》二篇；陰陽之《師曠》八篇；凡九家六十一篇。
此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所官者也。
曰史籀者，蓋史以著其官；籀以章其名，亦如《周史六弢》、《郎中嬰齊》、《尹佚》、《師曠》、《大夫種》諸家之比耳。
奚獨以疑于史籀？考之記傳，言史某者不一：周有“史佚”見《周書·世俘》、《左氏·僖十五年傳》、《周語上》；“史扃”見《文選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見《左氏·襄四年傳》、《晉語》、《韓非》、《說林》；“太史周任”見《論語》、《左氏·隐六年傳》；“左史戎夫”見《周書》、《史記》；“史角”見《呂覽·當染》；“史伯”見《鄭語》；“内史過”見《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周語上》；“内史叔興”見《左氏·僖十六年、二十八年傳》，《周語上》；“内史叔服”見《左氏·文元年傳》；“太史儋”見《史記·老子傳》；“史大弢”見《莊子·則陽》；虢有“史嚚”，見《晉語二》；晉有“史趙”，見《左氏·襄三十年傳》；楚有“左史倚相”，見《左氏·昭十二年傳》；有“史皇”，見《定四年傳》；趙有“史墨”，見《昭二十九年傳》，其他類此者衆，罔不冠“史”以著其官，曰“某”以章其名，皆史籀之比也；奚獨以疑于史籀？使執“籀”、“讀”之互訓，而可望文生義，臆說史籀曰“太史讀書”；使持“佚”有放失之義，而說“史佚”曰“史阙文”；“扃”有“閉關”之義，而說“史扃”曰“史閉門”；“墨”有“書墨”之義，而說“史墨”曰“史書墨”；謂一切無其人，可乎？博按：劉向、歆仍父子相繼領校中五經秘書，見《漢書》本傳；《漢書·固叙傳》自稱“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而許君“以诏書校書東觀”，見許君《序》附《沖書》；豈皆不通古今者；其于史籀，表其官曰“太史”，著其生世曰“周宣王”，詞意鑿然，必有所據，未可以晚出意必之談而廢之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斯作《倉颉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
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〇海甯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見于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
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
至其文字出于《說文》者才二百二十餘。
然班固、許慎謂《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
……《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
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
《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四字，則同籀文。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
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
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
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
”又《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曰：“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
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
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
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
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
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餘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說，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
此語承用已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文序》所雲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博按：王氏謂“秦之小篆，本出大篆”。
《漢書·藝文志》暨許君《叙》稱“秦丞相李斯等所作《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省改，或複頗異”，叙次本自明白。
而許君《叙》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廁之六書既備之後，著于周宣王之世，而又為秦篆之所本；則王氏所稱“《史籀》體勢，上承石鼓，下近秦篆，與篆文極近”，亦固其所，無足怪者。
惟《漢書·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而王氏乃強改之曰：“《史籀》一書，秦人作之以教學童。
”而不言何據。
博按：保氏教國子六書，著于《周官》，而《禮記·内則》亦載“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書謂六書；則是周制教學童文字六書，典籍有征。
而秦人虜使其民，并心于進取，未嘗以文教為意；何有作史籀以教學童之事？斯為不根之譚，奚待論者？至王氏謂“古文籀文，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
蓋以“六藝之書，皆書以東方文字，即古文，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
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故謂之古文也。
”斯尤鑿空無稽。
而據博所睹記；則春秋、戰國之間，六藝之書，未嘗不流布于秦；而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
迨并天下以後，亦有書以秦篆之六藝，傳之其人，所謂今文家言者是也。
何以知其然？按《史記·商君列傳》叙趙良見商君，再引“詩曰”，一引“書曰”；而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欤？”《樂書》：“秦二世尤以為娛。
丞相李斯進谏曰：‘放棄《詩》、《書》。
’”則是《詩》、《書》豈罕流布于秦而為所不稱說者耶？然李斯故楚人，而趙良或系六國人之客于秦者，未可為信。
博又按之《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載“秦伯伐晉，蔔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注：“徒父，秦之掌龜蔔者。
”則是秦人蔔用《易》而《易》流布于秦之證也。
《史記·秦本紀》“由餘觀秦。
缪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
’”則是秦人稱說《詩》、《書》、《禮》、《樂》，而《詩》、《書》、《禮》、《樂》流布于秦之證也。
又丞相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則是秦禁《詩》、《書》流布民間而故藏博士之證也。
且《詩風》采《秦》，康公有刺；《書》終《秦誓》，以休缪公；皆在春秋之世；而《詩》、《書》序删自孔子，六藝之文，亦有采及秦者；則是秦文流布東方諸國之證；而匪如王氏臆想“秦文《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猶六藝之罕流布于秦”也。
使如王氏所雲“秦文《史籀》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則是東西二土，文字懸隔，而東方諸國之著書，當非秦人所能通其讀者。
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叙韓非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
秦王見《孤憤》、《五蠢》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按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其寫定著書，自當用王氏所謂“六國文字”即“古文”者。
然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而嗟，未嘗如漢宣帝之以《倉颉》多古字而召通《倉颉》讀者，則是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也。
且韓非之著書，尚或有人傳至秦，甯有久經流傳之《詩》、《書》、“六藝”而罕流布于秦者？意者王氏生今之世，徒見東西洋文字之不同，遂懸想春秋、戰國之間，東西二土文字之異，當亦如此。
不知春秋百二十國，車塗同軌；下逮戰國七雄，合縱連橫，亦壤土犬牙相錯，匪近日東西洋之重洋懸隔可比。
而會盟交聘之事，無日不書；亦未聞大夫出疆，國書載聘，有如今日之象鞮寄譯。
孔子生春秋之季，尚曰“今天下，書同文”；而七國之所謂“文字異形”，當不過假省别體，大同小異；如後世所見鐘鼎、彜器、刻文之或體耳。
許君《叙》稱“李斯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推言外之意，當必有七國文字與秦文合者，不在斯所奏罷之列；以其或有殊體，而推厥所自，同用史籀也。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書同文字。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前後相距八年，方當李斯既奏同文字，未奏禁《詩》、《書》之日，《詩》、《書》傳誦民間，自當用秦文寫定之本；功令所在，可斷言者。
考漢之今文《尚書》，出故秦博士伏生。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稱“秦燔書盡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
”則歐陽、大小夏侯所傳，伏生藏壁二十九篇之無古字，與古文《尚書》不同可知。
《史記·儒林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所謂“安國以今文讀之”者，《索隐》說：“安國以今文雠古篆隸，推科鬥以定五十餘篇。
”蓋據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今文所有者，因以推定古文某形之為今文某文，逐字雠讀，明其大較；然後以讀今文之所無，而知二十九篇外之“逸書，得十餘篇”；是即伏生壁藏于秦燔書之日，而漢興求之之所亡失，故曰“逸書”也。
然則安國之“以今文讀”者，乃據伏生二十九篇今文以考讀《尚書》古文之字，而匪如王氏所謂“句讀之讀”。
見王氏《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增一“字”字，曰“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意益明顯。
又《藝文志》稱“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即《儒林傳》所稱“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者也。
“今文”者，伏生二十九篇之寫定以秦篆書者也。
則是《尚書》之有秦篆書本也。
《藝文志》又叙“秦燔書，而《易》為蔔筮之事，傳者不絕。
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則是《易》之有秦篆書本，與古文《易經》不同也。
又《藝文志》稱：“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猶古文《尚書》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則是高堂《士禮》十七篇之為秦篆書本，不同《禮古經》也。
又《藝文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而“《經》十一卷”之下，注《公羊》、《穀梁》二家。
《論語》“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
《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雲古文字’也。
”“《孝經》一篇”，注“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後氏、翼氏四家”。
叙稱“《孝經》者，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後倉、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則是《春秋》公羊、穀梁之二家《經》十一卷，《論語》之《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孝經》之長孫氏四家皆用秦篆寫定其書，不同壁中古文也。
由是觀之：自李斯奏同文字之後，而孔氏壁中書未發以前，六藝之書，隻有秦篆寫本；迨孔氏壁中書發于孝武之世，乃有古文本與秦篆本并行；而秦篆本謂之今文，以别于壁中書之古文；馬《史》、班《書》，胪叙甚明；何有如王氏所稱“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古文”之事？王氏又謂“《藝文志·六藝略》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數，非以其文字”。
見王氏《漢書所謂古文說》。
此尤似是而非之談也。
不知經學之所以别今古文者，其初本起于文字之不同而後因以别其學派。
《漢志》所稱“劉向以中古文《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