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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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而肩随之。
物屈于欲，欲窮乎物。
生人道苦，亂日方長。
故曰：“物質主義，今日之所患”也。
然則驗之當今，惟“人文主義”，足以救“物質主義”之窮。
稽之于古，惟“人文主義”足以制“古典主義”之宜。
國學者，“人文主義”之教學也；舍“人文主義”之教學，更何所謂“國學”者！蓋惟“人文主義”，為足以發吾人之自覺；亦惟“國學”，為能備“人文主義”之至德要道。
舍“人文主義”而言國學，則是遺其精華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襲其貌焉也！國性之不自覺，神明不屬，譬之則行屍走肉耳，其何以國于大地！南山可動，吾言不易矣！ 二就國學之所由起言之。
國學之所由起，所以說明一國之“人文”。
“古典”者，“人文”之遺蛻也。
春秋以前，我國有政無學，有君、卿、大夫、士而無師儒。
周轍既東，官墜其職；于是百官之守，一變而為百家之學；《漢書·藝文志》曰：“某家者流，蓋出于某官”，是也。
“百家之學”，所為異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謹守其“數”，“百家之學”者，宣究其“義”；此國學之所為起也。
餘讀《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家；其中農家者流，特明術而不為學；蓋術者緻于用，而學者究其義也。
小說家者流，又稗說而不為學；蓋說者聽諸途，而學者得于心也。
此固卑之無甚高論。
即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
家而曰雜，則非專門名家矣。
其間可得而名家者，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七者而已。
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
其間陰陽、名、墨三者，各守禮官之一事。
《漢書·藝文志》明言：“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
”至雲：“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
”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屬所稱“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兇”；“眂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兇”者也。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
”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稱“大祝”、“小祝”者是也。
而縱橫一家，則出《詩》教之三百，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則是陰陽、名、墨者，儒家之支與流裔也。
“申子卑卑，施之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則是法家者，道家之支與流裔也。
然則七家之中，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而管學術之樞者，舍儒、道二者，其奚屬焉！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于人文主義。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其為“人文主義”，固不待言。
至“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則是以“古典主義”為途徑，而亦以“人文主義”為歸宿者也。
獨是道家法自然，于社會一切人為之仁義道德文為制度，胥以為有違于自然，無補于人文，而放絕之，擯棄之。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
慧知出，有大僞。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仁棄義，民複孝慈。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絕巧棄利，盜賊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引老子書。
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引老子書。
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引老子書。
至儒者重人為，凡杜會一切相承之文為制度，苟有當于助長人文，罔不因勢利導之，牖之軌物，而資以為經世之用。
于是文王演《易》，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删《詩》、《書》，訂禮樂，欲董理一切相承之社會文為制度，以存其适者，汰其不适者，俾後世有所監觀，如《六經》所載，亦必有所承，匪盡憑虛臆測，托古改制，如今文家雲爾也！此其異也。
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于“人文主義”。
“古典主義”者，特國學歧出之途，而迫于時勢之不容已耳！漢儒之言“古典主義”也，特以秦皇一炬，《詩》、《書》百家語燒，非搜遺考訂，不能重光于劫馀，赓亘古垂絕之人文教育也；時勢則然也。
清儒之重赓“古典主義”也，特以清廷禁罔密；而言陸王者多明遺老；士大夫懼世禍，又苦聰明材力無所用，故恣意于名物考訂以自娛嬉，而免時網也；時勢則然也。
夫豈得已哉！論者乃以國學之正統目之，傎矣！ 乃若茲編之所輯錄者，特國學之涉于“古典主義”者耳，清儒重赓之漢學耳。
數也，非義也。
傥以自溺而不反焉？是則所謂“不知‘義’與‘數’之别”者也。
太史公不雲乎：“儒者斷其義。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班固有言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
此辟儒之患！”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甯獨見議于漢世哉！于是董理厥指以弁于編。
大雅君子，尚鑒吾意！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無錫錢基博 注解： [1] 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校印。
錢基博在其國學研究中，将國學研究範圍分為六類：小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校雠目錄，并稱之為“國學的科别”。
本書分三集：甲集小學之部、乙集經學之部、丙集子學之部，按《總叙》所稱當有下冊，但錢先生是否已撰著或出版過，不得而知。
[2] 據錢基博《版本通義》引姚鼐《古文辭類篹》光緒辛醜李承淵校刊本後序稱，“篹”字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雲：“門人相與輯而論篹。
”嘉慶末康紹镛刻《古文辭類篹》誤作“纂”，後皆承其誤，通行作“纂”；然本當作“篹”。
本書保存商務印書館1935年本之原貌，仍作“纂”。
[3] 臼，原誤作“白”，據《說文解字》改。
[4] “文”字原脫。
物屈于欲，欲窮乎物。
生人道苦，亂日方長。
故曰：“物質主義，今日之所患”也。
然則驗之當今，惟“人文主義”，足以救“物質主義”之窮。
稽之于古，惟“人文主義”足以制“古典主義”之宜。
國學者，“人文主義”之教學也；舍“人文主義”之教學，更何所謂“國學”者！蓋惟“人文主義”，為足以發吾人之自覺；亦惟“國學”，為能備“人文主義”之至德要道。
舍“人文主義”而言國學，則是遺其精華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襲其貌焉也！國性之不自覺，神明不屬，譬之則行屍走肉耳，其何以國于大地！南山可動，吾言不易矣！ 二就國學之所由起言之。
國學之所由起，所以說明一國之“人文”。
“古典”者，“人文”之遺蛻也。
春秋以前，我國有政無學，有君、卿、大夫、士而無師儒。
周轍既東，官墜其職；于是百官之守，一變而為百家之學；《漢書·藝文志》曰：“某家者流，蓋出于某官”，是也。
“百家之學”，所為異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謹守其“數”，“百家之學”者，宣究其“義”；此國學之所為起也。
餘讀《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家；其中農家者流，特明術而不為學；蓋術者緻于用，而學者究其義也。
小說家者流，又稗說而不為學；蓋說者聽諸途，而學者得于心也。
此固卑之無甚高論。
即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
家而曰雜，則非專門名家矣。
其間可得而名家者，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七者而已。
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
其間陰陽、名、墨三者，各守禮官之一事。
《漢書·藝文志》明言：“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
”至雲：“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
”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屬所稱“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兇”；“眂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兇”者也。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
”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稱“大祝”、“小祝”者是也。
而縱橫一家，則出《詩》教之三百，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則是陰陽、名、墨者，儒家之支與流裔也。
“申子卑卑，施之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
”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則是法家者，道家之支與流裔也。
然則七家之中，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而管學術之樞者，舍儒、道二者，其奚屬焉！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于人文主義。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其為“人文主義”，固不待言。
至“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則是以“古典主義”為途徑，而亦以“人文主義”為歸宿者也。
獨是道家法自然，于社會一切人為之仁義道德文為制度，胥以為有違于自然，無補于人文，而放絕之，擯棄之。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
慧知出，有大僞。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仁棄義，民複孝慈。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絕巧棄利，盜賊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引老子書。
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引老子書。
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引老子書。
至儒者重人為，凡杜會一切相承之文為制度，苟有當于助長人文，罔不因勢利導之，牖之軌物，而資以為經世之用。
于是文王演《易》，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删《詩》、《書》，訂禮樂，欲董理一切相承之社會文為制度，以存其适者，汰其不适者，俾後世有所監觀，如《六經》所載，亦必有所承，匪盡憑虛臆測，托古改制，如今文家雲爾也！此其異也。
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于“人文主義”。
“古典主義”者，特國學歧出之途，而迫于時勢之不容已耳！漢儒之言“古典主義”也，特以秦皇一炬，《詩》、《書》百家語燒，非搜遺考訂，不能重光于劫馀，赓亘古垂絕之人文教育也；時勢則然也。
清儒之重赓“古典主義”也，特以清廷禁罔密；而言陸王者多明遺老；士大夫懼世禍，又苦聰明材力無所用，故恣意于名物考訂以自娛嬉，而免時網也；時勢則然也。
夫豈得已哉！論者乃以國學之正統目之，傎矣！ 乃若茲編之所輯錄者，特國學之涉于“古典主義”者耳，清儒重赓之漢學耳。
數也，非義也。
傥以自溺而不反焉？是則所謂“不知‘義’與‘數’之别”者也。
太史公不雲乎：“儒者斷其義。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
”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班固有言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
此辟儒之患！”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甯獨見議于漢世哉！于是董理厥指以弁于編。
大雅君子，尚鑒吾意！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無錫錢基博 注解： [1] 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校印。
錢基博在其國學研究中，将國學研究範圍分為六類：小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校雠目錄，并稱之為“國學的科别”。
本書分三集：甲集小學之部、乙集經學之部、丙集子學之部，按《總叙》所稱當有下冊，但錢先生是否已撰著或出版過，不得而知。
[2] 據錢基博《版本通義》引姚鼐《古文辭類篹》光緒辛醜李承淵校刊本後序稱，“篹”字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雲：“門人相與輯而論篹。
”嘉慶末康紹镛刻《古文辭類篹》誤作“纂”，後皆承其誤，通行作“纂”；然本當作“篹”。
本書保存商務印書館1935年本之原貌，仍作“纂”。
[3] 臼，原誤作“白”，據《說文解字》改。
[4] “文”字原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