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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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昌之日，獨德清俞樾治古學，号東南大師，為魯靈光。
章炳麟《太炎文錄·俞先生傳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茀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诒讓。
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彀張，不弛愈繕。
不逮一世，新學蠕生，滅我聖文[4]，粲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其弟子章炳麟恢張其緒，尤擅聲音訓诂，好稱引左氏，而無害于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預于此最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見章炳麟《太炎文錄·再與劉光漢書》。
儒林之言革命者，鹹以章炳麟為巨擘矣！于是治今文者言保皇變法，學古文者倡排滿革命，昭昭然如泾渭分而鴻溝畫也。
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變法，無所容其喙，勢稍稍衰息矣。
而章氏之學，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時北京大學之國學教授，最著者劉師培、黃侃、錢玄同輩，亡慮皆章氏之徒也。
于是古學乃大盛！其時胡适新遊學美國歸，方以譽髦後起講學負盛名，以為“清儒之所謂漢學者，一名樸學，對于宋儒之理學而言，不外文字訓诂、校勘考訂之學。
而其治學之法，不外兩事：曰‘大膽的假說’，曰‘小心的求證’。
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
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此歐儒之所以治科學；而吾國惟治樸學者為得其意焉！”見《胡适文存·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于是言古學者，益得皮傅科學，托外援以自張壁壘，号曰“新漢學”，異軍突起。
而其所為不同于東漢古學者，蓋以《周禮》為僞托，目《尚書》非信史，又謂“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學說也。
惟今文家意在經世，而新漢學主于考古，議論雖同而歸趣不一。
此新漢學之所以異今文，而與東漢古學同其歸者也！然東漢古學，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漢學，則以疑古者考古。
此又新漢學之所為不同于東漢古學。
而要其歸，在欲考見“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則又無乎不同者耳！萬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橫絕一時，莫與京也。
獨丹徒柳诒徵，不徇衆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骕、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适過重知識論之弊。
一時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号曰“學衡派”。
世以其人皆東南大學教授，或亦稱之曰“東大派”。
然而議論失據，往往有之。
又以東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無以大相勝。
然“古典主義”者，國學之歧途，而“人文主義”，則國學之正軌，未可以一時之盛衰得失為衡也！誠竊以為言國學者當以人文主義為宜。
何以言其然？ 其故有二： 一就國學二字顧名思義言之。
按“學”之為言“覺”，“國學”之為言“國性自覺”，吾則既言之矣！然惟“人文主義”之國學，斯足以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于正軌；理之自然，必至之符也。
“人文主義”之一名詞，在歐土與“物質主義”為對；在吾儒與“古典主義”為對。
“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物質主義”，今世之所患。
何以言其然？“人文主義”之所寓，昔人謂之“義”。
“古典主義”之所陳，昔人謂之“數”。
《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此持“人文主義”者也。
《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
”此守“古典主義”者也。
然“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
《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則是“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也。
《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則是“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義”之未協，“數”徒具文！則是“義”尊而“數”卑，“義”先而“數”後也。
故曰“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也。
抑吾聞之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氏（IrvingBabbitt）者，嘗倡人文教育以申儆一世；其大指以為：“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遂昧！科學工商日益盛，而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愈失！于是熙熙攘攘，惟利是崇。
而又激于感情，中于詭辯，群情激擾，人奮其私，是非善惡，無所準繩。
而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則常以互相殘殺為事。
科學發達，人心益以不靜，而為神明之桎梏。
哀哉！此其受病之根，在人之昧于所以為人之道。
蓋物質與人生，截然兩途，各有其律。
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非不精能也。
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生；則心為形役，玩物喪志；私欲橫流，人将相食。
蓋人生自有其律。
今當研究人生之律以治人生。
人文教育者，即教人所以為人之道。
”見《學衡》第三期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
有慨乎其言之也！嗚呼！《記》不雲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迹于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迹，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見《禮記·樂記》。
而今适其會也。
數十年來，海内士夫，貌襲于歐化，利用厚生，制馭物質之一切科學教學，未能逮歐人百一；而日縱亡等之欲，物質享樂，骎骎逮歐
章炳麟《太炎文錄·俞先生傳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茀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诒讓。
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彀張，不弛愈繕。
不逮一世，新學蠕生，滅我聖文[4]，粲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
”其弟子章炳麟恢張其緒，尤擅聲音訓诂，好稱引左氏，而無害于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
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
杜預于此最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借此以助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薮澤’也！”見章炳麟《太炎文錄·再與劉光漢書》。
儒林之言革命者，鹹以章炳麟為巨擘矣！于是治今文者言保皇變法，學古文者倡排滿革命，昭昭然如泾渭分而鴻溝畫也。
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變法，無所容其喙，勢稍稍衰息矣。
而章氏之學，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時北京大學之國學教授，最著者劉師培、黃侃、錢玄同輩，亡慮皆章氏之徒也。
于是古學乃大盛！其時胡适新遊學美國歸，方以譽髦後起講學負盛名，以為“清儒之所謂漢學者，一名樸學，對于宋儒之理學而言，不外文字訓诂、校勘考訂之學。
而其治學之法，不外兩事：曰‘大膽的假說’，曰‘小心的求證’。
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
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此歐儒之所以治科學；而吾國惟治樸學者為得其意焉！”見《胡适文存·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于是言古學者，益得皮傅科學，托外援以自張壁壘，号曰“新漢學”，異軍突起。
而其所為不同于東漢古學者，蓋以《周禮》為僞托，目《尚書》非信史，又謂“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學說也。
惟今文家意在經世，而新漢學主于考古，議論雖同而歸趣不一。
此新漢學之所以異今文，而與東漢古學同其歸者也！然東漢古學，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漢學，則以疑古者考古。
此又新漢學之所為不同于東漢古學。
而要其歸，在欲考見“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則又無乎不同者耳！萬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橫絕一時，莫與京也。
獨丹徒柳诒徵，不徇衆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骕、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适過重知識論之弊。
一時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号曰“學衡派”。
世以其人皆東南大學教授，或亦稱之曰“東大派”。
然而議論失據，往往有之。
又以東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無以大相勝。
然“古典主義”者，國學之歧途，而“人文主義”，則國學之正軌，未可以一時之盛衰得失為衡也！誠竊以為言國學者當以人文主義為宜。
何以言其然？ 其故有二： 一就國學二字顧名思義言之。
按“學”之為言“覺”，“國學”之為言“國性自覺”，吾則既言之矣！然惟“人文主義”之國學，斯足以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于正軌；理之自然，必至之符也。
“人文主義”之一名詞，在歐土與“物質主義”為對；在吾儒與“古典主義”為對。
“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物質主義”，今世之所患。
何以言其然？“人文主義”之所寓，昔人謂之“義”。
“古典主義”之所陳，昔人謂之“數”。
《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此持“人文主義”者也。
《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
”此守“古典主義”者也。
然“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
《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則是“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也。
《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則是“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義”之未協，“數”徒具文！則是“義”尊而“數”卑，“義”先而“數”後也。
故曰“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也。
抑吾聞之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氏（IrvingBabbitt）者，嘗倡人文教育以申儆一世；其大指以為：“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遂昧！科學工商日益盛，而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愈失！于是熙熙攘攘，惟利是崇。
而又激于感情，中于詭辯，群情激擾，人奮其私，是非善惡，無所準繩。
而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則常以互相殘殺為事。
科學發達，人心益以不靜，而為神明之桎梏。
哀哉！此其受病之根，在人之昧于所以為人之道。
蓋物質與人生，截然兩途，各有其律。
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非不精能也。
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生；則心為形役，玩物喪志；私欲橫流，人将相食。
蓋人生自有其律。
今當研究人生之律以治人生。
人文教育者，即教人所以為人之道。
”見《學衡》第三期胡先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
有慨乎其言之也！嗚呼！《記》不雲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迹于内，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迹，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此大亂之道也！”見《禮記·樂記》。
而今适其會也。
數十年來，海内士夫，貌襲于歐化，利用厚生，制馭物質之一切科學教學，未能逮歐人百一；而日縱亡等之欲，物質享樂，骎骎逮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