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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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者。
蓋同者其傳說，而不同者其精神。
東漢言訓诂，或流繁瑣；而魏晉好名理，亦出簡隽也。
“漢初諸儒，專治訓诂，如教人亦隻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
”采《朱子語類》。
“自晉以來，改變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
漢儒解經，依經演說；晉人則不然，依經而自作文。
”采《朱子語類》。
則是“古典主義”也，而“人文主義”寓焉矣。
後來宋儒之師心說經，其經義大抵汲魏晉之流風者也。
然魏晉諸儒，尚解經而為經注，如王弼、韓康伯之注《易》，杜預、範甯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經注也。
至南北朝則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者也。
則是義疏者，蓋注注而非注經。
是故漢迄魏晉，經學也；南北朝，注學也。
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劉焯、炫之倫，著錄繁夥。
至唐孔穎達修訂《五經正義》，賈公彥、元行沖、徐彥、楊士勳赓續有作，遂遍諸經。
百川洄注，潴為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
然則唐學者，殆集南北朝注學之大成，而為東漢古學尾闾之宣洩焉！ 宋儒五子，周敦頤、程颢、程頤、張載、朱熹遊心六藝，旁參禅乘，周敦頤從僧壽崖學，闡太極無極之旨。
程颢資性過人，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返求諸六經，而充養有得。
張載勇于造道，已求諸釋老，乃返求之六經。
朱子亦闡禅理，陽儒陰釋。
宋儒無不如此。
明德新民，壹主于率性修道。
國學之人文主義，所以昭明于有宋，如日中天者，實以天竺明心見性，般若大覺之佛說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親民之經蘊内宣。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藝異樹，接種乃佳。
生物然，學術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廢問學，猶于吾儒為近；而陸王偏尊德性，彌于禅宗有會耳。
然自明中葉，王陽明以緻良知，昌明陸學，風靡一世，号曰“姚江學派”，理想缤綸，度越前古。
及其敝也，士不悅學，徒長虛憍！談空說有，相矜以口，益見迂闊而遠于事情。
橫流恣肆，非直無益于國，而且蔑以自淑。
逮晚明劉宗周證人一派，已幾于王學之革命矣。
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革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
陸世儀、陸隴其等生清之初，始專守朱子，辯僞得真；高愈、張履祥堅苦自持，不愧寅踐。
風氣所鼓，一時景從。
此由陸王之“尊德性”而反之于朱子之“道問學”者也。
至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以為“經學即理學”，全謝山《鲒埼亭文集·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别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
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
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禅學也。
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抄》。
所以歸咎于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
”求是辯誣，開一代之風氣，導厥先路。
乾隆以還，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诂釋聖言，天下所宗。
自是學者務于經籍傳注，考訂發揮。
“諸經新疏，更疊而出。
或更張舊釋，補阙匡違，若邵晉涵、郝懿行之《爾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翚之《儀禮》，陳奂之《毛詩》，劉寶楠之《論語》，陳立之《公羊》，孫诒讓之《周禮》，是也。
或甄撰佚诂，宣究微學，若孫星衍之《尚書》，張惠言之《周易》，劉文淇之《左傳》，是也。
或最括古誼，疏注兼修，若惠棟之《周易》，江聲之《尚書》，是也。
諸家之書，例精而誼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
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于時制，别擇未精。
《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
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
《尚書》則崇信梅、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郅钜！加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為彌縫；孔穎達之正義《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允惬。
而清儒新疏，則扶微捃佚，必以漢诂為宗；且誼證宏通，注有回穴，辄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
然則言經學者，莫盛于義疏；而為義疏者，尤莫善于清乾嘉諸儒！”采孫诒讓《籀庼述林·劉恭甫墓表》。
此由朱子之“道問學”，反本修古而為東漢之古學者也。
則是“人文主義”之積窳于明季，而“古典主義”于以重光焉。
雖然，人苦不自覺，而不安于不自覺，于是乎言學。
倘言學者，數典不足以經世，具數無所陳其義；譬如五官百骸，形體徒存，而神明不屬，生氣何托！不以訓诂名物自安，必欲進而求微言大義；人之情也，學之道也。
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厥為清儒言今文學者之權輿。
南北朝以降，經說學派隻争鄭玄、王肅，今古文之争遂熄。
唐陸德明著《釋文》，孔穎達著《正義》，皆雜宗鄭、王。
今所傳《十三經注疏》者，《易》用王弻，《書》用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公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玄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其馀諸經皆汲東漢古文家之流。
西漢所謂今文十四博士者，其學說皆亡，僅存者惟《春秋公羊傳》之何休注而已。
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
嘉道以還，莊存與、劉逢祿祖孫相嬗，劉逢祿為莊存與之外孫，弱不好弄。
母氏誨之，學必舉所聞于外王父以糾俗師謬說。
年十一，初谒外王父，叩以所業，應對如響。
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
”詳見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禮部劉君傳》、戴望《谪麟堂文集·故禮部儀制司劉先生行狀》。
世以《公羊》名家，刊落訓诂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凡公羊家言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绌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言今文者宗之。
龔自珍說經好莊、劉，尤擅要眇之思，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诋排專制，益為言學者所喜。
南海康有為能敷說《公羊》改制以言變法，禅其弟子；新會梁啟超，益推而大之，至于無垠；聲生勢張，而言今文學者盈天下矣。
此由東漢之古學，又溯而上以反諸西漢之今文者也。
則是“古典主義”之漸厭于晚清，而“人文主義”相與代興焉。
方晚清今
蓋同者其傳說，而不同者其精神。
東漢言訓诂，或流繁瑣；而魏晉好名理，亦出簡隽也。
“漢初諸儒，專治訓诂，如教人亦隻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
”采《朱子語類》。
“自晉以來，改變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
漢儒解經，依經演說；晉人則不然，依經而自作文。
”采《朱子語類》。
則是“古典主義”也，而“人文主義”寓焉矣。
後來宋儒之師心說經，其經義大抵汲魏晉之流風者也。
然魏晉諸儒，尚解經而為經注，如王弼、韓康伯之注《易》，杜預、範甯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經注也。
至南北朝則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者也。
則是義疏者，蓋注注而非注經。
是故漢迄魏晉，經學也；南北朝，注學也。
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劉焯、炫之倫，著錄繁夥。
至唐孔穎達修訂《五經正義》，賈公彥、元行沖、徐彥、楊士勳赓續有作，遂遍諸經。
百川洄注，潴為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
然則唐學者，殆集南北朝注學之大成，而為東漢古學尾闾之宣洩焉！ 宋儒五子，周敦頤、程颢、程頤、張載、朱熹遊心六藝，旁參禅乘，周敦頤從僧壽崖學，闡太極無極之旨。
程颢資性過人，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返求諸六經，而充養有得。
張載勇于造道，已求諸釋老，乃返求之六經。
朱子亦闡禅理，陽儒陰釋。
宋儒無不如此。
明德新民，壹主于率性修道。
國學之人文主義，所以昭明于有宋，如日中天者，實以天竺明心見性，般若大覺之佛說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親民之經蘊内宣。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藝異樹，接種乃佳。
生物然，學術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廢問學，猶于吾儒為近；而陸王偏尊德性，彌于禅宗有會耳。
然自明中葉，王陽明以緻良知，昌明陸學，風靡一世，号曰“姚江學派”，理想缤綸，度越前古。
及其敝也，士不悅學，徒長虛憍！談空說有，相矜以口，益見迂闊而遠于事情。
橫流恣肆，非直無益于國，而且蔑以自淑。
逮晚明劉宗周證人一派，已幾于王學之革命矣。
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革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
陸世儀、陸隴其等生清之初，始專守朱子，辯僞得真；高愈、張履祥堅苦自持，不愧寅踐。
風氣所鼓，一時景從。
此由陸王之“尊德性”而反之于朱子之“道問學”者也。
至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以為“經學即理學”，全謝山《鲒埼亭文集·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别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
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
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禅學也。
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抄》。
所以歸咎于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
”求是辯誣，開一代之風氣，導厥先路。
乾隆以還，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诂釋聖言，天下所宗。
自是學者務于經籍傳注，考訂發揮。
“諸經新疏，更疊而出。
或更張舊釋，補阙匡違，若邵晉涵、郝懿行之《爾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翚之《儀禮》，陳奂之《毛詩》，劉寶楠之《論語》，陳立之《公羊》，孫诒讓之《周禮》，是也。
或甄撰佚诂，宣究微學，若孫星衍之《尚書》，張惠言之《周易》，劉文淇之《左傳》，是也。
或最括古誼，疏注兼修，若惠棟之《周易》，江聲之《尚書》，是也。
諸家之書，例精而誼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
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于時制，别擇未精。
《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
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
《尚書》則崇信梅、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郅钜！加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為彌縫；孔穎達之正義《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允惬。
而清儒新疏，則扶微捃佚，必以漢诂為宗；且誼證宏通，注有回穴，辄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
然則言經學者，莫盛于義疏；而為義疏者，尤莫善于清乾嘉諸儒！”采孫诒讓《籀庼述林·劉恭甫墓表》。
此由朱子之“道問學”，反本修古而為東漢之古學者也。
則是“人文主義”之積窳于明季，而“古典主義”于以重光焉。
雖然，人苦不自覺，而不安于不自覺，于是乎言學。
倘言學者，數典不足以經世，具數無所陳其義；譬如五官百骸，形體徒存，而神明不屬，生氣何托！不以訓诂名物自安，必欲進而求微言大義；人之情也，學之道也。
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厥為清儒言今文學者之權輿。
南北朝以降，經說學派隻争鄭玄、王肅，今古文之争遂熄。
唐陸德明著《釋文》，孔穎達著《正義》，皆雜宗鄭、王。
今所傳《十三經注疏》者，《易》用王弻，《書》用僞孔安國傳，《詩》用毛公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玄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其馀諸經皆汲東漢古文家之流。
西漢所謂今文十四博士者，其學說皆亡，僅存者惟《春秋公羊傳》之何休注而已。
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
嘉道以還，莊存與、劉逢祿祖孫相嬗，劉逢祿為莊存與之外孫，弱不好弄。
母氏誨之，學必舉所聞于外王父以糾俗師謬說。
年十一，初谒外王父，叩以所業，應對如響。
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
”詳見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禮部劉君傳》、戴望《谪麟堂文集·故禮部儀制司劉先生行狀》。
世以《公羊》名家，刊落訓诂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凡公羊家言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绌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言今文者宗之。
龔自珍說經好莊、劉，尤擅要眇之思，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诋排專制，益為言學者所喜。
南海康有為能敷說《公羊》改制以言變法，禅其弟子；新會梁啟超，益推而大之，至于無垠；聲生勢張，而言今文學者盈天下矣。
此由東漢之古學，又溯而上以反諸西漢之今文者也。
則是“古典主義”之漸厭于晚清，而“人文主義”相與代興焉。
方晚清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