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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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吾每誦此，而感不絕于予心也！傥一國之人，自上下下，不複自知我國曆史久長之難能，文化發揚之可貴。
本實已撥，人奮其知，自圖私便，則國與民之所恃以抟系于不壞散者，僅法律權力之有強制、生命财産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敵國外患之強有力者臨之，但使法律權力，足以相制；生命财産，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隻如馴羊叩狗，群帖焉趨伏于敵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國者，未或不由是也！傥有國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誦其曆史，涵濡其文化，浃肌淪髓，深入人人。
人心不同，而同于愛國；如物理學之攝力，抟捖一國之人，而不緻有分崩離析之事也；如化學之化合力，熔冶國人，使自為一體，而示異于其他也。
然後退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禦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于全人類而為邦家之光！此國性自覺之第一義也。
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适”。
吾國立國于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并建之國代謝以盡者幾何！而我乃如魯靈光巍然獨存，雖中間或被夷虜，為國大厲，而漸仆漸起，不旋踵而匡複故物，還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
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
然樹藝積久而必萎，國性積久而有窳。
時移勢遷，有不适者。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見《荀子·非相篇》。
又曰：“禮時為大。
”見《禮記·禮器》。
因時制宜，甯容墨守；非有所矯，不能圖存；固也。
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
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
然而不可不知者：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
傥如“戕賊杞柳以為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為之乎！然則斲喪國性以緻富強，富強未緻而國性先墜，庸國人之所利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
於戲！挽近以還，歐化東漸，國人相競以诏；而淺嘗之士，于所學曾未深求，辄捃摭所聞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
其仁義道德傳自往昔，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者；則或以其中國老生常談，放言高論，務摧滅之以為快。
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強食為公理，以裸體相向為美術，以貪冒淫侈為文明。
問其所以？曰：“歐儒雲爾，我亦雲爾也。
”人心日即于浮嚣，國事日征其蜩螗。
生心害政，以若所為，而曰“強國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飲酖而救渴，吾見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傾，國之未強而人心先壞。
安其危而利其災，所謂“強國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則國學之所為待振于今日者，為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發國性之自覺，其必自言學者知“義”與“數”之辯始。
見《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勸學，兼綜“數”、“義”，以為：“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見《荀子·勸學篇》。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見《荀子·勸學篇》。
則是荀子勸學，貫“義”與“數”而一之；徹始徹終，非二物也。
後儒則離“義”與“數”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有陳其“數”而疏于“義”者，有明其“義”而遺乎“數”者。
将以便舉稱，明殊指，為之題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義”，一曰“古典主義”。
“人文主義”者，以為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據為瑣碎。
此明其“義”而遺乎“數”者也。
“古典主義”者，以為國學之指趣，在考征“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義道德為空譚。
此陳其“數”而疏于“義”者也。
於戲！國之有學，非一日矣。
豎盡往古，亘極來今，蓋亦有其變遷遞嬗之迹可舉者焉。
莊生有言曰：“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見《莊子·天運篇》。
事實之所诏我，實以兩主義相摩相蕩，疊為興仆，運轉而不能自止者也。
大抵漢學尚考據，明訓诂。
荀子所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古典主義”之可征者也。
宋儒道性善，明義理。
荀子所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人文主義”之可征者也。
雖然，猶有辯： 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緻用，微言大義是尚；此漢學之近于“人文主義”者也。
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诂是謹；此漢學之偏于“古典主義”者也。
然而今文極盛于西京，古學代興于東漢；古學既盛而今文遽絕焉。
《後漢書·鄭玄傳》曰：“初，中興之後，範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争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則是“古典主義”擅漢學後起之勝也。
宋儒有朱陸之争：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
《宋元學案·晦翁學案》載：陳北溪答李貫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下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
”此宋儒之不廢“古典主義”者也。
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見性。
《宋元學案·象山學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
先生與兄複齋會紫陽于鵝湖，複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先生和詩亦雲：‘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陸沉。
’紫陽以為譏己，不怿。
”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義”者也。
然朱學極盛于宋、元；陽明崛起于明代。
陸學重光，而朱學少衰矣。
則是“人文主義”擅宋學後起之勝也。
然當宋儒未起，漢學将變之際，老、莊于魏、晉，佛于隋、唐，士大夫譚名理、崇高緻，以清言為尚，以章句為塵垢，亦由風氣窮而思變，學術蕲于自覺。
厭考據之煩瑣，無補人生；樂名理之簡隽，欲以自慰。
此實古今學術升降一大轉機也。
徒以玄譚自放，君子不貴；佛說外道，吾儒所鄙；國學一線，端系六經。
然而魏晉經學，衍之東漢，統緒分明，詳見《隋書·經籍志》。
而有不同于東
本實已撥，人奮其知，自圖私便，則國與民之所恃以抟系于不壞散者，僅法律權力之有強制、生命财産之受保障耳，于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敵國外患之強有力者臨之，但使法律權力，足以相制；生命财産，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隻如馴羊叩狗，群帖焉趨伏于敵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國者，未或不由是也！傥有國之人焉，胚胎于前光，歌誦其曆史，涵濡其文化，浃肌淪髓，深入人人。
人心不同，而同于愛國；如物理學之攝力，抟捖一國之人，而不緻有分崩離析之事也；如化學之化合力，熔冶國人，使自為一體，而示異于其他也。
然後退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禦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于全人類而為邦家之光！此國性自覺之第一義也。
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适”。
吾國立國于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并建之國代謝以盡者幾何！而我乃如魯靈光巍然獨存，雖中間或被夷虜，為國大厲，而漸仆漸起，不旋踵而匡複故物，還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于斯。
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
然樹藝積久而必萎，國性積久而有窳。
時移勢遷，有不适者。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見《荀子·非相篇》。
又曰：“禮時為大。
”見《禮記·禮器》。
因時制宜，甯容墨守；非有所矯，不能圖存；固也。
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
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
然而不可不知者：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
傥如“戕賊杞柳以為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為之乎！然則斲喪國性以緻富強，富強未緻而國性先墜，庸國人之所利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
於戲！挽近以還，歐化東漸，國人相競以诏；而淺嘗之士，于所學曾未深求，辄捃摭所聞西事以自矜诩，遂欲有所施行。
其仁義道德傳自往昔，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者；則或以其中國老生常談，放言高論，務摧滅之以為快。
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強食為公理，以裸體相向為美術，以貪冒淫侈為文明。
問其所以？曰：“歐儒雲爾，我亦雲爾也。
”人心日即于浮嚣，國事日征其蜩螗。
生心害政，以若所為，而曰“強國救群之道在是”，譬于飲酖而救渴，吾見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傾，國之未強而人心先壞。
安其危而利其災，所謂“強國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則國學之所為待振于今日者，為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發國性之自覺，其必自言學者知“義”與“數”之辯始。
見《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勸學，兼綜“數”、“義”，以為：“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見《荀子·勸學篇》。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見《荀子·勸學篇》。
則是荀子勸學，貫“義”與“數”而一之；徹始徹終，非二物也。
後儒則離“義”與“數”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有陳其“數”而疏于“義”者，有明其“義”而遺乎“數”者。
将以便舉稱，明殊指，為之題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義”，一曰“古典主義”。
“人文主義”者，以為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據為瑣碎。
此明其“義”而遺乎“數”者也。
“古典主義”者，以為國學之指趣，在考征“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義道德為空譚。
此陳其“數”而疏于“義”者也。
於戲！國之有學，非一日矣。
豎盡往古，亘極來今，蓋亦有其變遷遞嬗之迹可舉者焉。
莊生有言曰：“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見《莊子·天運篇》。
事實之所诏我，實以兩主義相摩相蕩，疊為興仆，運轉而不能自止者也。
大抵漢學尚考據，明訓诂。
荀子所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古典主義”之可征者也。
宋儒道性善，明義理。
荀子所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人文主義”之可征者也。
雖然，猶有辯： 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緻用，微言大義是尚；此漢學之近于“人文主義”者也。
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诂是謹；此漢學之偏于“古典主義”者也。
然而今文極盛于西京，古學代興于東漢；古學既盛而今文遽絕焉。
《後漢書·鄭玄傳》曰：“初，中興之後，範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争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則是“古典主義”擅漢學後起之勝也。
宋儒有朱陸之争：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
《宋元學案·晦翁學案》載：陳北溪答李貫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下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
”此宋儒之不廢“古典主義”者也。
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見性。
《宋元學案·象山學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
先生與兄複齋會紫陽于鵝湖，複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先生和詩亦雲：‘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陸沉。
’紫陽以為譏己，不怿。
”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義”者也。
然朱學極盛于宋、元；陽明崛起于明代。
陸學重光，而朱學少衰矣。
則是“人文主義”擅宋學後起之勝也。
然當宋儒未起，漢學将變之際，老、莊于魏、晉，佛于隋、唐，士大夫譚名理、崇高緻，以清言為尚，以章句為塵垢，亦由風氣窮而思變，學術蕲于自覺。
厭考據之煩瑣，無補人生；樂名理之簡隽，欲以自慰。
此實古今學術升降一大轉機也。
徒以玄譚自放，君子不貴；佛說外道，吾儒所鄙；國學一線，端系六經。
然而魏晉經學，衍之東漢，統緒分明，詳見《隋書·經籍志》。
而有不同于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