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題
關燈
小
中
大
足以為累，此史筆與文士之分别。
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于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于孝武前多襲遷書。
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戰國策》、《楚漢牒記》，又豈為不蹈襲哉？充其所說，孔子删述六經，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陰陽。
名醫之制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
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
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
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抉擇去取。
人徒見著于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熔變化。
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
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出于割愛。
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顯也。
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
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
辭則必稱其體。
語則必肖其人。
質野不可以用文語，而猥鄙須删。
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仍見。
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
骈麗不入史裁，而诏表亦豈可廢。
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
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于蠶絲牛毛；經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于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萬化；文欲适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
史文千變萬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而記事記言，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複生，不能無遺憾也。
故六經以還。
著述之才，不盡于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于史學。
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于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勿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
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為多！苟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僞也。
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以筆墨罄也！前明信陽何景明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并足泰山北鬥；景明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實出史學，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于漢廷經師之授受。
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掇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别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
而昌黎之于史學，實無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
其列叙古人，右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班固，卓識别裁如陳壽，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修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于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
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為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于後世有三：《春秋》流為史學，《官》、《禮》、諸《記》流為諸子論議，《詩》教流為辭章辭命。
其他《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
昌黎之文，本于《官》、《禮》，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禮教，而專子尤長于《詩》。
故昌黎善立言，而優于辭章；無傷其為山鬥也！特不深于《春秋》未優于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又《答朱少白書》、《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
）然則章氏明文史之通義，而推究言之，未嘗不知史筆與文士之異趨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
（邵晉涵《題章氏與陳觀氏論史學後》。
）讀章氏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
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為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于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于孝武前多襲遷書。
然則遷書集《尚書》、《世本》、《戰國策》、《楚漢牒記》，又豈為不蹈襲哉？充其所說，孔子删述六經，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陰陽。
名醫之制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
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
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
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抉擇去取。
人徒見著于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熔變化。
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
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出于割愛。
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顯也。
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
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
辭則必稱其體。
語則必肖其人。
質野不可以用文語，而猥鄙須删。
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仍見。
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
骈麗不入史裁，而诏表亦豈可廢。
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
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于蠶絲牛毛；經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于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萬化；文欲适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
史文千變萬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而記事記言，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複生，不能無遺憾也。
故六經以還。
著述之才，不盡于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于史學。
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于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勿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
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為多！苟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僞也。
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為增，變化多端，不可以筆墨罄也！前明信陽何景明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并足泰山北鬥；景明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實出史學，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于漢廷經師之授受。
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掇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别識心裁，時有得其仿佛。
而昌黎之于史學，實無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
其列叙古人，右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班固，卓識别裁如陳壽，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修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于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
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為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于後世有三：《春秋》流為史學，《官》、《禮》、諸《記》流為諸子論議，《詩》教流為辭章辭命。
其他《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
昌黎之文，本于《官》、《禮》，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禮教，而專子尤長于《詩》。
故昌黎善立言，而優于辭章；無傷其為山鬥也！特不深于《春秋》未優于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又《答朱少白書》、《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上朱大司馬論文》。
）然則章氏明文史之通義，而推究言之，未嘗不知史筆與文士之異趨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
（邵晉涵《題章氏與陳觀氏論史學後》。
）讀章氏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