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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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何謂也？曰：章氏著書以明“文史通”之義雲爾。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
夫通之為名，蓋取譬于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
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
（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通橫》。
）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
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
”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骛于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
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适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
堯舜之仁不遍愛人。
”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骛于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
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于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于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
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緻力，則如錢之散積于地，不可繩以貫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林秀才書》。
）章氏之于史學，蓋有天授；獨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見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書闡明其義焉爾！故題目之曰《文史通義》也。
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義則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
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
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
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鈎玄，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
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為歸。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此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
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郦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
前人未知以文為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讨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
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
若夫詩人寄托，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曆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
至于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
撰者或不知文為史裁，則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為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
（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 斯則不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
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 蓋文辭以叙事為難。
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為史之志傳。
記叙之文，往往比志傳修饬簡淨，蓋有意于為文也。
志傳不盡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
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
夫通之為名，蓋取譬于道路，四沖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
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
（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通橫》。
）朱筠嘗謂人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
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
”顧章氏以為朱氏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骛于浩博難整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詣，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為當然。
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适足為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
堯舜之仁不遍愛人。
”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骛于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
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無旁出，推而及于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于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
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觀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緻力，則如錢之散積于地，不可繩以貫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林秀才書》。
）章氏之于史學，蓋有天授；獨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見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書闡明其義焉爾！故題目之曰《文史通義》也。
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義則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
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
子集諸家，其源皆出于史。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孫淵如書》。
）“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
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鈎玄，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
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為歸。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此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
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郦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
前人未知以文為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讨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
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
若夫詩人寄托，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曆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人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
至于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
撰者或不知文為史裁，則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為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
（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 斯則不明乎“文史通”之義者也。
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 蓋文辭以叙事為難。
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為史之志傳。
記叙之文，往往比志傳修饬簡淨，蓋有意于為文也。
志傳不盡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
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