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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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诂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無過焉!戴氏之過,在诋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于功過之外!費至于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并一切抹殺,橫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罵朱子,不得為通人;則戴氏實為作俑!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為蔡沈、黃幹;再傳而為真德秀、魏了翁;三傳而為黃震、王應麟,其後為許謙、王柏、金履祥;至國初而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漢之經師譜系。

    戴氏之學,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诂名義,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诋以妄作,此飲水而忘其源也!(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朱陸書》、《朱陸篇後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學博者長于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骛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

    ”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學;而世儒之患,起于學而不思!即如王應麟搜羅摘扶,窮幽極微,其于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骛,實能讨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諸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多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緻勉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秣黍以為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人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

    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

    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今之學者,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為高情勝緻,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應麟之善搜遺逸焉!蓋逐于時趣,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

    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将無所用其學矣!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原學下》、《博約中》。

    )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強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為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與陳鑒亭論學》。

    )不知訓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見《章氏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内篇二《書朱陸篇後》。

    )今之攻小學者,以為六書不明,則言語尚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愈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

    ”“略識”雲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殚也!以其畢生莫殚也,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裡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于六書音畫,有何隐奧未宣究也?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傍,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考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複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見《章氏遺書》卷八《文史通義》外篇二《朱先生墓志書後》、《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所貴君子之學術,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學問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獨得;則服、鄭訓诂,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

    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隻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于嚣嚣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事非有異。

    學者先求征實,後議擴充;析向貴有耑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濫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

    然而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

    正須不羨輕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說林》,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要之議論不為苟同。

    又以并世學者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往往勸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與邵二雲》。

    ) 所自著書以《史籍考》為最博,而《文史通義》為最精。

    金壇段玉裁若膺讀《通義》有精深者,相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學誠聞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被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

    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繩吾《通義》也!”(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史餘村簡》。

    )《史籍考》代畢沅撰,一踵秀水朱彜尊竹垞《經義存亡考》例,凡十二綱,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謂史部雖占四部書之一,其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範圍廣博,竭畢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則亡!僅存《釋例》!獨《文史通義》盛傳于世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