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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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
”（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
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時雖稱善。
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學誠曰：“不然！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門，謂：“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
”往複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餘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志，皆有成書。
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
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禀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
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叙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
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
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于六經；《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
至于畸說剩言，采摭所餘，雖無當于正裁。
頗有資于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别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
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阙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雲爾！（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産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後王宗炎曰。
）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辄能條别而得其宗旨。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所鹹被敬禮，而所學異趣。
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于性情。
汪氏聰明有餘而不足于識力。
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
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
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于無當則一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
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
而推本所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
辭章泛應本于《風詩》。
天下之文盡于是矣！子有雜家；雜于衆，不雜于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
文有别集：集亦雜也，雜于體，不雜于指，集亦不異于諸子也。
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内篇》，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内外分篇蓋有經緯。
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内篇之旨相為經緯，一書隻如一篇，無泛分内外之例。
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内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于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于《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複，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谏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戴君所學深通訓
”（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
）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照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
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
比次之書，則掌教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
獨斷之學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于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見《章氏遺書》卷四《文史通義》内篇四《答客問》上中，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
）時雖稱善。
顧莫之大用！ 嘗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代州馮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負高名，見《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學誠曰：“不然！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震拂衣徑去！學誠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門，謂：“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于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
”往複辯難，終不為屈！（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 既，畢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餘力以修常德、荊州、石首諸府縣志，皆有成書。
獨《湖北通志》，書未成而論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審訂，成《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
大要參取古今史志義例，剪裁浮辭，禀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
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叙其因革條例，以為《掌故》。
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為《文征》。
勒成三家之書，而推本于六經；《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
至于畸說剩言，采摭所餘，雖無當于正裁。
頗有資于旁證，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别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
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者；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不可阙之書也；《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雲爾！（見《章氏遺書》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書議》，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檢存稿》一《為畢制府撰〈湖北通志〉序》。
）即此可概見其義法焉，學誠地産霸材，天挺史識；（見《兩浙軒錄》補遺《章學誠傳》後王宗炎曰。
）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劉氏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辄能條别而得其宗旨。
（見章氏之子華绂《文史通義》跋。
）尤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甯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所鹹被敬禮，而所學異趣。
學誠則謂戴震功力不淺而無得于性情。
汪氏聰明有餘而不足于識力。
何以言其然？散萬殊者為聰明。
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
等而上之，至于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
定于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富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
今有文章如入萬花之谷，學問如窺五都之市，可以窺奄陋而箴鄙僿矣！問其何以為言，不能答也，蓋與荒經滅古，舍學識而空言一貫者，其功雖有難易之殊，其于無當則一也。
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闼以為家也！是宋學末流之失也。
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庫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學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
而推本所自：史學本于《春秋》，專家著述本于《官》、《禮》。
辭章泛應本于《風詩》。
天下之文盡于是矣！子有雜家；雜于衆，不雜于己，雜而猶成其家者也。
文有别集：集亦雜也，雜于體，不雜于指，集亦不異于諸子也。
故諸子雜家與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選也。
今觀汪氏《述學》所為《内篇》，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别名诂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于雜篇；不但不可為内，亦并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内外分篇蓋有經緯。
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雜諸篇，取與内篇之旨相為經緯，一書隻如一篇，無泛分内外之例。
汪氏之書，不過說部雜考之流耳，何以為内篇哉！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斯乃與《述學》标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拟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然汪氏工辭章而優于辭命，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古者行人之遺，流為縱橫家學，其源實出于《風詩》也，引申比興，抑揚往複，可以窮文心之極變，達難顯之至情，用以規谏諷喻，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進于專家之業也。
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識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戴君所學深通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