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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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
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赅《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補遺》。
）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
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
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
後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緻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于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
《春秋》原本《尚書》。
《尚書》典谟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诰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
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
《尚書》訓诰之記言，必叙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诰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
《尚書》訖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繼也。
馬遷紹法《春秋》，而删潤典谟以入紀傳。
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诰之記言，叙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夫《通鑒》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鑒之綱紀奴仆，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
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神奇。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
”發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學誠随父镳客湖北天門，适改修縣志，請镳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
其後二十六年間，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當與陳、範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
）蓋學誠方志之學，于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
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
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
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
《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
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
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于備物者。
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
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資于《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
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牍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
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
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
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後有典有法
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
其間獨推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明古人大體！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固、劉向，溯源《官》、《禮》，下赅《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約為科律，為《文史通義》一書。
（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二《文集》七《與族孫汝楠論學書》，卷二十九外集二《與嚴冬友侍讀》、外編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補遺》。
）大指以為：“撰述欲圓而神；記注欲方以智。
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
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
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
後世襲用其體，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緻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于此而不為回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紀傳原本《春秋》。
《春秋》原本《尚書》。
《尚書》典谟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诰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
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
《尚書》訓诰之記言，必叙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實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诰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于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
《尚書》訖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繼也。
馬遷紹法《春秋》，而删潤典谟以入紀傳。
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賈、董二傳，仿《尚書》訓诰之記言，叙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逮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學；則是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書》之明效大驗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
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
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
司馬光《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
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
夫《通鑒》為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為通鑒之綱紀奴仆，此不足為史學，而止可為史纂、史鈔者也。
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複化神奇。
《紀事本末》之作，本無深意，而因事名篇，不為成法，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于極盡，而天誘吾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山；誠竊以為當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删書志之名。
”發凡起例，推論甚精徒以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事實；常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見《章氏遺書》卷一《文史通義》内篇一《書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義》外篇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學誠随父镳客湖北天門，适改修縣志，請镳主其事，為撰《修志十議》；時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學誠之二十七歲也。
其後二十六年間，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諸州縣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當與陳、範抗行；義例之精，則亦《文史通義》中之上乘也；回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又與永清論文》。
）蓋學誠方志之學，于是為大成也！居常持論，謂：“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
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
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
三書相輔而行，阙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經。
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别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
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
《文征》諸選，《風詩》之流别也。
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鑒》、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并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六藝并立，《樂》亡而入于《詩》、《禮》，《書》亡而入于《春秋》。
六經演而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
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而必取于備物者。
天下政事始于州縣而達乎朝廷。
朝廷六部尚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
州縣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資于《百寶書》，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計既始于州縣，則史事積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
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文例辭；案牍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
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
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于一時。
平日當于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為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載者，筆削以為成書，如是又積而又修之，于事不勞，而功效已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為道，文士雅言與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
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
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而後有典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