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傳
關燈
小
中
大
順天鄉試副榜！而國子監司業仁和朱芬元春浦為同考官，見學誠對策言國子監志之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聞！（見《章氏遺書》卷十六《文集》一《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于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辄據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隐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沒齒不貳！然晉涵長于學，而學誠善于裁。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
）方當乾隆禦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荟萃都下；學士侈于聞見之富，别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
獨學誠語于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
時議鹹謂前史榛蕪，莫甚于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幹事，燕閑屢為學者言之。
學誠因言：“俟君書成，餘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隐、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于後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
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願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箪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複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産，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複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複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诋之！然以餘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至于聞見有所出入，要于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昆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複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诋！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及其子贻選跋。
）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鑒》以續司馬光書；則請姑标《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
”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焘所續，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别為《宋元文鑒》，将與《事鑒》并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
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
編年之史，渾灏無門，當用區别之法以清其類。
”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
馬、班篇叙之法亡，而後史乃于篇首為目錄。
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别區分，著于編首以為别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于篇分；别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于年合；别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于相濟而已矣！今于紀傳之史，必當标舉事目，大書為綱，而于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于其類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錄一編，冠于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于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别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後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将相、節鎮、卿尹、台谏、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别其名，注其見于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
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别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于兩國聘盟，兩國争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曆之大端也。
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于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于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
其有更曆數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
要使入于編年之中，隐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于杜預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别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後，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
）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讀學士出提督安徽學政，與偕者胥一時名士，而學誠與焉，所與上下議論，欣合無間者，最稱邵晉涵；時學誠方學古文辭于朱筠，苦無藉手，晉涵辄據前朝遺事，俾學誠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晉涵論史契合隐微（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
），沒齒不貳！然晉涵長于學，而學誠善于裁。
（見《章氏遺書》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家書》五。
）方當乾隆禦宇，四庫館開，廣獻書之路，遺籍秘冊，荟萃都下；學士侈于聞見之富，别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貴與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應麟之所為考逸搜遺。
獨學誠語于晉涵曰：“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晉涵聞之，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
時議鹹謂前史榛蕪，莫甚于元人修宋、遼、金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晉涵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幹事，燕閑屢為學者言之。
學誠因言：“俟君書成，餘更以意為之，略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隐、虞預之《晉書》，各自為家，聽抉擇于後人！”晉涵曰：“何如？”學誠曰：“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
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晉涵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曰：“願聞立言宗旨？”晉涵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世之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箪豆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學誠聞其言而聳然！ 學誠嘗盛推晉涵從祖廷采所著《思複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則謙挹之甚！疑學誠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産，不相合也！獨君家念魯先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辦此！”晉涵雖諾，未深然也，久之，乃過學誠曰：“近憶子言，熟複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學誠因為言曰： 思複堂文，全氏祖望著書嘗排诋之！然以餘所論：全氏通籍館閣，入窺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視念魯先生終老諸生，窮伏海濱；聞見自宜有進，然論文章則不如思複堂遠甚！何者？蓋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複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複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于數人共為一事，全氏各為其人傳狀碑志，叙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複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裡計矣！至于聞見有所出入，要于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倉王世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昆山歸有光），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複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诋！是全氏之過也！ 晉涵深契其論！（見《章氏遺書》卷十八《文集》三《邵與桐别傳》及其子贻選跋。
） 晉涵嘗為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鑒》以續司馬光書；則請姑标《宋元事鑒》，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為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
”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司馬光書，猶世傳李焘所續，謙稱為《長編》爾！而學誠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祖謙撰輯之《宋文鑒》一書，别為《宋元文鑒》，将與《事鑒》并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
晉涵又仿司馬光例，年經國緯，以為事鑒目錄，而學誠則曰：“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
編年之史，渾灏無門，當用區别之法以清其類。
”晉涵就求其說，則應之曰： 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
馬、班篇叙之法亡，而後史乃于篇首為目錄。
倘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别區分，著于編首以為别錄焉；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矣！大抵紀傳苦于篇分；别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于年合；别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于相濟而已矣！今于紀傳之史，必當标舉事目，大書為綱，而于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于其類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錄一編，冠于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于此也！倘為編年而作别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後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将相、節鎮、卿尹、台谏、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别其名，注其見于某年為始，某年為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
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别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于兩國聘盟，兩國争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是又于編年之中，可尋表曆之大端也。
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為終始者；則于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于其終也，注其始詳某帝，可也。
其有更曆數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
要使入于編年之中，隐得紀傳班部，以為較司馬光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司馬光書以為編年者法！ 問何所昉？學誠則言“其意蓋本于杜預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見《章氏遺書》卷七《文史通義》外編一《史篇别錄例議》，卷九《文史通義》外編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沅善其說而不能用也！ 學誠嘗以馬班而後，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
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
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
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
唐宋至今，積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