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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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創辦學校的起頭，後來李雅各做這個學校的校長。
這是馬禮遜開創第四期基督教的大概。
二 基督新教的擴充 自馬禮遜以後，倫敦會繼續派教士來華；米憐至廣東，麥都思至上海，米憐之子米利尼至甯波，楊格非至武漢、天津，艾約瑟至煙台及北京，于是由粵而推廣到北方。
李雅各曾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這也是一件極大的工作。
1830年，公理會有美教士裨治文至廣州創辦英文報章，為中國有報紙的第一種。
1835年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加坡創辦女學校，1844年阿爾德女士創女學校于甯波，這都是中國有女學的起始。
後來也逐漸推廣到福州、直隸等處。
孫中山也在1883年在香港喜嘉理牧師那裡受洗。
從此各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禮賢會郭士立設教會于香港，王元深（即王寵惠之祖）是首先信教的一個。
聖公會有駱君等由廈門而到上海，後來在1851年設學校于上海，即今之聖約翰大學。
及至鴉片戰争以後開五口商埠，傳教士得乘此進入中國自由傳教。
但是這時候對于教會猶多疑懼，《天津條約》成立後，中國人民的觀念漸漸改變，基督教遂得以盡量的擴充。
于是先後來中國傳教的教會，如長老會的擴充到北方，歸正會在廈門，浸禮會在甯波，美以美會在福州，聖道會在天津，内地會在杭州，基督會在南京，瑞華會在河南，信義會在湖北，英美會在四川，協同會在陝西，聖潔會在山西，遵道會在湖南，自理會在雲南……都次第建立，到現在多至一百三十餘不同的宗派，布滿全國，向内地四出布教，雖有小小非教風潮，卒賴條約的保護，一般人民都敬而恨之。
其間最努力于傳教事業者，要算内地會的戴德生，他在1865年自動到中國來，并不受什麼教會的差遣，他穿着中國衣服，與中國人一同生活，用刻苦的精神設立教會于杭州，後來推廣到南京、鎮江、揚州，以至于安徽、湖南、山西、浙江、蒙古、貴州等處，其範圍為最大。
他們的傳教士都是勤勞耐苦，他們的教會不分國籍，不分教派，也不勸募捐款，全以信仰為基礎。
五十多年以來，教徒有十二萬左右。
從内地會開了這種刻苦傳道的方法，其他教會都想效法它，于是傳教的風氣為之一變。
當時傳教的方法，除注重在口講宣傳外，又皆注重于兒童教育，創辦男女學校及主日學校。
一部分創辦譯著機關，著作發揚教義的書籍及翻譯西洋科學，發行許多布道小品。
宣教士如馬禮遜、裨治文、李雅各、費來、衛三畏、丁韪良、狄考文等，在著作方面雖不比前期的成績，但是影響到中國的學術思想者很大。
例如花之安用中國的經書來闡明教義，李提摩太用佛理來解釋教義，林樂知介紹西洋學術，辦《萬國公報》，李佳白創辦尚賢堂，融通各教，以及其他創辦雜志報章，組織天足會、濟良所，都對于中國的革新運動有巨大的影響。
各處又創設醫院，療治疾病，辦理赈災事務及其他孤兒院、盲啞學校等慈善機關。
教會在各處漸漸取得人民的同情，信徒之數日益增加，及今統計有四十餘萬之多，可以說發達到了極點了。
三 反教的風潮 教會既日益發達，人品自漸漸複雜，内地教徒往往有不良分子，借假教勢，為非作惡。
同時天主教收羅許多下等遊民，結怨民衆，地方人民皆飲恨側目，于是各處常有擾動情事，甚至殺害教士，拆毀教堂，外國政府乘機取得許多利益。
每一次教案發生，中國便遭一次巨大損失；賠款租地，有好些是以教案為導火線的。
又有一事使民教互相水火的，就是教會所宣傳的教義，與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發生絕大的沖突，好像反對崇拜祖先，與反對種種鬼神迷信，主張男女平權……都極端違反一般社會的思想。
固執的人認為是破壞中國禮教，等于洪水猛獸，于是一般社會與教會有積不相能之勢。
又見西教士的舉動，都疑心其别有作用，于是發生許多謠言，說他們是外國偵探。
果然也有不良的教士，把中國社會中的醜惡情形及國家内幕報告到外國，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
加以曆來從戰争所受的損失，歸咎到教會身上；從此結怨愈深，乃發生庚子年義和團的暴舉。
這原不能完全歸咎于教會，但是教會卻也不能辭其咎的。
義和團之變原是一種愚忠的舉動，北方教會受巨大的逼迫，教士教徒的被殺不計其數。
結果，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帝蒙塵，賠款講和，中國在國際上又受莫大的恥辱。
然從另一方面看來，教會卻因此得一良好的教訓，不良教徒漸加淘汰，教會根基更加穩固。
中國人民對于教會亦改換一種觀念，民教漸漸相安，這是從反對風潮中所得的結果。
民國成立以後，思想自由，從不平等條約的問題遷怒到教會身上，又發生非教運動，比較庚子年的一時暴動更為有力。
數年以來，教會日處在反對聲浪之中，工作幾陷于停頓（這一層下節當另說明）。
但同時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來的非難，漸漸覺悟，從内部上加以整頓，主張創造本色教會，洗滌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國固有的國情，所以最近的幾年來，宗派思想的漸漸消滅，西國教士的漸漸卸責，教會的名稱漸改為“中華基督教”，自立自傳的聲浪亦日益高唱，教會學校亦漸向中國教育部注冊，這些都是從反教而來的影響。
同時我們看出，在教會内部有兩派思想的沖突，就是所謂新舊的戰争，這雖然是教會曆史上從來不斷的争衡，然而在中國卻是因時代的潮流而發生更顯著的現象。
所謂舊派的，大概受基要主義的影響，認《聖經》為上帝的話，每字每句都當确信不疑，《聖經》所記童女生耶稣、耶稣肉身複活，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所謂新派，或者可以叫它理智主義，主張科學宗教相調和，所以對于《聖經》中一切不合理智的記載，像基要派所奉為天經地義的東西，都認為是一種寓言或神話，不是事實，盡可以不去理它，隻要注重在耶稣的人格方面。
這兩派思想，中國教會中已經發現很顯著的沖突了。
[488] 四 最近基督教的事業與影響 最近基督教在中國還不到一百三十年，比較前三期還是很短，但是在這短時間内所成就的事業卻已可驚了。
現在我們從四部分來觀察： （一）宣教方面 庚子的變動是中國基督教在宣教方面一個大轉機；庚子以前，全國信徒的數目隻有八萬五千人，庚子以後，數目的加增是一個幾何級數，到現在不過三十年，已達四十餘萬人（天主教徒尚不在内）。
這個調查是否确鑿？卻不敢斷定；而且這些所稱為信徒的，是否忠實不含别種意義？也不敢說。
不過人數的銳進确是一件事實。
其次則為教堂的普遍，無論在通都大邑，總有若幹不同宗派的教堂，即窮鄉僻壤、山陬海濱，亦莫不有一個小小的教堂與宣教者的足迹。
從前所詫為異教的，今則全國婦孺皆聞之爛熟，可見宣教事業的銳進了。
據1925年紐約社會宗教研究院調查，在華西教士總數有七千六百六十三人，分駐在七百四十處，又據協進會在1925年的調查，全國天主耶稣教合并計算，教堂有一九二三一所，信徒有二三〇七四四五人，西職員有八六三九人，華職員亦相等，可見一斑了。
初期基督教宣教工作都由西國教士主持，最近卻從華人自己努力，進展的快速也是為此。
國内布道會的組織，傳教于雲南、滿、蒙，自立教會的疊起，自負宣教的責任，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五年運動，随在足以表顯華人努力宣教的精神，期能早達自立目的，脫離外國的經濟關系。
（二）教育方面 最初基督教設立學校不過是為教育信徒的子弟，俾免受非教會教育的影響；也有些是專門培植傳教人材與教會學校教師而設。
後來教育的範圍漸漸擴大，認教育可以輔助傳教事業，于是教會政策中列辦理學校為傳教重大工作之一，所需經費比任何事業為大。
教會學校的進行遂有一日千裡之勢。
據最近調查，全國教會學校有大學十六所，中學二百三十一所，小學六千八百十二所，統計全國大中小學校學生總數有三三七七四四人。
教會創辦學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其實在八十年前已有香港的英華書院，在中國各省首先辦理的學校，如福州的毓英女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以及甯波的育英義塾，以及其他所辦的男女學校，開中國辦理學校的先河。
當中國尚在通行八股試帖的時候，教會學校即教授英文、格緻等學課，從這些學校裡所造就出來的人材，成為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這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
不過原始教會學校以發揚教義為宗旨的意義，至今日認為不當，于是強迫的宗教教育便為一般人所诟病，遂改變方針，列宗教為自由課程。
最近因尊重中國教育部的主權，教會學校次第立案，内容多所改變。
但是教會學校已往的貢獻足以影響到中國的學術與生活，自不能從曆史上把它抹去的。
（三）著作方面 譯著書籍，為基督教傳教的入手工作。
初期的著作大概由西教士主持，繼則中西人合作，近且漸趨向于中國人獨立主持。
馬禮遜翻譯《新舊約聖書》以外，以《華英字典》為最有貢獻之作，内含漢字四萬餘。
他又著《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五經四書擇要簡本》等書，皆為當時切合實用的著作。
在教義方面，他著了《新約曆史總綱》、《贊美詩》、《聖教問答》、《天國之道》、《公用禱文》等，共計大小作品凡十九種。
米憐助馬氏譯《舊約》并《勸世文》十五種，及《聖谕廣訓注解》，亦頗切合實用。
丁韪良在中國傳道五十年，曾與範約翰、林樂知等創辦中國聖教書會，刊行《勸世文》、《布道小冊》、《聖書注釋》等書。
他所著的有《天道溯源》、《邦交提要》、《格物測算》、《機器大業編》等。
又受清廷之聘，任北京同文館館長，竭力提倡新學，灌輸科學智識。
倪維思亦著有《聖徒指南》、《系統神學撮要》、《宣道歸納》、《兩教辯正》，以及一部分的《新約注釋》。
此外如戴德生的《内地會小史》等，楊革非的《德慧入門》等，韋廉臣的《二約釋義叢書》、《格物探原》等，狄考文的《算學書》多種，當時各學校皆采為課本。
花之安的《自西徂東》、《馬可講義》、《經學不厭精》，于中國經學有過精密的研究。
林樂知有《五大洲女俗通考》、《中東戰紀》、《人學》等，并主編《萬國公報》。
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萬國通史》、《五洲史略》等等史學以外，又多闡教及新學之書，曾辦山西大學堂，其關系尤為重大。
潘慎文亦著書十數種，又且若幹現存的西教士主持五十年來的廣學會，為曆史最久的著作機關，在學術上有特殊的貢獻。
當時那些西教士所著作的書籍，大都有中國人為之筆受，如蔡爾康、任保羅、謝洪赉、範子美等人，皆其著者。
迄今西教士從事著作的漸少，一切著作事業大都操于中國人之手。
據《協和書局圖書彙報》，分書籍為二十七類，約二千三百餘種，最近三年中出版書籍有二十二類，七百餘種。
報章雜志統計有一百三十六種，可見教會著作事業最近的銳進了。
（四）慈善方面 教會慈善事業中，莫先于醫院的設立。
1836年彼得伯駕創醫院于廣州，為中國有醫院之始。
1861年北京又設立教會醫院。
庚子以後，醫院的設立更多，及今統計，全國教會醫院大約有四百所，如北平的協和醫院，長沙的湘雅醫院，南京的鼓樓醫院，上海的仁濟、同仁等醫院，舉凡通都大邑，莫不有教會醫院的設立。
而且從教會培植出來的醫士為數更不少，孫中山亦為教會醫學出身的醫生。
醫院以外，有孤兒院、盲啞學校、婢女學校、婦孺救濟會、華洋義赈會、天足會、紅十字會等等，莫不從教會發起創辦，漸與地方人士合作。
因為基督教教義的第一要義，是在赒濟，所以對于一切慈善事業，都認為應盡的義務。
至于說到它的影響，也不是幾句話所能說了的；現在概括地說起來，[489]最大的影響莫如破除迷信、新倫理思想、政治革命、社會服務、中西學術溝通的幾大端。
基督教傳教的第一步，就是勸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先、不信鬼神等事，所以一受基督教思想影響以後，便從一切鬼神風水星相蔔筮等等迷信中解放出來，甚至有侮辱偶像之事，激起民衆的反對。
其次，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予中國固有階級倫理以大打擊。
基督教講孝道，不單是子的義務，父母也有責任。
夫與妻尤為平等，而且反對多妻，不許娶妾蓄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小家庭制度，使宗法社會失其根據。
這種新倫理思想卻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說到政治革命，在表面看來，與宗教毫無關系，實際上卻亦受平等思想的鼓動，泯滅階級，[490]世界大同，為基督教的根本思想；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掀起的風潮，莫不出發于此。
看世界各國的革命先例，與中國首倡革命的領袖，皆富有宗教的精神。
社會服務為百餘年來基督教所注重的一點，設義學以教貧寒子弟，辦醫院以療人疾病，一切對于社會公益的事莫不盡量實行，一般教士的注重下層工作，尤足以影響到一般社會思想。
在中西學術溝通方面，我們從上文已經可以了解。
再看初期基督教所用淺顯的文字，白話的《聖經》，不可謂非中國文學革命的先導。
基督教的辦學校，教授科學，翻譯西洋書籍，皆足以影響到中國學術方面的改變。
這些都是很顯然的事實，至于在宗教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第四節 太平天國與宗教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 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國，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潛伏在秘密黨會中的反清複明思想，卻并不因此而根本消滅，自乾嘉以後，滿人的威福日盛，國勢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間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變相号召；有道光六年的貴州之變，十五年的趙城之變，雖經次第蕩平，然繼此而起的幾于無年不有。
最著者如：天地會之于湖南，三合會之于廣州，潛滋暗長，大有此仆彼起之勢。
彼滿人既不思根本改圖，反而驕縱自恣，專事壓迫，外交上遂着着失敗。
鴉片戰後，門戶開放，國土日削，民生日敝。
加以天災流行，饑馑頻見，卒至民不聊生，铤而走險，[491]遂釀成洪楊之役，樹民族革命之旗，由廣西而彌及全國。
十三年命運的太平天國，事雖未成，亦足予滿人以重大打擊。
記其事者往往目為寇逆，加以種種惡名，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記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并附以《賊名邪說逆迹瑣聞》四卷，都足為曆史參考材料。
又如《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等書，一方面見得滿洲功狗片面的誇誕，一方面卻可以見得太平天國的聲勢。
滿清的未遭覆滅已屬幾希。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于嘉慶十七年生在廣東花縣，野史中有《天王本紀》一篇，載其自幼聰穎，喜研曆史，于曆代成敗興亡事迹尤為注意。
曾應童子試，不第，或謂其曾為秀才。
一日在路上遇一相面的人，告訴他“子非青紫中人，然貴不可言”，同時又遇一身穿明朝服裝的人，送他一本書名叫《規時良言》，共有九卷，有人說這就是馬禮遜所著的《新約聖書》；這本書或者就是他的革命動機。
先是他曾與馮雲山同入朱九疇所創的上帝會，原來這個會陽以傳教為名，陰實圖謀恢複明室。
後來朱九疇死了，他就被推為上帝會的教主，與楊秀清、李秀成等研究這本所謂《規時良言》，加增了他們的宗教熱忱。
當時清廷對于一切秘密會社嚴厲地取締，[492]上帝會也自然在捕禁之列。
所以他就逃到香港，投入耶稣會中，跟着英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
大約在這個時候，他正式入了基督教，所以他到廣西去傳教，在鵬化山中結合了許多同志，仍用上帝會的名義召人入教。
稱耶火華為天父，稱耶稣為天兄，自己是天父次子。
創立保良攻匪會，[493]練兵籌饷，揭竿之勢已成，為桂平縣令所捕，并搜得入教名冊，将處以死刑，卒為桂撫鄭祖琛所釋。
到了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事于金田村，有衆萬人，兵皆蓄發，與清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戰，清兵大敗。
于是其勢大盛，建國曰太平天國，自立為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洪大全、秦日綱、胡以洸等皆封王列侯。
清廷大震，遣兵讨伐皆失利，于是太平天國遂得由廣西北上，蔓延于江淮之間，而定都
這是馬禮遜開創第四期基督教的大概。
二 基督新教的擴充 自馬禮遜以後，倫敦會繼續派教士來華；米憐至廣東，麥都思至上海，米憐之子米利尼至甯波，楊格非至武漢、天津，艾約瑟至煙台及北京，于是由粵而推廣到北方。
李雅各曾把中國的四書五經譯成英文，這也是一件極大的工作。
1830年，公理會有美教士裨治文至廣州創辦英文報章，為中國有報紙的第一種。
1835年有葛蘭德女士在新加坡創辦女學校，1844年阿爾德女士創女學校于甯波，這都是中國有女學的起始。
後來也逐漸推廣到福州、直隸等處。
孫中山也在1883年在香港喜嘉理牧師那裡受洗。
從此各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禮賢會郭士立設教會于香港，王元深（即王寵惠之祖）是首先信教的一個。
聖公會有駱君等由廈門而到上海，後來在1851年設學校于上海，即今之聖約翰大學。
及至鴉片戰争以後開五口商埠，傳教士得乘此進入中國自由傳教。
但是這時候對于教會猶多疑懼，《天津條約》成立後，中國人民的觀念漸漸改變，基督教遂得以盡量的擴充。
于是先後來中國傳教的教會，如長老會的擴充到北方，歸正會在廈門，浸禮會在甯波，美以美會在福州，聖道會在天津，内地會在杭州，基督會在南京，瑞華會在河南，信義會在湖北，英美會在四川，協同會在陝西，聖潔會在山西，遵道會在湖南，自理會在雲南……都次第建立，到現在多至一百三十餘不同的宗派，布滿全國，向内地四出布教，雖有小小非教風潮，卒賴條約的保護，一般人民都敬而恨之。
其間最努力于傳教事業者，要算内地會的戴德生，他在1865年自動到中國來，并不受什麼教會的差遣，他穿着中國衣服，與中國人一同生活，用刻苦的精神設立教會于杭州，後來推廣到南京、鎮江、揚州，以至于安徽、湖南、山西、浙江、蒙古、貴州等處，其範圍為最大。
他們的傳教士都是勤勞耐苦，他們的教會不分國籍，不分教派，也不勸募捐款，全以信仰為基礎。
五十多年以來，教徒有十二萬左右。
從内地會開了這種刻苦傳道的方法，其他教會都想效法它，于是傳教的風氣為之一變。
當時傳教的方法，除注重在口講宣傳外，又皆注重于兒童教育，創辦男女學校及主日學校。
一部分創辦譯著機關，著作發揚教義的書籍及翻譯西洋科學，發行許多布道小品。
宣教士如馬禮遜、裨治文、李雅各、費來、衛三畏、丁韪良、狄考文等，在著作方面雖不比前期的成績，但是影響到中國的學術思想者很大。
例如花之安用中國的經書來闡明教義，李提摩太用佛理來解釋教義，林樂知介紹西洋學術，辦《萬國公報》，李佳白創辦尚賢堂，融通各教，以及其他創辦雜志報章，組織天足會、濟良所，都對于中國的革新運動有巨大的影響。
各處又創設醫院，療治疾病，辦理赈災事務及其他孤兒院、盲啞學校等慈善機關。
教會在各處漸漸取得人民的同情，信徒之數日益增加，及今統計有四十餘萬之多，可以說發達到了極點了。
三 反教的風潮 教會既日益發達，人品自漸漸複雜，内地教徒往往有不良分子，借假教勢，為非作惡。
同時天主教收羅許多下等遊民，結怨民衆，地方人民皆飲恨側目，于是各處常有擾動情事，甚至殺害教士，拆毀教堂，外國政府乘機取得許多利益。
每一次教案發生，中國便遭一次巨大損失；賠款租地，有好些是以教案為導火線的。
又有一事使民教互相水火的，就是教會所宣傳的教義，與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發生絕大的沖突，好像反對崇拜祖先，與反對種種鬼神迷信，主張男女平權……都極端違反一般社會的思想。
固執的人認為是破壞中國禮教，等于洪水猛獸，于是一般社會與教會有積不相能之勢。
又見西教士的舉動，都疑心其别有作用，于是發生許多謠言，說他們是外國偵探。
果然也有不良的教士，把中國社會中的醜惡情形及國家内幕報告到外國，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地位。
加以曆來從戰争所受的損失，歸咎到教會身上；從此結怨愈深，乃發生庚子年義和團的暴舉。
這原不能完全歸咎于教會，但是教會卻也不能辭其咎的。
義和團之變原是一種愚忠的舉動，北方教會受巨大的逼迫，教士教徒的被殺不計其數。
結果，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帝蒙塵，賠款講和，中國在國際上又受莫大的恥辱。
然從另一方面看來，教會卻因此得一良好的教訓，不良教徒漸加淘汰，教會根基更加穩固。
中國人民對于教會亦改換一種觀念，民教漸漸相安，這是從反對風潮中所得的結果。
民國成立以後，思想自由，從不平等條約的問題遷怒到教會身上，又發生非教運動，比較庚子年的一時暴動更為有力。
數年以來，教會日處在反對聲浪之中，工作幾陷于停頓（這一層下節當另說明）。
但同時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來的非難，漸漸覺悟，從内部上加以整頓，主張創造本色教會，洗滌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國固有的國情，所以最近的幾年來，宗派思想的漸漸消滅，西國教士的漸漸卸責，教會的名稱漸改為“中華基督教”，自立自傳的聲浪亦日益高唱，教會學校亦漸向中國教育部注冊，這些都是從反教而來的影響。
同時我們看出，在教會内部有兩派思想的沖突，就是所謂新舊的戰争，這雖然是教會曆史上從來不斷的争衡，然而在中國卻是因時代的潮流而發生更顯著的現象。
所謂舊派的，大概受基要主義的影響，認《聖經》為上帝的話，每字每句都當确信不疑，《聖經》所記童女生耶稣、耶稣肉身複活，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所謂新派，或者可以叫它理智主義，主張科學宗教相調和，所以對于《聖經》中一切不合理智的記載，像基要派所奉為天經地義的東西，都認為是一種寓言或神話，不是事實，盡可以不去理它，隻要注重在耶稣的人格方面。
這兩派思想，中國教會中已經發現很顯著的沖突了。
[488] 四 最近基督教的事業與影響 最近基督教在中國還不到一百三十年，比較前三期還是很短，但是在這短時間内所成就的事業卻已可驚了。
現在我們從四部分來觀察： （一）宣教方面 庚子的變動是中國基督教在宣教方面一個大轉機；庚子以前，全國信徒的數目隻有八萬五千人，庚子以後，數目的加增是一個幾何級數，到現在不過三十年，已達四十餘萬人（天主教徒尚不在内）。
這個調查是否确鑿？卻不敢斷定；而且這些所稱為信徒的，是否忠實不含别種意義？也不敢說。
不過人數的銳進确是一件事實。
其次則為教堂的普遍，無論在通都大邑，總有若幹不同宗派的教堂，即窮鄉僻壤、山陬海濱，亦莫不有一個小小的教堂與宣教者的足迹。
從前所詫為異教的，今則全國婦孺皆聞之爛熟，可見宣教事業的銳進了。
據1925年紐約社會宗教研究院調查，在華西教士總數有七千六百六十三人，分駐在七百四十處，又據協進會在1925年的調查，全國天主耶稣教合并計算，教堂有一九二三一所，信徒有二三〇七四四五人，西職員有八六三九人，華職員亦相等，可見一斑了。
初期基督教宣教工作都由西國教士主持，最近卻從華人自己努力，進展的快速也是為此。
國内布道會的組織，傳教于雲南、滿、蒙，自立教會的疊起，自負宣教的責任，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五年運動，随在足以表顯華人努力宣教的精神，期能早達自立目的，脫離外國的經濟關系。
（二）教育方面 最初基督教設立學校不過是為教育信徒的子弟，俾免受非教會教育的影響；也有些是專門培植傳教人材與教會學校教師而設。
後來教育的範圍漸漸擴大，認教育可以輔助傳教事業，于是教會政策中列辦理學校為傳教重大工作之一，所需經費比任何事業為大。
教會學校的進行遂有一日千裡之勢。
據最近調查，全國教會學校有大學十六所，中學二百三十一所，小學六千八百十二所，統計全國大中小學校學生總數有三三七七四四人。
教會創辦學校迄今已有八十年，其實在八十年前已有香港的英華書院，在中國各省首先辦理的學校，如福州的毓英女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以及甯波的育英義塾，以及其他所辦的男女學校，開中國辦理學校的先河。
當中國尚在通行八股試帖的時候，教會學校即教授英文、格緻等學課，從這些學校裡所造就出來的人材，成為中國政治上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這原是不可抹煞的事實。
不過原始教會學校以發揚教義為宗旨的意義，至今日認為不當，于是強迫的宗教教育便為一般人所诟病，遂改變方針，列宗教為自由課程。
最近因尊重中國教育部的主權，教會學校次第立案，内容多所改變。
但是教會學校已往的貢獻足以影響到中國的學術與生活，自不能從曆史上把它抹去的。
（三）著作方面 譯著書籍，為基督教傳教的入手工作。
初期的著作大概由西教士主持，繼則中西人合作，近且漸趨向于中國人獨立主持。
馬禮遜翻譯《新舊約聖書》以外，以《華英字典》為最有貢獻之作，内含漢字四萬餘。
他又著《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五經四書擇要簡本》等書，皆為當時切合實用的著作。
在教義方面，他著了《新約曆史總綱》、《贊美詩》、《聖教問答》、《天國之道》、《公用禱文》等，共計大小作品凡十九種。
米憐助馬氏譯《舊約》并《勸世文》十五種，及《聖谕廣訓注解》，亦頗切合實用。
丁韪良在中國傳道五十年，曾與範約翰、林樂知等創辦中國聖教書會，刊行《勸世文》、《布道小冊》、《聖書注釋》等書。
他所著的有《天道溯源》、《邦交提要》、《格物測算》、《機器大業編》等。
又受清廷之聘，任北京同文館館長，竭力提倡新學，灌輸科學智識。
倪維思亦著有《聖徒指南》、《系統神學撮要》、《宣道歸納》、《兩教辯正》，以及一部分的《新約注釋》。
此外如戴德生的《内地會小史》等，楊革非的《德慧入門》等，韋廉臣的《二約釋義叢書》、《格物探原》等，狄考文的《算學書》多種，當時各學校皆采為課本。
花之安的《自西徂東》、《馬可講義》、《經學不厭精》，于中國經學有過精密的研究。
林樂知有《五大洲女俗通考》、《中東戰紀》、《人學》等，并主編《萬國公報》。
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萬國通史》、《五洲史略》等等史學以外，又多闡教及新學之書，曾辦山西大學堂，其關系尤為重大。
潘慎文亦著書十數種，又且若幹現存的西教士主持五十年來的廣學會，為曆史最久的著作機關，在學術上有特殊的貢獻。
當時那些西教士所著作的書籍，大都有中國人為之筆受，如蔡爾康、任保羅、謝洪赉、範子美等人，皆其著者。
迄今西教士從事著作的漸少，一切著作事業大都操于中國人之手。
據《協和書局圖書彙報》，分書籍為二十七類，約二千三百餘種，最近三年中出版書籍有二十二類，七百餘種。
報章雜志統計有一百三十六種，可見教會著作事業最近的銳進了。
（四）慈善方面 教會慈善事業中，莫先于醫院的設立。
1836年彼得伯駕創醫院于廣州，為中國有醫院之始。
1861年北京又設立教會醫院。
庚子以後，醫院的設立更多，及今統計，全國教會醫院大約有四百所，如北平的協和醫院，長沙的湘雅醫院，南京的鼓樓醫院，上海的仁濟、同仁等醫院，舉凡通都大邑，莫不有教會醫院的設立。
而且從教會培植出來的醫士為數更不少，孫中山亦為教會醫學出身的醫生。
醫院以外，有孤兒院、盲啞學校、婢女學校、婦孺救濟會、華洋義赈會、天足會、紅十字會等等，莫不從教會發起創辦，漸與地方人士合作。
因為基督教教義的第一要義，是在赒濟，所以對于一切慈善事業，都認為應盡的義務。
至于說到它的影響，也不是幾句話所能說了的；現在概括地說起來，[489]最大的影響莫如破除迷信、新倫理思想、政治革命、社會服務、中西學術溝通的幾大端。
基督教傳教的第一步，就是勸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先、不信鬼神等事，所以一受基督教思想影響以後，便從一切鬼神風水星相蔔筮等等迷信中解放出來，甚至有侮辱偶像之事，激起民衆的反對。
其次，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予中國固有階級倫理以大打擊。
基督教講孝道，不單是子的義務，父母也有責任。
夫與妻尤為平等，而且反對多妻，不許娶妾蓄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提倡小家庭制度，使宗法社會失其根據。
這種新倫理思想卻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說到政治革命，在表面看來，與宗教毫無關系，實際上卻亦受平等思想的鼓動，泯滅階級，[490]世界大同，為基督教的根本思想；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掀起的風潮，莫不出發于此。
看世界各國的革命先例，與中國首倡革命的領袖，皆富有宗教的精神。
社會服務為百餘年來基督教所注重的一點，設義學以教貧寒子弟，辦醫院以療人疾病，一切對于社會公益的事莫不盡量實行，一般教士的注重下層工作，尤足以影響到一般社會思想。
在中西學術溝通方面，我們從上文已經可以了解。
再看初期基督教所用淺顯的文字，白話的《聖經》，不可謂非中國文學革命的先導。
基督教的辦學校，教授科學，翻譯西洋書籍，皆足以影響到中國學術方面的改變。
這些都是很顯然的事實，至于在宗教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第四節 太平天國與宗教 一 太平天國的興起 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國，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潛伏在秘密黨會中的反清複明思想，卻并不因此而根本消滅，自乾嘉以後，滿人的威福日盛，國勢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間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變相号召；有道光六年的貴州之變，十五年的趙城之變，雖經次第蕩平，然繼此而起的幾于無年不有。
最著者如：天地會之于湖南，三合會之于廣州，潛滋暗長，大有此仆彼起之勢。
彼滿人既不思根本改圖，反而驕縱自恣，專事壓迫，外交上遂着着失敗。
鴉片戰後，門戶開放，國土日削，民生日敝。
加以天災流行，饑馑頻見，卒至民不聊生，铤而走險，[491]遂釀成洪楊之役，樹民族革命之旗，由廣西而彌及全國。
十三年命運的太平天國，事雖未成，亦足予滿人以重大打擊。
記其事者往往目為寇逆，加以種種惡名，如《平定粵匪紀略》一書，記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并附以《賊名邪說逆迹瑣聞》四卷，都足為曆史參考材料。
又如《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等書，一方面見得滿洲功狗片面的誇誕，一方面卻可以見得太平天國的聲勢。
滿清的未遭覆滅已屬幾希。
太平天國的首領洪秀全，于嘉慶十七年生在廣東花縣，野史中有《天王本紀》一篇，載其自幼聰穎，喜研曆史，于曆代成敗興亡事迹尤為注意。
曾應童子試，不第，或謂其曾為秀才。
一日在路上遇一相面的人，告訴他“子非青紫中人，然貴不可言”，同時又遇一身穿明朝服裝的人，送他一本書名叫《規時良言》，共有九卷，有人說這就是馬禮遜所著的《新約聖書》；這本書或者就是他的革命動機。
先是他曾與馮雲山同入朱九疇所創的上帝會，原來這個會陽以傳教為名，陰實圖謀恢複明室。
後來朱九疇死了，他就被推為上帝會的教主，與楊秀清、李秀成等研究這本所謂《規時良言》，加增了他們的宗教熱忱。
當時清廷對于一切秘密會社嚴厲地取締，[492]上帝會也自然在捕禁之列。
所以他就逃到香港，投入耶稣會中，跟着英教士郭士立研究基督教道理。
大約在這個時候，他正式入了基督教，所以他到廣西去傳教，在鵬化山中結合了許多同志，仍用上帝會的名義召人入教。
稱耶火華為天父，稱耶稣為天兄，自己是天父次子。
創立保良攻匪會，[493]練兵籌饷，揭竿之勢已成，為桂平縣令所捕，并搜得入教名冊，将處以死刑，卒為桂撫鄭祖琛所釋。
到了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事于金田村，有衆萬人，兵皆蓄發，與清提督向榮、副都統烏蘭泰戰，清兵大敗。
于是其勢大盛，建國曰太平天國，自立為天王，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洪大全、秦日綱、胡以洸等皆封王列侯。
清廷大震，遣兵讨伐皆失利，于是太平天國遂得由廣西北上，蔓延于江淮之間，而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