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關燈
小
中
大
種；熊三拔有《泰西水法》、《簡平儀說》、[475]《表度說》等三種；陽瑪諾有《聖經直解》、《景教碑诠》、《經世金書》等八種；畢方濟有《靈言蠡勺》、《睡答》、《畫答》等三種；艾儒略有《西學凡》、《幾何要法》、《職方外紀》等二十五種；鄧玉函有《奇器圖說》、《測天約說》等六種；湯若望有《渾天儀說》、《古今交食考》、《恒星表》等二十三種；羅雅各有《比例規解》、《五緯表》等十九種；利類思有《超性學》、《不得已辯》等十八種；南懷仁有《康熙永年曆法》、《坤輿全圖》等十三種。
這些都是關于天文學、曆算學、輿地學等等有名作品。
此外如傅汎濟的《名理探》，則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始；鄧玉函的研究《中國本草》至八千種之多，是為中國植物學研究之始；張瑪諾的設學淮揚，為中國有學校之始。
其他各教士闡道的作品實在不勝枚舉，内中有不少尚可以從天主教圖書館中找到的，可見明末清初的教士他們介紹西學的努力了。
這些教士大都散處在燕京、廣東、江西、江甯、浙江、江蘇、河南、山西、福建、陝西等省傳教，有幾處公共的墓地，如北京阜成門外的滕公栅欄，廣東的香山墺，杭州的方井南，南京的聚寶門外雨花台側，福州北門外十字山，都是當時教士們叢葬的地方，現在還可以找到它的形迹，這也可以看見當時基督教發達的一斑。
不但如此，當利瑪窦傳教北京以後，湯若望、羅雅各等教士頗為明思宗所信任，所以當時的教士得在中國十三省中自由傳教，于極短的時間内，信道人數達到數萬。
上自皇帝廷臣，下至庶民士子，都有信仰其教的。
瞿紗微、蔔彌格竟能感化明熹宗皇後及崇祯帝信教，[476]同時皇族中受洗者有百四十餘人。
明室既亡，偏安于兩廣的桂王，其大臣如瞿式耜（即瞿太素之孫）、丁魁楚（即立唐王于福州者，此二人後皆殉國）、龐天壽等人，首為基督教熱心信徒。
名媛如金聲之女、許缵曾之母（即徐光啟孫女）以及清初名畫家吳曆，都信奉其教。
永曆太後（聖名烈納）、馬太後（聖名馬利亞）、王皇後（聖名亞納）、太子慈烜（聖名當安）皆受洗奉教。
明廷既陷于危難，還想借教士的力量恢複國家，所以派遣教士蔔彌格攜帶永曆太後谕文及龐天壽書信，赴羅馬呈請法王因諾曾十世；龐天壽複派家人随往，由廣州西行，經印度及波斯而至羅馬。
不意其時适因諾曾逝世，亞曆山大第七繼任，及蔔彌格得新法王覆書回華，桂王已力窮勢蹙，播遷雲南，永曆太後及龐天壽皆已物化，蔔氏遂流離安南，次年亦即病死。
明室既亡，清人入主中國，仍優待當時教士；湯若望以治曆算之學，得為欽天監監正之官。
當時天主教新當落成之時，世祖親賜“欽崇天道”的匾額。
這些教士因長于曆學制炮之術，頗得朝廷信仰；雖先後有沈?及楊光先兩次的反教風潮，不久仍漸恢複，能夠自由地傳布。
[477] 三 教士在科學上的貢獻 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開傳道的機會，都是由于他們努力于科學和藝術的介紹。
我們從上述的各教士著述中，看見有許多關于科學藝術的作品，這便是西洋學說輸入中國的起端。
那時候的中國并不知什麼叫做科學，一看見萬國輿圖、天文儀器、自鳴鐘以及關于天算的書籍，都詫為新奇，便引起了許多人的羨慕和學習。
在那些教士，不過欲用學術來做傳道的工具，想不到卻因此下了中西學術溝通的種籽。
他們在介紹這些學術以外，并且親身幫助明清兩朝鑄造槍炮，這原是與基督教宗旨根本違反的，但是卻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機會，不可謂非絕大的僥幸。
首先為明代鑄造戰炮的，要算羅如望與陽瑪諾二人，在1622年的時候，熹宗皇帝鑒于滿洲勢力的日漸張大，而且有白蓮教作亂，把已經放逐的教士（因沈?奏參的）召回來制造铳炮。
到毅宗的時候，又繼續命湯若望與羅雅各等制造，然卒不能挽回垂亡的明代。
偏安在南方的桂王，還想借教士的力量向西方基督教國請求援助，予以精銳的武器，恢複國家；到底因為内亂頻仍，滿人已乘機侵入，無法挽救。
到了清朝，一般教士仍獲得世祖的信任，湯若望等繼續其治曆的職位。
及至三藩抗命的時候，聖祖又命南懷仁于治曆之餘鑄造鐵炮，造成大小百二十尊，分送陝西、湖廣、江西等處；後來又造成輕便的歐羅巴式神威炮三百二十門，在盧溝橋試放，聖祖親臨觀看，大加贊賞，賜以工部侍郎職銜，以示優寵。
至于他們在天文曆算方面的貢獻尤為巨大；自明熹宗起用教士龍華民、鄧玉函開曆局于宣武門内首善書院，推步天文，制造天算儀器及纂修曆書以後，湯若望、羅雅各、徐光啟等亦多參加是項曆算的工作。
崇祯以湯等所著《新曆書》較諸欽天監的推算為準确，遂拟頒布西洋新曆，适因明室滅亡，遂不果行。
清世祖定鼎後，仍優待湯等，頒行新曆，斥去《大統曆》，命湯若望掌欽天監印信，引起了楊光先的反對，廢棄西曆，複用明曆。
不久又因推測日影的錯誤，複起用教士南懷仁為欽天監副，又招緻恩理格、闵明我、徐日升等共治新曆，修整儀器；南懷仁著成《新制靈台儀象志》十三卷，西法新曆又複頒行。
此後教士中為曆政顧問的不一而足。
聖祖又命教士等分赴蒙古及中國内地測量地形，制為地圖，名曰《皇輿全覽圖》。
可見教士于天文曆算炮術輿圖等的盡力；西洋物質文明影響到中國的學術界，不可謂非有相當的貢獻。
四 非教風潮與天主教的衰落 在明清之交，發生過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由禮部侍郎沈?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由欽天監員楊光先主動的。
先是利瑪窦既得神宗的尊敬及士大夫的欽仰，教會日臻發達，便引起一般人的反對。
及利死後，即有強烈的反動發生于南京，沈?連上三疏奏參遠夷，以暗傷王化為理由禁止傳教，朝廷卒為其言所動，于是于1616年拘捕鐘明禮等信徒八人，嚴行鞠審，送司法定罪。
第二次又拘捕鐘鳴仁等十一人及幼童五人，分别定罪。
這就是所謂南京教案。
由禮部會審了好幾次，認為一樁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些被捕的人吃了許多苦楚，甚至有因此喪命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基督徒第一次為教而死的。
西教士王豐肅也被捕監禁，[478]并移解出境。
我們讀了當時沈?的三疏及禮部會審的記錄，與遞解王豐肅的移文，均覺得這次的風潮是非常之大的。
其餘在中國的傳教士也一律驅逐出境，教會幾乎因此消滅，雖有徐光啟所上《辨學章疏》，竭力為教士等辯護，也沒有效果。
但是當時朝野中贊成天主教的人也很不少，不過對于這件案子也無法挽救。
東林黨葉向高曾有《贈西國諸子》詩，盛稱其教理的宏深，有“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遊，泠然得深旨”的話。
[479]李卓吾、李日華、池顯方等皆有贈教士詩，極表其敬慕之意。
沈光裕聽湯若望講經，也感而賦詩；錢路加有五言二十韻長詩贈湯若望。
這些可以見得當時士大夫中對于教會的好感。
但是也有痛罵的詩，如姚燮的《天主堂》詩，周瀛暹的《有感》，都以夷狄禽獸罵之。
見于文告的也有兩方面各是其是的文字，如山西绛縣雷翀的告示，題名為“尊天祛邪”，說“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480]西儒修身事天，愛人如己”等雲。
福建建甯縣左光先（左光鬥之弟）的告示，有“天主為普天共主，群生大父，利先生首入中華，倡明景教，艾等皆西儒拔萃……蓋西儒之學足輔王化，毋妄相揣度”雲雲。
同時福建巡撫海道施邦耀的告示，卻诋為邪教，并搜捕信教之人，有“通夷羅在不赦，捕得黃克私、李财六及夷人二名，令縣民具結，十家連坐”等話。
這可以見得兩方面的意見。
非教文字中的最有力的，莫如黃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請辟天主教書》等。
他是一個信佛的人，自稱為天香居士或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為立場，所以說：“佛道至高，以攝九十六外道之法攝之，免其惑世誣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
”他曾經上書于其師顔茂獻，舉天主教的可患可憤者五條，請其著論辟之。
他的《破邪集》中收羅了許多非教的文章，如張廣湉的《證妄後說》，有“西人誣妄先師”的話；鄒維琏的《辟邪管見錄》，有“诪張為幻，左道惑人”的話；釋普潤的《誅左集·緣起》，有“斬祖先之祀，亂秉彜之大倫，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誅左道”的話。
他的原意，欲鼓動佛教的聯合戰線，所以便引出許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潤的《誅左集》，密雲的《辨天三說》，袾宏的《天說》，[481]圓悟的《辯天說》，通容的《原道辟邪說》，如純的《天學初辟》等類甚多。
此外如王朝式的《罪言》，鐘始聲的《天學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啟陸的《誅夷論略》，許大受的《聖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辯正》，陳侯光的《辯學刍言》等類，皆為非教有力的文字。
他們非教的理由，大約以破壞中國倫常為骨幹，以陰謀不軌為罪狀，故能喚起了許多人的同情。
第二次非教運動由楊光先首先發難，響應的人也不少；清廷竟因此下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于獄，以謀為不軌的罪狀，将宣告死刑，同時各省教士都加以拘禁。
官吏中有信教者革職處罪，天主教在此時幾乎完全撲滅。
不意因為迷信地震為天之示戒，竟釋放被囚教士，放逐之于澳門，不多幾時，又因召制槍炮，得恢複其布教自由。
這一次非教也是非常厲害，楊光先所著的《不得已輯要》，中間有三篇《辟邪論》，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字。
在錢大昕《筆記》中謂“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欲以重價收買《不得已》而焚之”。
這是不是事實？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在《不得已》中所載的幾篇文章，确引起了極大的風潮。
其駁斥教義的理由，與沈?等的意見差不多，中間自然有許多不情不實、捕風捉影的話，也是時代思想使然。
最足以激動人的地方，就是說教士們的行動都是含着不可測度的危險，包括于“謀為不軌”四字，于是帝王也受了激動，要撲滅它了。
他們都以辟邪自命，究竟所欲辟之邪，一半是由于衛孔的熱心，一半是由于傳聞的誤會。
在《不得已》書中所刊着的曾國藩《緻威妥瑪》書與《湖南阖省公檄》中，有許多可笑的話。
曾書以孔教為立場，無非那一套用夷變夏的老調，但也寫得很有聲色；《公檄》舉七妄十害，竟有取童精，剜目制藥，取黑棗，探紅丸等罪名，這種謠傳在最近三十年前還很普遍，當時人的智識如此，固不足怪。
不過就文而論，比現在一般非教文章，實在還要高明得多。
這兩次的非教運動是不是使天主教衰落的原因？那絕對不是的。
天主教真正衰落的原因，乃起于教會的内讧。
内讧的焦點就是多美尼可派、佛蘭西司可派與耶稣會派神學思想的沖突。
耶稣會派自利瑪窦到中國來，迎合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即以崇拜祖先與尊敬孔子，認為無妨教旨，大開方便之門。
而多美尼可派等則認為耶稣會士的賣教求榮，便呈控于法王因諾曾十世，[482]法王便斥耶稣會派的不當。
耶稣會派即派遣衛匡國赴羅馬申辯，适值新法王亞曆山大七世繼位之初，聽耶稣會派的解釋，認為适當。
過一年，因諾曾十一世的時候，[483]為調停兩派紛争的意見，用一種模棱兩可的話來解答：“如果這些儀式不是當作偶像的崇拜，而是當作一種社交的方法，便可不必過問。
”這種意見不但不能滿足兩派的意見，反而增加了兩方的争論。
這時在中國總轄教會的主教名叫梅格羅（Maigrot），他也反對耶稣會派的主張，所以報告法王，說耶稣會報告與事實不符，法王克勒勉十一世發教書責耶稣會士的不當，[484]并宣谕：此後對神稱謂，不得用天或上帝，須用天主之名；并遣主教铎羅代表法王觐見中國皇帝，呈遞教書。
康熙帝告以中國祀祖的意義，否認法王有規定中國教義之權。
铎羅見勢不佳，深恐清廷與法王發生糾紛，把法王教書匿不發表，想先令清廷承認他有總轄中國教會之權，逐漸使耶稣會派教士服從法王命令，這是他的一種權宜之計。
但是康熙帝很右耶稣會派的主張，以為中國之天與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國拜孔祀祖，與基督教義并無沖突；基督教聖書與中國經書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絕對的不可能。
這即是耶稣會的主張。
康熙帝便把這意思布告全國教士，凡不遵從此意見的立即放逐出國，所以當時因此被逐出國的教士很多，主教梅格羅也在其内。
但是铎羅所攜的法王教書，他既然不敢用法王的命令公布，卻用自己的名，取其精義，發表公布，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立即退出中國。
康熙帝見了大怒，拘捕铎羅，放之澳門監視，竟死在獄中。
清廷又發一種居留證于教士，凡沒有這居留證的不準居留中國。
同時法王亦有相反的命令，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不許在中國傳教；并且為了要實行這條命令起見，派遣嘉祿主教到中國來。
他見了康熙帝這樣的堅決，同時又聽了耶稣會教士的分訴，覺得法王的命令很難實現，他就在法王教書的後面，加上八條調停的話，大旨說，教會所行儀式如果是純粹的社會儀式，不妨容納。
這種讓步原想得到兩方的諒解，豈知法王絕對否認，于是當時教士便陷于進退維谷之勢。
雍正繼位，适有教士參與八卦教陰謀嫌疑，于是閩浙總督滿寶奏請放逐外人，并禁止諸色人等信教，同時法王亦有解散耶稣會的命令，于是在中國有過一百九十年工作與二十萬信徒的耶稣會天主教，就此疾終正寝了。
耶稣會雖已消滅，但别派天主教仍得繼續活動，如拉雜利司特派的在南北兩京，佛蘭西司可派的在陝西，密西翁司派的在四川，多美尼可派的在福建，葡萄牙教會的在澳門，可見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并未中斷，不過換了别派的人罷了。
這是第三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大概情形。
第三節 基督新教百年來的情形 一 馬禮遜的來華 傳入基督新教到中國的，誰都知道是英國馬禮遜，他是1807年（嘉慶十二年）到中國的。
當時從英國到中國來，隻有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國人都反對馬禮遜到中國來傳教，因為恐怕影響他們的商業，所以不準他買票登輪；他既然不能直接到中國來，他就乘輪到美國，再從美國到中國的澳門（這是西人的居留地），跟着東印度公司中的書記叫士丹頓的，到了廣州，他努力于翻譯《聖經》的工作。
[485]因為他沒有到中國以前，曾經得到一個中國人叫容三德的，教他漢文華語；又在倫敦博物院裡得着一本漢譯的《聖經》，他就親手把它抄錄三十頁，容君幫助他抄到《希伯來書》為止，他就把它帶到中國，作為翻譯聖經的根據。
當時中國官吏對付洋人非常嚴厲，所以他在廣州布道翻譯很多不便，就在1812年退到澳門。
澳門是在天主教勢力範圍之下，他所譯著的書被天主教認為邪說，悉數焚毀。
他又回到廣州襄助商務，白天辦公，晚上傳教著書。
他所著的第一本小書叫《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第二本叫《問答淺注耶稣救法》，第三本叫《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曆代略傳》，第四本叫《養心神詩》。
因為廣州官吏嚴禁傳教印書，不得已将印刷工作遷到麻六甲，1814年有米憐教士到中國來，幫助他創辦印刷局于麻六甲，印成馬禮遜所譯的《新約》并其餘所譯的書籍（馬氏是第一個把《聖經》譯成漢文的人，其完成這偉大的工作是在1819年11月25日，脫稿于廣州）。
這一年在澳門收得第一個信徒叫蔡高，他本來是一個印刷手民，後來為天主教所陷害，死在監裡。
越二年米憐在麻六甲收納第二個信徒叫梁發，做中國第一個宣教師，他的墳墓現在遷在廣州嶺南大學裡。
馬禮遜在澳門譯完《新約》後，又譯《舊約》，并著成《華英字典》，[486]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
他曾經到北京任英使館翻譯，不久即南回。
第二年又收了一個信徒叫屈昂，後來在香港幫助李雅各辦理印刷事業。
[487]馬禮遜死于1834年，前後在中國工作二十七年，在譯著的方面與前期的利瑪窦差不多。
米憐也幫助他譯《舊約》，梁發也著了些布道小書，叫《勸世良言》。
當米憐在麻六甲的時候，創辦一個英華書院，這是教
這些都是關于天文學、曆算學、輿地學等等有名作品。
此外如傅汎濟的《名理探》，則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始；鄧玉函的研究《中國本草》至八千種之多，是為中國植物學研究之始；張瑪諾的設學淮揚，為中國有學校之始。
其他各教士闡道的作品實在不勝枚舉，内中有不少尚可以從天主教圖書館中找到的，可見明末清初的教士他們介紹西學的努力了。
這些教士大都散處在燕京、廣東、江西、江甯、浙江、江蘇、河南、山西、福建、陝西等省傳教，有幾處公共的墓地，如北京阜成門外的滕公栅欄，廣東的香山墺，杭州的方井南，南京的聚寶門外雨花台側，福州北門外十字山，都是當時教士們叢葬的地方，現在還可以找到它的形迹，這也可以看見當時基督教發達的一斑。
不但如此，當利瑪窦傳教北京以後，湯若望、羅雅各等教士頗為明思宗所信任，所以當時的教士得在中國十三省中自由傳教，于極短的時間内，信道人數達到數萬。
上自皇帝廷臣，下至庶民士子，都有信仰其教的。
瞿紗微、蔔彌格竟能感化明熹宗皇後及崇祯帝信教，[476]同時皇族中受洗者有百四十餘人。
明室既亡，偏安于兩廣的桂王，其大臣如瞿式耜（即瞿太素之孫）、丁魁楚（即立唐王于福州者，此二人後皆殉國）、龐天壽等人，首為基督教熱心信徒。
名媛如金聲之女、許缵曾之母（即徐光啟孫女）以及清初名畫家吳曆，都信奉其教。
永曆太後（聖名烈納）、馬太後（聖名馬利亞）、王皇後（聖名亞納）、太子慈烜（聖名當安）皆受洗奉教。
明廷既陷于危難，還想借教士的力量恢複國家，所以派遣教士蔔彌格攜帶永曆太後谕文及龐天壽書信，赴羅馬呈請法王因諾曾十世；龐天壽複派家人随往，由廣州西行，經印度及波斯而至羅馬。
不意其時适因諾曾逝世，亞曆山大第七繼任，及蔔彌格得新法王覆書回華，桂王已力窮勢蹙，播遷雲南，永曆太後及龐天壽皆已物化，蔔氏遂流離安南，次年亦即病死。
明室既亡，清人入主中國，仍優待當時教士；湯若望以治曆算之學，得為欽天監監正之官。
當時天主教新當落成之時，世祖親賜“欽崇天道”的匾額。
這些教士因長于曆學制炮之術，頗得朝廷信仰；雖先後有沈?及楊光先兩次的反教風潮，不久仍漸恢複，能夠自由地傳布。
[477] 三 教士在科學上的貢獻 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開傳道的機會，都是由于他們努力于科學和藝術的介紹。
我們從上述的各教士著述中，看見有許多關于科學藝術的作品，這便是西洋學說輸入中國的起端。
那時候的中國并不知什麼叫做科學，一看見萬國輿圖、天文儀器、自鳴鐘以及關于天算的書籍，都詫為新奇，便引起了許多人的羨慕和學習。
在那些教士，不過欲用學術來做傳道的工具，想不到卻因此下了中西學術溝通的種籽。
他們在介紹這些學術以外，并且親身幫助明清兩朝鑄造槍炮，這原是與基督教宗旨根本違反的，但是卻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機會，不可謂非絕大的僥幸。
首先為明代鑄造戰炮的，要算羅如望與陽瑪諾二人，在1622年的時候，熹宗皇帝鑒于滿洲勢力的日漸張大，而且有白蓮教作亂，把已經放逐的教士（因沈?奏參的）召回來制造铳炮。
到毅宗的時候，又繼續命湯若望與羅雅各等制造，然卒不能挽回垂亡的明代。
偏安在南方的桂王，還想借教士的力量向西方基督教國請求援助，予以精銳的武器，恢複國家；到底因為内亂頻仍，滿人已乘機侵入，無法挽救。
到了清朝，一般教士仍獲得世祖的信任，湯若望等繼續其治曆的職位。
及至三藩抗命的時候，聖祖又命南懷仁于治曆之餘鑄造鐵炮，造成大小百二十尊，分送陝西、湖廣、江西等處；後來又造成輕便的歐羅巴式神威炮三百二十門，在盧溝橋試放，聖祖親臨觀看，大加贊賞，賜以工部侍郎職銜，以示優寵。
至于他們在天文曆算方面的貢獻尤為巨大；自明熹宗起用教士龍華民、鄧玉函開曆局于宣武門内首善書院，推步天文，制造天算儀器及纂修曆書以後，湯若望、羅雅各、徐光啟等亦多參加是項曆算的工作。
崇祯以湯等所著《新曆書》較諸欽天監的推算為準确，遂拟頒布西洋新曆，适因明室滅亡，遂不果行。
清世祖定鼎後，仍優待湯等，頒行新曆，斥去《大統曆》，命湯若望掌欽天監印信，引起了楊光先的反對，廢棄西曆，複用明曆。
不久又因推測日影的錯誤，複起用教士南懷仁為欽天監副，又招緻恩理格、闵明我、徐日升等共治新曆，修整儀器；南懷仁著成《新制靈台儀象志》十三卷，西法新曆又複頒行。
此後教士中為曆政顧問的不一而足。
聖祖又命教士等分赴蒙古及中國内地測量地形，制為地圖，名曰《皇輿全覽圖》。
可見教士于天文曆算炮術輿圖等的盡力；西洋物質文明影響到中國的學術界，不可謂非有相當的貢獻。
四 非教風潮與天主教的衰落 在明清之交，發生過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由禮部侍郎沈?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由欽天監員楊光先主動的。
先是利瑪窦既得神宗的尊敬及士大夫的欽仰，教會日臻發達，便引起一般人的反對。
及利死後，即有強烈的反動發生于南京，沈?連上三疏奏參遠夷，以暗傷王化為理由禁止傳教，朝廷卒為其言所動，于是于1616年拘捕鐘明禮等信徒八人，嚴行鞠審，送司法定罪。
第二次又拘捕鐘鳴仁等十一人及幼童五人，分别定罪。
這就是所謂南京教案。
由禮部會審了好幾次，認為一樁非常重大的案件，那些被捕的人吃了許多苦楚，甚至有因此喪命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基督徒第一次為教而死的。
西教士王豐肅也被捕監禁，[478]并移解出境。
我們讀了當時沈?的三疏及禮部會審的記錄，與遞解王豐肅的移文，均覺得這次的風潮是非常之大的。
其餘在中國的傳教士也一律驅逐出境，教會幾乎因此消滅，雖有徐光啟所上《辨學章疏》，竭力為教士等辯護，也沒有效果。
但是當時朝野中贊成天主教的人也很不少，不過對于這件案子也無法挽救。
東林黨葉向高曾有《贈西國諸子》詩，盛稱其教理的宏深，有“拘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遊，泠然得深旨”的話。
[479]李卓吾、李日華、池顯方等皆有贈教士詩，極表其敬慕之意。
沈光裕聽湯若望講經，也感而賦詩；錢路加有五言二十韻長詩贈湯若望。
這些可以見得當時士大夫中對于教會的好感。
但是也有痛罵的詩，如姚燮的《天主堂》詩，周瀛暹的《有感》，都以夷狄禽獸罵之。
見于文告的也有兩方面各是其是的文字，如山西绛縣雷翀的告示，題名為“尊天祛邪”，說“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480]西儒修身事天，愛人如己”等雲。
福建建甯縣左光先（左光鬥之弟）的告示，有“天主為普天共主，群生大父，利先生首入中華，倡明景教，艾等皆西儒拔萃……蓋西儒之學足輔王化，毋妄相揣度”雲雲。
同時福建巡撫海道施邦耀的告示，卻诋為邪教，并搜捕信教之人，有“通夷羅在不赦，捕得黃克私、李财六及夷人二名，令縣民具結，十家連坐”等話。
這可以見得兩方面的意見。
非教文字中的最有力的，莫如黃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請辟天主教書》等。
他是一個信佛的人，自稱為天香居士或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為立場，所以說：“佛道至高，以攝九十六外道之法攝之，免其惑世誣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
”他曾經上書于其師顔茂獻，舉天主教的可患可憤者五條，請其著論辟之。
他的《破邪集》中收羅了許多非教的文章，如張廣湉的《證妄後說》，有“西人誣妄先師”的話；鄒維琏的《辟邪管見錄》，有“诪張為幻，左道惑人”的話；釋普潤的《誅左集·緣起》，有“斬祖先之祀，亂秉彜之大倫，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誅左道”的話。
他的原意，欲鼓動佛教的聯合戰線，所以便引出許多和尚的作品，如普潤的《誅左集》，密雲的《辨天三說》，袾宏的《天說》，[481]圓悟的《辯天說》，通容的《原道辟邪說》，如純的《天學初辟》等類甚多。
此外如王朝式的《罪言》，鐘始聲的《天學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啟陸的《誅夷論略》，許大受的《聖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辯正》，陳侯光的《辯學刍言》等類，皆為非教有力的文字。
他們非教的理由，大約以破壞中國倫常為骨幹，以陰謀不軌為罪狀，故能喚起了許多人的同情。
第二次非教運動由楊光先首先發難，響應的人也不少；清廷竟因此下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于獄，以謀為不軌的罪狀，将宣告死刑，同時各省教士都加以拘禁。
官吏中有信教者革職處罪，天主教在此時幾乎完全撲滅。
不意因為迷信地震為天之示戒，竟釋放被囚教士，放逐之于澳門，不多幾時，又因召制槍炮，得恢複其布教自由。
這一次非教也是非常厲害，楊光先所著的《不得已輯要》，中間有三篇《辟邪論》，都是很有刺激性的文字。
在錢大昕《筆記》中謂“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欲以重價收買《不得已》而焚之”。
這是不是事實？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在《不得已》中所載的幾篇文章，确引起了極大的風潮。
其駁斥教義的理由，與沈?等的意見差不多，中間自然有許多不情不實、捕風捉影的話，也是時代思想使然。
最足以激動人的地方，就是說教士們的行動都是含着不可測度的危險，包括于“謀為不軌”四字，于是帝王也受了激動，要撲滅它了。
他們都以辟邪自命，究竟所欲辟之邪，一半是由于衛孔的熱心，一半是由于傳聞的誤會。
在《不得已》書中所刊着的曾國藩《緻威妥瑪》書與《湖南阖省公檄》中，有許多可笑的話。
曾書以孔教為立場，無非那一套用夷變夏的老調，但也寫得很有聲色；《公檄》舉七妄十害，竟有取童精，剜目制藥，取黑棗，探紅丸等罪名，這種謠傳在最近三十年前還很普遍，當時人的智識如此，固不足怪。
不過就文而論，比現在一般非教文章，實在還要高明得多。
這兩次的非教運動是不是使天主教衰落的原因？那絕對不是的。
天主教真正衰落的原因，乃起于教會的内讧。
内讧的焦點就是多美尼可派、佛蘭西司可派與耶稣會派神學思想的沖突。
耶稣會派自利瑪窦到中國來，迎合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即以崇拜祖先與尊敬孔子，認為無妨教旨，大開方便之門。
而多美尼可派等則認為耶稣會士的賣教求榮，便呈控于法王因諾曾十世，[482]法王便斥耶稣會派的不當。
耶稣會派即派遣衛匡國赴羅馬申辯，适值新法王亞曆山大七世繼位之初，聽耶稣會派的解釋，認為适當。
過一年，因諾曾十一世的時候，[483]為調停兩派紛争的意見，用一種模棱兩可的話來解答：“如果這些儀式不是當作偶像的崇拜，而是當作一種社交的方法，便可不必過問。
”這種意見不但不能滿足兩派的意見，反而增加了兩方的争論。
這時在中國總轄教會的主教名叫梅格羅（Maigrot），他也反對耶稣會派的主張，所以報告法王，說耶稣會報告與事實不符，法王克勒勉十一世發教書責耶稣會士的不當，[484]并宣谕：此後對神稱謂，不得用天或上帝，須用天主之名；并遣主教铎羅代表法王觐見中國皇帝，呈遞教書。
康熙帝告以中國祀祖的意義，否認法王有規定中國教義之權。
铎羅見勢不佳，深恐清廷與法王發生糾紛，把法王教書匿不發表，想先令清廷承認他有總轄中國教會之權，逐漸使耶稣會派教士服從法王命令，這是他的一種權宜之計。
但是康熙帝很右耶稣會派的主張，以為中國之天與基督教之神，是一而非二；中國拜孔祀祖，與基督教義并無沖突；基督教聖書與中國經書可以融通；家中供奉祖先神位，非絕對的不可能。
這即是耶稣會的主張。
康熙帝便把這意思布告全國教士，凡不遵從此意見的立即放逐出國，所以當時因此被逐出國的教士很多，主教梅格羅也在其内。
但是铎羅所攜的法王教書，他既然不敢用法王的命令公布，卻用自己的名，取其精義，發表公布，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立即退出中國。
康熙帝見了大怒，拘捕铎羅，放之澳門監視，竟死在獄中。
清廷又發一種居留證于教士，凡沒有這居留證的不準居留中國。
同時法王亦有相反的命令，謂凡不服從法王命令的不許在中國傳教；并且為了要實行這條命令起見，派遣嘉祿主教到中國來。
他見了康熙帝這樣的堅決，同時又聽了耶稣會教士的分訴，覺得法王的命令很難實現，他就在法王教書的後面，加上八條調停的話，大旨說，教會所行儀式如果是純粹的社會儀式，不妨容納。
這種讓步原想得到兩方的諒解，豈知法王絕對否認，于是當時教士便陷于進退維谷之勢。
雍正繼位，适有教士參與八卦教陰謀嫌疑，于是閩浙總督滿寶奏請放逐外人，并禁止諸色人等信教，同時法王亦有解散耶稣會的命令，于是在中國有過一百九十年工作與二十萬信徒的耶稣會天主教，就此疾終正寝了。
耶稣會雖已消滅，但别派天主教仍得繼續活動，如拉雜利司特派的在南北兩京，佛蘭西司可派的在陝西，密西翁司派的在四川，多美尼可派的在福建，葡萄牙教會的在澳門，可見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并未中斷，不過換了别派的人罷了。
這是第三期基督教在中國的大概情形。
第三節 基督新教百年來的情形 一 馬禮遜的來華 傳入基督新教到中國的，誰都知道是英國馬禮遜，他是1807年（嘉慶十二年）到中國的。
當時從英國到中國來，隻有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英國人都反對馬禮遜到中國來傳教，因為恐怕影響他們的商業，所以不準他買票登輪；他既然不能直接到中國來，他就乘輪到美國，再從美國到中國的澳門（這是西人的居留地），跟着東印度公司中的書記叫士丹頓的，到了廣州，他努力于翻譯《聖經》的工作。
[485]因為他沒有到中國以前，曾經得到一個中國人叫容三德的，教他漢文華語；又在倫敦博物院裡得着一本漢譯的《聖經》，他就親手把它抄錄三十頁，容君幫助他抄到《希伯來書》為止，他就把它帶到中國，作為翻譯聖經的根據。
當時中國官吏對付洋人非常嚴厲，所以他在廣州布道翻譯很多不便，就在1812年退到澳門。
澳門是在天主教勢力範圍之下，他所譯著的書被天主教認為邪說，悉數焚毀。
他又回到廣州襄助商務，白天辦公，晚上傳教著書。
他所著的第一本小書叫《神道論贖救世總說真本》，第二本叫《問答淺注耶稣救法》，第三本叫《古時如氐亞國（即猶太國）曆代略傳》，第四本叫《養心神詩》。
因為廣州官吏嚴禁傳教印書，不得已将印刷工作遷到麻六甲，1814年有米憐教士到中國來，幫助他創辦印刷局于麻六甲，印成馬禮遜所譯的《新約》并其餘所譯的書籍（馬氏是第一個把《聖經》譯成漢文的人，其完成這偉大的工作是在1819年11月25日，脫稿于廣州）。
這一年在澳門收得第一個信徒叫蔡高，他本來是一個印刷手民，後來為天主教所陷害，死在監裡。
越二年米憐在麻六甲收納第二個信徒叫梁發，做中國第一個宣教師，他的墳墓現在遷在廣州嶺南大學裡。
馬禮遜在澳門譯完《新約》後，又譯《舊約》，并著成《華英字典》，[486]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
他曾經到北京任英使館翻譯，不久即南回。
第二年又收了一個信徒叫屈昂，後來在香港幫助李雅各辦理印刷事業。
[487]馬禮遜死于1834年，前後在中國工作二十七年，在譯著的方面與前期的利瑪窦差不多。
米憐也幫助他譯《舊約》，梁發也著了些布道小書，叫《勸世良言》。
當米憐在麻六甲的時候，創辦一個英華書院，這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