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及近代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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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宗教生活概況
一 佛道的衰落
以曾經做過皇覺寺小沙彌的明太祖，對于佛教當然有一種特别的因緣；故即位以後，銳意振興佛教。
惟因為元代佛教所發生的流弊，乃加以嚴厲的約束，凡欲為僧者，必須經過經典考試，給予度牒，不準私自薙度。
設僧道錄司，專管佛道二教。
成祖以禅僧道衍（即姚廣孝）之力，得逐惠帝而為天子，于是重用姚廣孝，與元代的重用劉秉忠如出一轍。
校刻藏經，實為成祖對佛教最大功績。
[465]武宗信佛尤笃，惟世宗因信仰道教之故，毀宮中佛像及京師佛寺，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皆為顯宦，道教之勢力漸大，竟因誤服道士王金丹藥而死，佛教又複隆盛起來。
其時佛教，分禅講教三種，禅重參悟，講重說法，教則專事祈禱禮拜等儀式。
佛教的形式雖具，精神已漸衰落，喇嘛教的勢力猶駕佛道而上之；但普通宗教思想皆趨于三教一緻，即佛教亦僅餘禅淨二宗流行民間。
清代以滿族入主中國，有蒙古人尊崇喇嘛之遺風。
惟清代帝王中頗知尊重儒術，提倡佛教，以籠絡中國人民。
順治為帝，亦如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遊民之窮無所歸、以僧院為逋逃薮者，又比比皆是。
于是流品既雜，佛教愈陷于破産地步。
同時以尊崇喇嘛之故，留宮唪經皆為喇嘛，真正佛教已無足述。
但是清代諸帝中，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皆喜參禅理，尤以雍正的《禦選語錄》收其禅師名言，與乾隆的集刻《龍藏》，[466]又以滿洲語翻《大藏經》為最大工作。
嘉道以後，一以因佛教内部的腐化，一以因太平天國的影響，佛教遂一蹶不振了。
形式的佛教雖衰，而研佛的居士卻漸多，如宋世隆、畢奇、周夢顔、彭紹升諸人以外，[467]江都鄭學川、石埭楊文會，皆注意于刻經事業，狄葆賢設流通處于上海，并辦《佛學叢報》。
民國以後，有中華佛教總會成立，以及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淨業社，常熟的華嚴學院，武昌的佛學院，廈門的閩南佛學院，[468]常州的清涼學院，南京的内學院，都是謀中興佛學的組織。
沙門中有赤山法忍、天甯清镕、鼓山古月、留雲密融等宏揚禅宗，谛閑、月霞的大開講筵，以及天童敬安的奔走護法。
發刊雜志的，如太虛所主的《海潮音》，歐陽竟無所主的《内學》，鹹期有以發揚教理。
當光緒庚子時，自敦煌千佛洞發現唐人寫經，最足予不絕如縷的佛教以新生命。
于是從最近的佛教看來，寺院的佛教僅存廟宇，為遊人的憑吊，與僧徒的寄食，衰落已到極點，而學者的研究，在學理方面卻大有發展，思有以迎合時代的潮流。
至于道教，自明世宗一度尊崇以後便毫無生氣，僅有世襲的張天師專恃符箓祈禳以延其殘喘。
民間的宮觀與逐食的道士，亦不過為營業之一，絕無宗教意義。
清代帝王中未有注重道教的，甚至康熙有“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之谕。
道光停止張天師入觐，最近且并張真人的封号亦取消；道教幾已無形消滅了。
不過學者中對于老莊諸子頗多從哲學方面加以研究，不以宗教上的經典目之了。
二 基督教的宣傳 自元代亡國，基督教亦随而消滅，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又複卷土重來，是為基督教傳教于中國第三期。
開創第三期工作的教士，要算意大利的利瑪窦；其實在利瑪窦之前、與利瑪窦同時的，又有好些人，不過這些人沒有顯著的成績，所以不能取得曆史上的盛名。
惟有利瑪窦，他在1582年偕勞吉耳同來中國，[469]居于澳門，不久勞吉耳仍返羅馬，隻留利瑪窦一人，潛易僧服至廣東肇慶，便在肇慶學習中國語言。
後來得到郭制台的允許，代為奏請朝廷，許其留居肇慶，奏請的理由則為： “因澳門商旅雜遝，市阗喧豗，為交通孔道，而不便于研究學術，拟在肇慶建築房屋，設立教堂，得以祈禱、求學、幽居、默想，對于所學必更能增進。
”（見《大西利先生行迹》） 從此，利瑪窦便在中國有托足之地，漸漸地擴展起來，以緻于成功了第三期的基督教宣傳，不可謂非煞費苦心。
因為這一期的宣傳工作，與前兩期大不相同，前兩期都是受着皇帝的歡迎、大官的提倡，這一期乃純從教士自己的努力，并沒有借着帝王的勢力。
我們從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看來，至少可以看出利瑪窦幾點成功的要素： （一）他善于交際中國朝野的學士名人，當初到香山墺的時候，便得制台陳文峰的邀請同商墺事，及至端州，又獲交郭制台、王太守，贈以地圖、渾天儀、地球、考時晷、報時具等物，以是乃得于肇慶有立足地。
後來獲交名士姑蘇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谒中丞陸仲鶴及建安王，陳交友之道，作《交友論》以獻。
顯宦如王忠銘、趙心堂、祝石林、王順菴、吳左海、馮琢菴等，名儒如李心齋、李卓吾、李公素等，莫不與之往還，艾《傳》所舉不下百人。
卒得劉心同之介紹，入京觐見，又獲交京中名士，得徐玄扈（即光啟）、李我存（即之藻）、楊廷筠的皈信，為此時基督教柱石，稱為聖教三傑，利氏著作皆出其手。
（二）他能努力研究漢學，主張融通儒理。
利氏初居端州約有十年，其時專習語言文字，誦讀中國書籍，六經子史無不通曉。
不獨能寫作流暢的中國文字，并能摹拟中國下級社會談吐，熟悉各種風俗禮節，了解中國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對于儒家的祀祖祭天極主容納，并且尊敬孔子學說，所以得學士大夫的歡迎與朝廷的優遇。
但亦因此引起教會内部的反對，為後來衰落原因之一。
（三）他能介紹西洋學說，開發中國人的閉關思想。
當時中國人絕不知有世界之大與科學之名，一見世界地圖、時辰鐘等物，鹹驚為見所未見。
自利氏首先以西洋學說輸入中國，使中國在天文、曆數、輿地等等學術上，得開一新局面。
他所譯著的《天學初函》，分理、器兩編，一以發揮天主教義，一以介紹格緻之學，于中國學術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綜利氏一生工作，不可謂非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開創功臣。
厥後繼承利氏而起的教士亦皆努力于此，藉學術以發揚教義。
天主教遂得流行于上級社會，極一時的興盛，但不久便引起了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禮部侍郎沈?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欽天監楊光先主動的，雖受一時的極大打擊，而基督教潛勢力的偉大未見稍衰。
及至教會内部發生派别之争，乃有解散耶稣會之舉，于是耶稣會自利氏以來一百九十年的工作歸于消滅。
但耶稣會雖經解散，而别派天主教乃繼續傳布，至今不絕。
距耶稣會滅亡後三十四年，有英國馬禮遜傳入基督新教于廣州，蓋即基督教第四期在中國的開始，迄今又傳布一百三十多年之久了。
當馬禮遜初來中國的時候，亦感受很多的困難，不獨遭中國人的反對，亦遭外國人的反對，英國商人既設法阻止其來華，葡萄牙人又恐影響其商業，加以天主教在澳門的教士百般的反對，不能入中國境内。
但馬氏排除一切阻礙，毅然來華，隐居廣州有二十七年之久，翻譯《聖經》，印刷書籍。
[470]厥後雖有英德美三國繼續來華的教士，然皆不能公開傳教，進入内地。
及至道光年間，因鴉片條約許開五口商埠，教士得傳教條約的保護，于是絡續而來，宣教事業日漸發達。
各宗派之來中國者，有一百三十餘派之多。
英國教士戴德生到上海，組織内地會，用刻苦的精神，推廣及于汕頭、甯波等等内地。
庚子一役，北方教會受義和團的反對，殺戮教士和教徒無數，但基督教反因此而更形發達。
直至民國成立，發生非教運動，基督教自知内容的腐敗，力圖整頓，有本色教會的提倡，脫離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于是基督教又造成一種新的趨勢。
總本期基督教的工作，影響及中國思想的改變，有很顯著的下列幾點： （一）平等自由的主張，掀動了中國固有的思想。
首先提倡男女平等，興辦女子教育，如福州的敏英女學，自辦理至今已曆七十餘年。
于是女子之讀書求知者日愈多，受教育之女子從階級制度中得解放。
提倡天足，撲滅纏足的惡風；婚姻自由，打破買賣式的制度。
今日女子解放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從此起頭的。
（二）介紹科學，較前期基督教尤為努力。
當時西來的教士，莫不以翻譯西洋科學書籍為最大工作。
于是中國學術界鑒于八股試帖的毫無實用，漸知研究科學，破除迷信。
當中國尚盛行科舉的時候，基督教即仿西洋學校制度創辦學校，列格緻為學校課程。
中國變法維新，廢科舉，設學校，而所采用的格緻課程，尤多仰給于教士的譯本。
當時教會所設立的譯著機關，如至今尚存的廣學會，乃其一也。
（三）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影響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
久伏于皇帝統治下的人民，漸知中國乃中國人的中國，不但發生種族的革命，尤其發生階級的革命，于是帝制果然推翻了，一切社會的組織亦漸趨于平等。
封建社會，階級制度，漸漸崩潰。
當革命未成之前，能公然宣傳平等思想，惟有藉條約保護的教會不受政府的幹涉。
是以有若幹革命領袖，都借教會為宣傳的地方，孫中山亦曾為基督徒，而受此種思想的影響的。
現在的基督教雖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候，為一般社會所唾棄，但追原其起初的貢獻，似不能從曆史上将它一筆抹煞。
三 思想解放與趨勢 五十年以前的中國人民，完全處于儒家思想支配之下，隻知道所謂三綱五常，緊緊地為舊禮教所束縛。
海禁既開，西洋學說随着各國商船載入中國，科學思想，平等精神，漸漸動搖了中國固有的禮教，産生出革命的思想。
首先倡種族革命的洪秀全，雖然功敗垂成，但種族平等的思想卻種入于中國一般人的腦海。
可惜這個時候，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皇恩深重，為滿清效忠，如曾國藩一流人，為中國舊禮教忠君主義的奴隸，猶抱着天下之大，中國獨尊，西學之入，認為是用夷變夏，當加以嚴厲拒絕。
士大夫中既不少此類人，無知愚民因此釀成排外的舉動，如義和團的扶清滅洋，結果反受了極大的損失。
于是從排外的思想變為媚外的态度，處處以摹仿西洋為事，全盤地承受外來的方法，以為凡屬西洋方法都是好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動。
康梁維新，演成戊戌的政變，雖亦失敗，而滿人已知道适應時勢，為表面上的敷衍。
卒以辛亥一舉，帝制消滅，成為五十年來新思想運動所結出的第一果實。
政治上雖有這一度的表現，而社會思想方面猶複蹈常習故，因循敷衍，于是陳獨秀等人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發起新思想運動的團體，發刊的《新青年》雜志，專以破壞舊禮教舊思想為務，青年人受其影響者速于置郵傳命。
同時胡适等提倡白話文，推翻貴族文學，吳稚晖等提倡注音字母，謀語言的統一，這都是思想解放的先聲。
厥後五四運動的霹靂，不但驚覺了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心理，更是喚醒了全國人的迷夢。
從此解放之聲，自政治家以至于販夫走卒，鹹知奔馳于自由之路。
于是社團的組織日益多，鼓吹的刊物日益衆，有關于男女社交的，有關于家庭制度的，有關于文學思想的，有關于經濟組織的，有關于倫理道德的，莫不向舊社會舊思想宣布獨立，奔向自由的目的。
最近三民主義的革命成功，尤注意于民族的解放，努力于國際間的奮鬥，從不平等條約中求解放，謀建設一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宗教思想方面，當然要随着曆來的新思想運動發生極大的改變。
無論唯心唯物的人，都覺得儀式的宗教是一種迷信的表現，應當從人類社會中把它消滅。
尤其是唯物主義者，絕對不承認宗教的地位，要從根本上把它鏟除。
但在唯心的人，以為宗教尚有其精神上的價值，須從實質上加以改良，把精華的所在提貢于人們。
于是現在獨盛的佛教與基督教兩種，皆起了内部的革新運動，期适應現代的潮流。
此外關于中國固有的天祖崇拜，與種種神怪風水星相等迷信，皆已臻于末路，将不旋踵而消滅了。
這也是思想解放中的一種趨勢。
第二節 耶稣會的輸入與傳布 這時候在宗教中占得最大勢力的，除佛教外，隻有基督教一種了。
佛教在中國已有深長的曆史，影響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很大；不過現在的佛教，也已經從宗教的地位變成哲學的研究了。
下等社會的信仰佛教，雖然還是帶着迷信的色彩，而智識階級中人大多主張吸取其學理，打倒其宗教。
在佛教本身方面，亦無何種特殊的貢獻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
至于基督教，卻占了現在中國宗教中特别普遍的地位，所以值得特别的提起。
一 耶稣會的輸入 元代在中國傳布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謂天主教，不過當時有顯然的兩派：一派叫聶斯脫裡派，就是唐朝的景教，一派叫佛蘭西司可派，兩派曾經發生過沖突；但是在元朝滅亡以後，這兩派基督教都一齊消聲匿迹。
明朝的起初，正值歐洲有新舊教之争，那些舊教徒便向東方發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有耶稣會派教士沙勿略（St.Francisco&enspXavier&ensp1552），也有人翻做聖舫濟，[471]奉羅馬教會之命，從印度來到中國廣東的山川島——葡萄牙人居留地，葡萄牙商人恐怕基督教事業影響他們的商務，竭力阻止他到陸地上去，不多幾時他就死在這個島上。
後來就有同派的奴涅司（Nunes&ensp1555）、克魯司（Cruz&ensp1556），以及奧古斯丁派的赫拉達（Herrade），佛蘭西司可派的阿爾法羅（Alfars），先後來華，居于島上。
直至1560年，有法裡那尼（Valignani）來居澳門，[472]因不能入中國境内，乃于1571年建耶稣會教堂于澳門，努力于日本傳道事業。
他因為不能到中國，所以曾經對中國界上的石山發出沉痛的歎息，說道：“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開裂、歡迎吾主啊？”可見當時傳道進中國的不容易了。
到1580年，耶稣會繼續派遣羅明堅（Michaele&enspRuggieri或譯勞吉耳）與利瑪窦（Matteo&enspRicci）二人同到澳門，[473]法裡那尼便叫他們入中國傳教。
不久羅明堅回羅馬去了，獨利瑪窦改換僧服，潛入廣東肇慶，這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的開始。
利瑪窦既然到了肇慶，學習中國語言，得了撫台的允許，請願朝廷，就在那裡建寺營居。
十年後他移居到韶州，便把肇慶的寺宇讓給司馬劉公。
起初，他為了便于居留的緣故，曾經身穿僧服，這時候聽了範禮安之勸，改穿中國儒者的服裝，以便與中國士大夫往來。
于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中國化了；不獨專心研究中國文字，更能仿效中國下級社會的談吐，接交了許多中國文人學士。
1601年偕龐迪我同到北京，觐見中國皇帝明神宗，[474]把經像及萬國輿圖、自鳴鐘、雅琴等物獻給朝廷，頗蒙嘉獎，遂賃市房于京師。
在京約十年，至1610年病殁，朝廷賜予葬地。
綜計利氏在中國約三十年，由廣東到江西又到南京以及于北京，到處受中國士大夫的歡迎，甚至有慕其學問遠道來訪的。
因而皈依其教的有二百人之多，其中如鐘銘仁、黃明沙等人，後來竟因此而受極大的艱苦，又有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幫助他譯著了許多書籍。
他自己也能寫作流利的中文，所獻給建安王的《交友論》，出于他自己的手筆，後來經過萬曆進士王肯堂修改，但是他的原本文字亦很通順，可見他學問的淵博，所以得人的信仰。
欲知他的生平，有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
二 教士的著作與事業 利瑪窦在中國傳教的工作，最大的貢獻厥有四項：（1）贊揚儒教，（2）結交名士，（3）介紹科學，（4）翻譯書籍。
大部分的工作還是在著作方面，在韓霖等所編的《聖教信證附錄》裡提起他所著的書，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辨學遺牍》、《幾何原本》、《交友論》、《同文算指》、《乾坤體義》、《勾股義》等十五種。
在這編中所列舉的八十九個教士，大多數都有遺留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龍華民著有《地震解》、《聖教日課》等八種；龐迪我有《七克》、《人類原始》等七種；高一志有《西學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勵學古言》、《幼童教育》等十五
惟因為元代佛教所發生的流弊，乃加以嚴厲的約束，凡欲為僧者，必須經過經典考試，給予度牒，不準私自薙度。
設僧道錄司，專管佛道二教。
成祖以禅僧道衍（即姚廣孝）之力，得逐惠帝而為天子，于是重用姚廣孝，與元代的重用劉秉忠如出一轍。
校刻藏經，實為成祖對佛教最大功績。
[465]武宗信佛尤笃，惟世宗因信仰道教之故，毀宮中佛像及京師佛寺，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皆為顯宦，道教之勢力漸大，竟因誤服道士王金丹藥而死，佛教又複隆盛起來。
其時佛教，分禅講教三種，禅重參悟，講重說法，教則專事祈禱禮拜等儀式。
佛教的形式雖具，精神已漸衰落，喇嘛教的勢力猶駕佛道而上之；但普通宗教思想皆趨于三教一緻，即佛教亦僅餘禅淨二宗流行民間。
清代以滿族入主中國，有蒙古人尊崇喇嘛之遺風。
惟清代帝王中頗知尊重儒術，提倡佛教，以籠絡中國人民。
順治為帝，亦如明代限制僧徒出家，但遊民之窮無所歸、以僧院為逋逃薮者，又比比皆是。
于是流品既雜，佛教愈陷于破産地步。
同時以尊崇喇嘛之故，留宮唪經皆為喇嘛，真正佛教已無足述。
但是清代諸帝中，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皆喜參禅理，尤以雍正的《禦選語錄》收其禅師名言，與乾隆的集刻《龍藏》，[466]又以滿洲語翻《大藏經》為最大工作。
嘉道以後，一以因佛教内部的腐化，一以因太平天國的影響，佛教遂一蹶不振了。
形式的佛教雖衰，而研佛的居士卻漸多，如宋世隆、畢奇、周夢顔、彭紹升諸人以外，[467]江都鄭學川、石埭楊文會，皆注意于刻經事業，狄葆賢設流通處于上海，并辦《佛學叢報》。
民國以後，有中華佛教總會成立，以及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淨業社，常熟的華嚴學院，武昌的佛學院，廈門的閩南佛學院，[468]常州的清涼學院，南京的内學院，都是謀中興佛學的組織。
沙門中有赤山法忍、天甯清镕、鼓山古月、留雲密融等宏揚禅宗，谛閑、月霞的大開講筵，以及天童敬安的奔走護法。
發刊雜志的，如太虛所主的《海潮音》，歐陽竟無所主的《内學》，鹹期有以發揚教理。
當光緒庚子時，自敦煌千佛洞發現唐人寫經，最足予不絕如縷的佛教以新生命。
于是從最近的佛教看來，寺院的佛教僅存廟宇，為遊人的憑吊，與僧徒的寄食，衰落已到極點，而學者的研究，在學理方面卻大有發展，思有以迎合時代的潮流。
至于道教，自明世宗一度尊崇以後便毫無生氣，僅有世襲的張天師專恃符箓祈禳以延其殘喘。
民間的宮觀與逐食的道士，亦不過為營業之一，絕無宗教意義。
清代帝王中未有注重道教的，甚至康熙有“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之谕。
道光停止張天師入觐，最近且并張真人的封号亦取消；道教幾已無形消滅了。
不過學者中對于老莊諸子頗多從哲學方面加以研究，不以宗教上的經典目之了。
二 基督教的宣傳 自元代亡國，基督教亦随而消滅，至明代末年，基督教又複卷土重來，是為基督教傳教于中國第三期。
開創第三期工作的教士，要算意大利的利瑪窦；其實在利瑪窦之前、與利瑪窦同時的，又有好些人，不過這些人沒有顯著的成績，所以不能取得曆史上的盛名。
惟有利瑪窦，他在1582年偕勞吉耳同來中國，[469]居于澳門，不久勞吉耳仍返羅馬，隻留利瑪窦一人，潛易僧服至廣東肇慶，便在肇慶學習中國語言。
後來得到郭制台的允許，代為奏請朝廷，許其留居肇慶，奏請的理由則為： “因澳門商旅雜遝，市阗喧豗，為交通孔道，而不便于研究學術，拟在肇慶建築房屋，設立教堂，得以祈禱、求學、幽居、默想，對于所學必更能增進。
”（見《大西利先生行迹》） 從此，利瑪窦便在中國有托足之地，漸漸地擴展起來，以緻于成功了第三期的基督教宣傳，不可謂非煞費苦心。
因為這一期的宣傳工作，與前兩期大不相同，前兩期都是受着皇帝的歡迎、大官的提倡，這一期乃純從教士自己的努力，并沒有借着帝王的勢力。
我們從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看來，至少可以看出利瑪窦幾點成功的要素： （一）他善于交際中國朝野的學士名人，當初到香山墺的時候，便得制台陳文峰的邀請同商墺事，及至端州，又獲交郭制台、王太守，贈以地圖、渾天儀、地球、考時晷、報時具等物，以是乃得于肇慶有立足地。
後來獲交名士姑蘇瞿太素、京兆王玉沙；在江西得谒中丞陸仲鶴及建安王，陳交友之道，作《交友論》以獻。
顯宦如王忠銘、趙心堂、祝石林、王順菴、吳左海、馮琢菴等，名儒如李心齋、李卓吾、李公素等，莫不與之往還，艾《傳》所舉不下百人。
卒得劉心同之介紹，入京觐見，又獲交京中名士，得徐玄扈（即光啟）、李我存（即之藻）、楊廷筠的皈信，為此時基督教柱石，稱為聖教三傑，利氏著作皆出其手。
（二）他能努力研究漢學，主張融通儒理。
利氏初居端州約有十年，其時專習語言文字，誦讀中國書籍，六經子史無不通曉。
不獨能寫作流暢的中國文字，并能摹拟中國下級社會談吐，熟悉各種風俗禮節，了解中國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對于儒家的祀祖祭天極主容納，并且尊敬孔子學說，所以得學士大夫的歡迎與朝廷的優遇。
但亦因此引起教會内部的反對，為後來衰落原因之一。
（三）他能介紹西洋學說，開發中國人的閉關思想。
當時中國人絕不知有世界之大與科學之名，一見世界地圖、時辰鐘等物，鹹驚為見所未見。
自利氏首先以西洋學說輸入中國，使中國在天文、曆數、輿地等等學術上，得開一新局面。
他所譯著的《天學初函》，分理、器兩編，一以發揮天主教義，一以介紹格緻之學，于中國學術界發生很大的影響。
綜利氏一生工作，不可謂非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開創功臣。
厥後繼承利氏而起的教士亦皆努力于此，藉學術以發揚教義。
天主教遂得流行于上級社會，極一時的興盛，但不久便引起了兩次非教風潮，一在明神宗時禮部侍郎沈?主動的，一在清聖祖時欽天監楊光先主動的，雖受一時的極大打擊，而基督教潛勢力的偉大未見稍衰。
及至教會内部發生派别之争，乃有解散耶稣會之舉，于是耶稣會自利氏以來一百九十年的工作歸于消滅。
但耶稣會雖經解散，而别派天主教乃繼續傳布，至今不絕。
距耶稣會滅亡後三十四年，有英國馬禮遜傳入基督新教于廣州，蓋即基督教第四期在中國的開始，迄今又傳布一百三十多年之久了。
當馬禮遜初來中國的時候，亦感受很多的困難，不獨遭中國人的反對，亦遭外國人的反對，英國商人既設法阻止其來華，葡萄牙人又恐影響其商業，加以天主教在澳門的教士百般的反對，不能入中國境内。
但馬氏排除一切阻礙，毅然來華，隐居廣州有二十七年之久，翻譯《聖經》，印刷書籍。
[470]厥後雖有英德美三國繼續來華的教士，然皆不能公開傳教，進入内地。
及至道光年間，因鴉片條約許開五口商埠，教士得傳教條約的保護，于是絡續而來，宣教事業日漸發達。
各宗派之來中國者，有一百三十餘派之多。
英國教士戴德生到上海，組織内地會，用刻苦的精神，推廣及于汕頭、甯波等等内地。
庚子一役，北方教會受義和團的反對，殺戮教士和教徒無數，但基督教反因此而更形發達。
直至民國成立，發生非教運動，基督教自知内容的腐敗，力圖整頓，有本色教會的提倡，脫離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于是基督教又造成一種新的趨勢。
總本期基督教的工作，影響及中國思想的改變，有很顯著的下列幾點： （一）平等自由的主張，掀動了中國固有的思想。
首先提倡男女平等，興辦女子教育，如福州的敏英女學，自辦理至今已曆七十餘年。
于是女子之讀書求知者日愈多，受教育之女子從階級制度中得解放。
提倡天足，撲滅纏足的惡風；婚姻自由，打破買賣式的制度。
今日女子解放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從此起頭的。
（二）介紹科學，較前期基督教尤為努力。
當時西來的教士，莫不以翻譯西洋科學書籍為最大工作。
于是中國學術界鑒于八股試帖的毫無實用，漸知研究科學，破除迷信。
當中國尚盛行科舉的時候，基督教即仿西洋學校制度創辦學校，列格緻為學校課程。
中國變法維新，廢科舉，設學校，而所采用的格緻課程，尤多仰給于教士的譯本。
當時教會所設立的譯著機關，如至今尚存的廣學會，乃其一也。
（三）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影響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
久伏于皇帝統治下的人民，漸知中國乃中國人的中國，不但發生種族的革命，尤其發生階級的革命，于是帝制果然推翻了，一切社會的組織亦漸趨于平等。
封建社會，階級制度，漸漸崩潰。
當革命未成之前，能公然宣傳平等思想，惟有藉條約保護的教會不受政府的幹涉。
是以有若幹革命領袖，都借教會為宣傳的地方，孫中山亦曾為基督徒，而受此種思想的影響的。
現在的基督教雖處在風雨飄搖的時候，為一般社會所唾棄，但追原其起初的貢獻，似不能從曆史上将它一筆抹煞。
三 思想解放與趨勢 五十年以前的中國人民，完全處于儒家思想支配之下，隻知道所謂三綱五常，緊緊地為舊禮教所束縛。
海禁既開，西洋學說随着各國商船載入中國，科學思想，平等精神，漸漸動搖了中國固有的禮教，産生出革命的思想。
首先倡種族革命的洪秀全，雖然功敗垂成，但種族平等的思想卻種入于中國一般人的腦海。
可惜這個時候，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皇恩深重，為滿清效忠，如曾國藩一流人，為中國舊禮教忠君主義的奴隸，猶抱着天下之大，中國獨尊，西學之入，認為是用夷變夏，當加以嚴厲拒絕。
士大夫中既不少此類人，無知愚民因此釀成排外的舉動，如義和團的扶清滅洋，結果反受了極大的損失。
于是從排外的思想變為媚外的态度，處處以摹仿西洋為事，全盤地承受外來的方法，以為凡屬西洋方法都是好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動。
康梁維新，演成戊戌的政變，雖亦失敗，而滿人已知道适應時勢，為表面上的敷衍。
卒以辛亥一舉，帝制消滅，成為五十年來新思想運動所結出的第一果實。
政治上雖有這一度的表現，而社會思想方面猶複蹈常習故，因循敷衍，于是陳獨秀等人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發起新思想運動的團體，發刊的《新青年》雜志，專以破壞舊禮教舊思想為務，青年人受其影響者速于置郵傳命。
同時胡适等提倡白話文，推翻貴族文學，吳稚晖等提倡注音字母，謀語言的統一，這都是思想解放的先聲。
厥後五四運動的霹靂，不但驚覺了政治家夜郎自大的心理，更是喚醒了全國人的迷夢。
從此解放之聲，自政治家以至于販夫走卒，鹹知奔馳于自由之路。
于是社團的組織日益多，鼓吹的刊物日益衆，有關于男女社交的，有關于家庭制度的，有關于文學思想的，有關于經濟組織的，有關于倫理道德的，莫不向舊社會舊思想宣布獨立，奔向自由的目的。
最近三民主義的革命成功，尤注意于民族的解放，努力于國際間的奮鬥，從不平等條約中求解放，謀建設一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宗教思想方面，當然要随着曆來的新思想運動發生極大的改變。
無論唯心唯物的人，都覺得儀式的宗教是一種迷信的表現，應當從人類社會中把它消滅。
尤其是唯物主義者，絕對不承認宗教的地位，要從根本上把它鏟除。
但在唯心的人，以為宗教尚有其精神上的價值，須從實質上加以改良，把精華的所在提貢于人們。
于是現在獨盛的佛教與基督教兩種，皆起了内部的革新運動，期适應現代的潮流。
此外關于中國固有的天祖崇拜，與種種神怪風水星相等迷信，皆已臻于末路，将不旋踵而消滅了。
這也是思想解放中的一種趨勢。
第二節 耶稣會的輸入與傳布 這時候在宗教中占得最大勢力的，除佛教外，隻有基督教一種了。
佛教在中國已有深長的曆史，影響于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很大；不過現在的佛教，也已經從宗教的地位變成哲學的研究了。
下等社會的信仰佛教，雖然還是帶着迷信的色彩，而智識階級中人大多主張吸取其學理，打倒其宗教。
在佛教本身方面，亦無何種特殊的貢獻足以引起社會的注意。
至于基督教，卻占了現在中國宗教中特别普遍的地位，所以值得特别的提起。
一 耶稣會的輸入 元代在中國傳布的基督教，也就是所謂天主教，不過當時有顯然的兩派：一派叫聶斯脫裡派，就是唐朝的景教，一派叫佛蘭西司可派，兩派曾經發生過沖突；但是在元朝滅亡以後，這兩派基督教都一齊消聲匿迹。
明朝的起初，正值歐洲有新舊教之争，那些舊教徒便向東方發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有耶稣會派教士沙勿略（St.Francisco&enspXavier&ensp1552），也有人翻做聖舫濟，[471]奉羅馬教會之命，從印度來到中國廣東的山川島——葡萄牙人居留地，葡萄牙商人恐怕基督教事業影響他們的商務，竭力阻止他到陸地上去，不多幾時他就死在這個島上。
後來就有同派的奴涅司（Nunes&ensp1555）、克魯司（Cruz&ensp1556），以及奧古斯丁派的赫拉達（Herrade），佛蘭西司可派的阿爾法羅（Alfars），先後來華，居于島上。
直至1560年，有法裡那尼（Valignani）來居澳門，[472]因不能入中國境内，乃于1571年建耶稣會教堂于澳門，努力于日本傳道事業。
他因為不能到中國，所以曾經對中國界上的石山發出沉痛的歎息，說道：“磐石呀！磐石呀！什麼時候可以開裂、歡迎吾主啊？”可見當時傳道進中國的不容易了。
到1580年，耶稣會繼續派遣羅明堅（Michaele&enspRuggieri或譯勞吉耳）與利瑪窦（Matteo&enspRicci）二人同到澳門，[473]法裡那尼便叫他們入中國傳教。
不久羅明堅回羅馬去了，獨利瑪窦改換僧服，潛入廣東肇慶，這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第三期的開始。
利瑪窦既然到了肇慶，學習中國語言，得了撫台的允許，請願朝廷，就在那裡建寺營居。
十年後他移居到韶州，便把肇慶的寺宇讓給司馬劉公。
起初，他為了便于居留的緣故，曾經身穿僧服，這時候聽了範禮安之勸，改穿中國儒者的服裝，以便與中國士大夫往來。
于是他的生活完全是中國化了；不獨專心研究中國文字，更能仿效中國下級社會的談吐，接交了許多中國文人學士。
1601年偕龐迪我同到北京，觐見中國皇帝明神宗，[474]把經像及萬國輿圖、自鳴鐘、雅琴等物獻給朝廷，頗蒙嘉獎，遂賃市房于京師。
在京約十年，至1610年病殁，朝廷賜予葬地。
綜計利氏在中國約三十年，由廣東到江西又到南京以及于北京，到處受中國士大夫的歡迎，甚至有慕其學問遠道來訪的。
因而皈依其教的有二百人之多，其中如鐘銘仁、黃明沙等人，後來竟因此而受極大的艱苦，又有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幫助他譯著了許多書籍。
他自己也能寫作流利的中文，所獻給建安王的《交友論》，出于他自己的手筆，後來經過萬曆進士王肯堂修改，但是他的原本文字亦很通順，可見他學問的淵博，所以得人的信仰。
欲知他的生平，有艾儒略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迹》。
二 教士的著作與事業 利瑪窦在中國傳教的工作，最大的貢獻厥有四項：（1）贊揚儒教，（2）結交名士，（3）介紹科學，（4）翻譯書籍。
大部分的工作還是在著作方面，在韓霖等所編的《聖教信證附錄》裡提起他所著的書，有《天主實義》、《畸人十篇》、《辨學遺牍》、《幾何原本》、《交友論》、《同文算指》、《乾坤體義》、《勾股義》等十五種。
在這編中所列舉的八十九個教士，大多數都有遺留的著作，最著名的如：龍華民著有《地震解》、《聖教日課》等八種；龐迪我有《七克》、《人類原始》等七種；高一志有《西學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勵學古言》、《幼童教育》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