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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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217]其緻不殊。
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共。
”[218]（見《弘明集》卷三） 繼之者則有張融，他與道士陸修靜為友，自稱為天下之逸民，臨終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表明其三教同重的思想。
同時周颙嘗與之讨論釋道，張融所著《少子》五卷雖已失傳，[219]但在《弘明集》中尚可以見他們互相問答的話（見《弘明集》卷六）。
張融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220]寂然不動，緻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世人不悟其同，故設鴻之喻，[221]以明同者其本，異者其末，故其結論則曰：“道同器殊。
”就是說：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不但佛道本于一源，即一切聖人的道，都是沒有分别的，所以說“百聖同投，本末無二”，竟承認萬教一緻的。
顧歡亦有同樣的論調，所著《夷夏論》有“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故不可以道之相同，而器亦雲一緻。
理之相若，俗亦盡然，佛教向西夷而發，道則向中夏而生”等語，[222]且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反，在實則合。
”又以舟車行遠為喻，以為行水行陸雖不同，而緻遠則一。
這些都是六朝時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于後世亦非常之大。
隋之王通，雖為純粹的儒家，但卻本修齊治平之道，觀察三教的利害，說道：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易》不雲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
’曰：‘其教何如？’‘西方之教也。
’”（見《文中子·周公》篇） 他以仲尼、老莊、釋迦并列，認三教同一，無異南北朝時的論調。
唐初雖有道釋争次之事，但是從武則天明定位次以後，[223]德宗則開三教講論，宣宗以後，每逢皇帝誕辰，必行三教談論。
韓愈雖辟釋老，謂李翺《複性書》參雜釋老，[224]但他自己所著《原性》，以子思孟子為骨幹，實以釋老為枝葉，嘗說“彼等以事解，我以心通”，[225]實已非儒教的本來面目，而含有釋老的意味，實足以開理學的先河。
宋代理學，雖明言反對佛老，而其思想實已充滿佛老質素。
僧如契嵩，尤力求儒佛調和，所著《輔教編》，[226]與宋儒理論完全相同。
德洪有詩贊契嵩[227]：“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
”王浮著《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
法琳作《破邪論》，謂佛遣弟子教化震旦，孔子即儒童菩薩，老子即摩诃迦葉。
穿鑿附會，以誣破誣，異常可笑；但三教一緻之思想，亦可見其普遍了。
劉谧著《三教平心論》，[228]多言三教本一之理，這種思想大都根源于六朝而來。
三 佛教宗派的産生 初期佛教本沒有什麼宗派，佛滅後五世紀前，隻有所謂大衆上座之争，厥後意見紛歧，又别為二十部。
馬鳴、龍樹而後，大乘說起，根據原始戒定慧三學，制教化教，執有執空，遂各異其趨向，于是漸演成為各種宗派。
入華以後，羅什譯經，始有宗派的流傳，喜研《三論》的，則稱為三論宗；講演《成實論》的，則稱為成實宗；有玩索《涅槃經》的，有學習《法華經》的，有弘傳《地論》、《攝論》的，皆無非根源于一經一論，而發揮其意旨。
隋唐以後，宗派始确然成立，便有普通所謂十三宗，即毗昙、成實、律、三論、涅槃、地論、淨土、禅、攝論、天台、華嚴、法相、真言等是。
厥後并涅槃于天台，并地論于華嚴，并攝論于法相，正式流傳的，隻有所謂十大宗派了。
言十大宗派的區别：毗昙宗則重三世因果，四谛十二因緣；成實宗則重人空法空，破除二障；律宗則重止持作持，戒行清淨；三論宗則重破除邪執，顯示正觀；淨土宗則重澄清念慮，往生淨土；禅宗則重以心傳心，恢複本來面目；天台宗則重教相觀心，融悟三谛；華嚴宗則重法性真如，圓融無礙；法相宗則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真言宗則重無顯非密，無密非顯。
說來本極話長，無煩瑣說了。
我們在這裡所應當知道的，就是有什麼宗派在中國思想界發生過影響；追溯它的淵源，卻不能不說到晉朝的南北兩系統。
南方系統中以慧遠為領袖，北方系統中以羅什為領袖。
慧遠為道安弟子，居于江西的廬山，可為當時南方佛教思想的中心，靜修禅定，勤求出世，持“沙門不拜王者”的主張，以攝心克欲為第一義。
在廬山所開的白蓮社，入社念佛的僧俗凡百二十三人之多，大半皆由北方慕道而來。
現在所流傳的《蓮社高賢傳》所列十八人中，如雷次宗、周續之等，皆當時的學者。
謝靈運為慧遠弟子，陶淵明常往來廬山，雖未列名在十八賢中，卻與蓮社有密切關系。
他們都抱着高逸之風，承當時崇奉老莊餘習，安閑樂道，嘯傲山水，不獨影響于南北朝一般的人生觀，且為佛教思想中最有潛力的一派。
後來所産生的淨土與禅，不可謂非根源于此。
因為蓮宗所揭橥的口宣佛号、心觀佛德，注重在三學中的定慧，定心凝觀，雖不能與後來“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的禅完全相符，而返觀自心，從教啟悟，确也是一種禅理，包含于當時念佛的意義之中。
誰也不能否認千餘年來佛教思想最普遍于中國社會的，就是念佛與參禅的兩種修行方法；不獨在梵刹中出家和尚暮鼓晨鐘，奉此為唯一法門；即三家村的老媪與智識界的居士，也莫不知道口宣阿彌陀佛、心念如來。
其影響之大，無待贅言。
至于北方思想，自羅什譯經長安，當時參與逍遙園譯務的有八百人之多，羅什弟子三千，尤為北方佛教的中堅分子。
當時所譯出的佛典，如《成實》、《三論》等論，空宗理論藉以廣傳；同時如《法華》、《般若》，亦皆于空論有所依輔。
固不待道猛、僧柔、慧次等的講演《成實》，道朗、僧诠、法朗、吉藏等的發揚《三論》，慧文、慧思、[229]智等的宣傳《法華》，而三論宗、成實宗、天台宗，已于其時開其端倪。
其譯經中的影響最大者，厥為般若部諸經，一切皆空之理賴以宣傳。
是以羅什所傳，大都偏于空宗，且趨重于理論方面，與南方系統之趨重實行，似有不同。
此外尚有兩種極普遍的思想：一為克欲的戒律，一為哲學的唯識，影響亦非常之大。
當時所譯出的《四分律》、《十誦律》、《僧祇律》，雖亦成為不同的派别，但在普通佛教認受戒為入道的第一法門，以為戒行清淨，定慧自生，實屬一緻。
不獨有出家的具足戒條，尤其有在家的優婆塞（夷）戒律，是以設戒壇，度僧尼，不待相部、南山、東塔之分，而律宗已成為佛教中的重要法門。
悟道莫先于禁欲，在中國思想中實生重大影響。
理學家所讨論的天理人欲，普通社會所持的戒殺放生，何莫非淵源于此種思想而來。
唯識為法相宗的哲學主張，其宗派的成立雖始自唐玄奘的弟子窺基，而當時憑法相以研究本體卻早具有。
[230]《俱舍》的七十五法，《成實》的八十四，分析色心王所之理，不獨在心理學上有相當的根基，尤為哲學上的智識論。
法相所主張唯識百法，分析更較詳細，哲學上的價值更為一般人所承認。
從現象的觀察以求得真理，适用三支因明的論理方法，承認阿賴耶為唯識種子，而歸結于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逃不出唯心論的哲學研究。
不過這種明顯的智識論，确為近代一般智識階級所歡迎，也有法相宗人的特别發揮，影響亦很不小。
此外雖尚有大乘終教的華嚴，秘密莊嚴的真言等，然隻供少數學者們的高深研究，與普通的社會思想似無直接影響。
所以在普通所謂佛教十宗派中，在當時及後世思想界中發生較大的影響的，隻有上述的幾種，如：念佛，參禅，一切皆空，制欲的戒律，與智識論，數者而已。
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共。
”[218]（見《弘明集》卷三） 繼之者則有張融，他與道士陸修靜為友，自稱為天下之逸民，臨終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表明其三教同重的思想。
同時周颙嘗與之讨論釋道，張融所著《少子》五卷雖已失傳，[219]但在《弘明集》中尚可以見他們互相問答的話（見《弘明集》卷六）。
張融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220]寂然不動，緻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世人不悟其同，故設鴻之喻，[221]以明同者其本，異者其末，故其結論則曰：“道同器殊。
”就是說：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來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釋教道教之分；不但佛道本于一源，即一切聖人的道，都是沒有分别的，所以說“百聖同投，本末無二”，竟承認萬教一緻的。
顧歡亦有同樣的論調，所著《夷夏論》有“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故不可以道之相同，而器亦雲一緻。
理之相若，俗亦盡然，佛教向西夷而發，道則向中夏而生”等語，[222]且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反，在實則合。
”又以舟車行遠為喻，以為行水行陸雖不同，而緻遠則一。
這些都是六朝時三教同源的意見，這種意見影響于後世亦非常之大。
隋之王通，雖為純粹的儒家，但卻本修齊治平之道，觀察三教的利害，說道：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易》不雲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
’曰：‘其教何如？’‘西方之教也。
’”（見《文中子·周公》篇） 他以仲尼、老莊、釋迦并列，認三教同一，無異南北朝時的論調。
唐初雖有道釋争次之事，但是從武則天明定位次以後，[223]德宗則開三教講論，宣宗以後，每逢皇帝誕辰，必行三教談論。
韓愈雖辟釋老，謂李翺《複性書》參雜釋老，[224]但他自己所著《原性》，以子思孟子為骨幹，實以釋老為枝葉，嘗說“彼等以事解，我以心通”，[225]實已非儒教的本來面目，而含有釋老的意味，實足以開理學的先河。
宋代理學，雖明言反對佛老，而其思想實已充滿佛老質素。
僧如契嵩，尤力求儒佛調和，所著《輔教編》，[226]與宋儒理論完全相同。
德洪有詩贊契嵩[227]：“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
”王浮著《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
法琳作《破邪論》，謂佛遣弟子教化震旦，孔子即儒童菩薩，老子即摩诃迦葉。
穿鑿附會，以誣破誣，異常可笑；但三教一緻之思想，亦可見其普遍了。
劉谧著《三教平心論》，[228]多言三教本一之理，這種思想大都根源于六朝而來。
三 佛教宗派的産生 初期佛教本沒有什麼宗派，佛滅後五世紀前，隻有所謂大衆上座之争，厥後意見紛歧，又别為二十部。
馬鳴、龍樹而後，大乘說起，根據原始戒定慧三學，制教化教，執有執空，遂各異其趨向，于是漸演成為各種宗派。
入華以後，羅什譯經，始有宗派的流傳，喜研《三論》的，則稱為三論宗；講演《成實論》的，則稱為成實宗；有玩索《涅槃經》的，有學習《法華經》的，有弘傳《地論》、《攝論》的，皆無非根源于一經一論，而發揮其意旨。
隋唐以後，宗派始确然成立，便有普通所謂十三宗，即毗昙、成實、律、三論、涅槃、地論、淨土、禅、攝論、天台、華嚴、法相、真言等是。
厥後并涅槃于天台，并地論于華嚴，并攝論于法相，正式流傳的，隻有所謂十大宗派了。
言十大宗派的區别：毗昙宗則重三世因果，四谛十二因緣；成實宗則重人空法空，破除二障；律宗則重止持作持，戒行清淨；三論宗則重破除邪執，顯示正觀；淨土宗則重澄清念慮，往生淨土；禅宗則重以心傳心，恢複本來面目；天台宗則重教相觀心，融悟三谛；華嚴宗則重法性真如，圓融無礙；法相宗則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真言宗則重無顯非密，無密非顯。
說來本極話長，無煩瑣說了。
我們在這裡所應當知道的，就是有什麼宗派在中國思想界發生過影響；追溯它的淵源，卻不能不說到晉朝的南北兩系統。
南方系統中以慧遠為領袖，北方系統中以羅什為領袖。
慧遠為道安弟子，居于江西的廬山，可為當時南方佛教思想的中心，靜修禅定，勤求出世，持“沙門不拜王者”的主張，以攝心克欲為第一義。
在廬山所開的白蓮社，入社念佛的僧俗凡百二十三人之多，大半皆由北方慕道而來。
現在所流傳的《蓮社高賢傳》所列十八人中，如雷次宗、周續之等，皆當時的學者。
謝靈運為慧遠弟子，陶淵明常往來廬山，雖未列名在十八賢中，卻與蓮社有密切關系。
他們都抱着高逸之風，承當時崇奉老莊餘習，安閑樂道，嘯傲山水，不獨影響于南北朝一般的人生觀，且為佛教思想中最有潛力的一派。
後來所産生的淨土與禅，不可謂非根源于此。
因為蓮宗所揭橥的口宣佛号、心觀佛德，注重在三學中的定慧，定心凝觀，雖不能與後來“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的禅完全相符，而返觀自心，從教啟悟，确也是一種禅理，包含于當時念佛的意義之中。
誰也不能否認千餘年來佛教思想最普遍于中國社會的，就是念佛與參禅的兩種修行方法；不獨在梵刹中出家和尚暮鼓晨鐘，奉此為唯一法門；即三家村的老媪與智識界的居士，也莫不知道口宣阿彌陀佛、心念如來。
其影響之大，無待贅言。
至于北方思想，自羅什譯經長安，當時參與逍遙園譯務的有八百人之多，羅什弟子三千，尤為北方佛教的中堅分子。
當時所譯出的佛典，如《成實》、《三論》等論，空宗理論藉以廣傳；同時如《法華》、《般若》，亦皆于空論有所依輔。
固不待道猛、僧柔、慧次等的講演《成實》，道朗、僧诠、法朗、吉藏等的發揚《三論》，慧文、慧思、[229]智等的宣傳《法華》，而三論宗、成實宗、天台宗，已于其時開其端倪。
其譯經中的影響最大者，厥為般若部諸經，一切皆空之理賴以宣傳。
是以羅什所傳，大都偏于空宗，且趨重于理論方面，與南方系統之趨重實行，似有不同。
此外尚有兩種極普遍的思想：一為克欲的戒律，一為哲學的唯識，影響亦非常之大。
當時所譯出的《四分律》、《十誦律》、《僧祇律》，雖亦成為不同的派别，但在普通佛教認受戒為入道的第一法門，以為戒行清淨，定慧自生，實屬一緻。
不獨有出家的具足戒條，尤其有在家的優婆塞（夷）戒律，是以設戒壇，度僧尼，不待相部、南山、東塔之分，而律宗已成為佛教中的重要法門。
悟道莫先于禁欲，在中國思想中實生重大影響。
理學家所讨論的天理人欲，普通社會所持的戒殺放生，何莫非淵源于此種思想而來。
唯識為法相宗的哲學主張，其宗派的成立雖始自唐玄奘的弟子窺基，而當時憑法相以研究本體卻早具有。
[230]《俱舍》的七十五法，《成實》的八十四，分析色心王所之理，不獨在心理學上有相當的根基，尤為哲學上的智識論。
法相所主張唯識百法，分析更較詳細，哲學上的價值更為一般人所承認。
從現象的觀察以求得真理，适用三支因明的論理方法，承認阿賴耶為唯識種子，而歸結于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逃不出唯心論的哲學研究。
不過這種明顯的智識論，确為近代一般智識階級所歡迎，也有法相宗人的特别發揮，影響亦很不小。
此外雖尚有大乘終教的華嚴，秘密莊嚴的真言等，然隻供少數學者們的高深研究，與普通的社會思想似無直接影響。
所以在普通所謂佛教十宗派中，在當時及後世思想界中發生較大的影響的，隻有上述的幾種，如：念佛，參禅，一切皆空，制欲的戒律，與智識論，數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