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時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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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宗教生活概況
一 東漢以後思想轉變的原因
從東漢以後,在思想方面有很顯然的改變。
這種改變的最大表現,就是由極端的尊儒變成為崇拜老佛,造成道佛二教對峙的形勢。
推厥原因,大旨不外乎三端。
(一)為漢代經學的反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崇六經以後,綜漢一代,前後凡三百五十年間,一般學者莫不以專研經學為務,或發揮其義理,或考核其訓诂;末流所及,乃至破碎支離,出奴入主。
班固嘗舉其流弊而言曰:“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見《漢書·藝文志·六藝序》)[155]這種情形往往使學者生厭,于是如魏武等的倡導法術,何、王等的大扇玄風,何莫非這種經術研究所激起的反動。
(二)為時局離亂的結果 漢末自黃巾叛亂,三國争衡,幹戈相尋,性命有如朝露;群雄既自相割據,骨肉且盡成刀俎,加以權奸起伏,傾軋淩夷,先王的禮法不足以防閑,儒家經世主義已無複支持能力;便相率鄙棄儒術,别求安心立命之道。
這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三)為老佛學說的影響 自王弼注《老》《易》,開六朝玄學之先,于是一般學者鹹以研精《老》《易》為一時風氣,以為儒學淺薄,不若老莊,老莊浮誕,不若佛理,于是舍儒學老,舍老學佛,這便成了當時學術思想上的普遍趨勢。
老佛學說因而大興,竟奪孔子的地位。
這三點不可謂非當時學術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但把它歸納起來,也可以說半由于喜新厭故,半由于時局紛擾。
二 道佛思想的發展 從上述種種原因所産生的結果,修仙學佛便成為這時代極普遍的趨向。
就道教言,從葛洪首倡黃白之術,著《抱樸子》以神其說以後,南齊的顧歡、梁的陶弘景等,[156]莫不努力于神仙道術的提倡。
道武帝崇信斯術,[157]服食仙藥;寇謙之退隐嵩山,獻圖錄之書,太武乃信從其說,為建天師道場,親受符箓,改元為太平真君。
後來有韋文秀、祁纖、绛略、吳劭、閻平仙、魯祈、王道翼、張遠遊、趙靜通、張賓、衛元嵩等道士出來,[158]都得當時帝王的寵幸,道教于是乎大盛了。
其時不獨服食導引、燒丹煉藥為一般人士所深信,尤其是《雲中科誡》齋醮科儀的方法,[159]也普遍于一般社會,大家以為神仙可學、不死有方,信從的人便日愈衆多了。
佛教亦然,其旨趣本與道教相符,深投當時人之所好,并且當時僧徒的來自西域的日愈衆多,如佛圖澄之于後趙,鸠摩羅什之于後秦,菩提達摩之于後魏,以及其他碩學高僧,或譯經論,或宏教理,一讀《高僧傳》所載,大半皆是這時候的人物。
同時,也有不少中國僧徒遠赴西域,以求梵典。
梁任公曾從《高僧傳》中搜羅得西遊僧人,而撰為《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謂自漢末朱士行起至唐貞元間有百零五人之多,佚名者尚八十二人,[160]這時代的人物占百分之四十有奇。
最著名的莫如晉初的法護、後秦的法顯,他們皆身曆險阻,廣求佛法,其影響于中國佛教者實至大。
統計當時胡僧來中國的有三千餘衆,譯著經典多至四百餘部,建立寺院有三萬餘所,出家僧尼數達二百萬之多,[161]這時期佛教的發達也就可以想見了。
三 南北朝的風氣 東晉以後,中國分裂,遂稱為南北朝;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則後魏之後,複分東西魏及北齊、北周,是漢以來最紛亂的時代。
篡弑逆亂,視為常事,南朝二十四君中,被弑者十一,被廢者三;北朝二十六君中,被弑者十五,被廢者一。
又有十六國之紛擾,始于宋元嘉十六年,曆百三十年之久,有五涼、二趙、三秦、四燕與夏、成、漢等國。
紛亂情形,可見一斑。
不獨學術文化大受影響,即宗教風習亦因而變遷。
南朝承西晉風氣,鄙棄儒術,主張放任,清談之風猶未盡息;以退隐為務,以曠達為高,流連佛道,不問世務,養成柔靡之民風,無力複偏安之局。
北朝來自蒙古,民風強悍,不脫遊牧之習;對于南方風氣甚表不滿,雖亦崇信佛教,卻拒斥老莊的浮誕,反而尊重儒術,廣興大學;劉淵父子的好學經史,劉曜、苻堅的振興學校,[162]後魏孝文的精通文藝,儒術因以大興;彬彬文學之盛,反較南朝為優,遂使重道重儒的南北風氣,似顯然中分鴻溝。
綜此二百餘年間,趨向各别;即就人材而論,自西晉以來,在南方儒學衰微,研究經術者,除杜預、範甯而外,王弼雖曾注《易》,卻與老學混合;齊之王儉,梁之皇侃,為當時僅有之經學家。
而北朝則後魏之徐遵明兼通諸經,盧景裕、李周仁、李铉等皆通經術,尤以李铉等為北齊所重。
其弟子熊安仁為北齊博士,劉炫、劉焯俱博學而富著述。
同時南朝之文學家,如謝靈運、顔延年、張融、徐陵、沈約、庾信之徒,無不耽好内典,梁世諸帝尤多皈依浮屠,羅什及沙門之譯著經論,一讀《弘明集》,知佛典的發揚反駕儒術而上。
不若北朝諸帝中的雅好經史者不一其人,如劉淵之師事崔遊,勤習五經,其子劉和、劉宣師事孫炎,經史百家無所不通。
劉聰亦從學崔嶽,立太學于長樂宮,立小學于未央宮,選民間俊秀,教以經術。
苻堅雖為氐人,幼好學儒,用王猛輔政,一月三臨太學,獎勵周孔微言。
慕容皝立東庠于舊宮,親自臨考。
他如姚興與範勖、姜龛講究經籍,[163]姚泓、沮渠蒙遜等無不好研經史。
後魏如道武設太學,置五經博士,獻文建鄉學,孝文修國子大學四門小學,造明堂辟雍,獎勵經術。
此皆北方重儒的大概情形,宜乎南北風氣的截然各别。
惟佛教信仰,南北皆極興盛,在宗教生活方面受佛教影響,尤為中國曆史上不可諱言的事。
第二節 魏晉的人生觀 一 清談派的影響 研究當時的人生觀,清談派足以為代表,清談之風何自生?由于漢末人的過重名節,弊乃至于狷介偏固,不願為禮儀法度所拘束。
降及魏晉,遂生反響。
加以政權時移,佛說東漸,一時士夫托名風流,不預世務;既求避禍,複賤禮法;開其端者,厥推王、何,他們祖述老莊,主張虛無,謂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阮籍繼之,作《大人先生傳》,以為世之禮法君子如虱之處褲。
慕其風者,有王衍、樂廣,後進遂以老莊為宗,賤黜六經,以言禮言治者為俗吏迂儒。
載酒遨遊,放談玄妙,則所謂竹林七賢者是其代表,嵇康、阮籍尤為領袖。
七賢之外,王澄、阮修、畢卓、謝鲲,皆以放任為達,甚至醉裸通衢,盜酒被執,“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在這些人原是一時不得已的辦法,但因此而造成一代風氣,影響到社會國家非常之大,幾使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莫不趨向到消極厭世的境界,不能不說是清談派始作之俑。
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大概含着兩種質素:一根于老莊的學說,一原于浮屠的旨趣。
當時學者莫不出入老佛,麈尾念珠,同普遍于士夫手中。
《陳書·馬樞傳》載邵陵王蕭綸親講《大品經》,[164]複命馬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達二千人,可見南朝風尚猶不脫清談遺風。
自宋至陳,雖朝代數遷,而信老信佛,繼續不替。
老佛既混合為一,而老佛思想結成為一種逍遙閑适、清靜無為的人生觀。
晉祚的不永,時局的紛亂,清談派實不能辭其咎。
其流風所及,曆隋唐而未已,助長佛焰,潛力尤大。
故在宗教思想史上,清談之風實為儒佛的一大過渡時期。
二 縱樂人生的傾向 縱樂人生,也是厭世思想的一種表現;他們看時世既不可為,便抱着“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的态度,以為人生至暫,行樂必須及時,像《列子·楊朱》篇所記: “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
這種改變的最大表現,就是由極端的尊儒變成為崇拜老佛,造成道佛二教對峙的形勢。
推厥原因,大旨不外乎三端。
(一)為漢代經學的反動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崇六經以後,綜漢一代,前後凡三百五十年間,一般學者莫不以專研經學為務,或發揮其義理,或考核其訓诂;末流所及,乃至破碎支離,出奴入主。
班固嘗舉其流弊而言曰:“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見《漢書·藝文志·六藝序》)[155]這種情形往往使學者生厭,于是如魏武等的倡導法術,何、王等的大扇玄風,何莫非這種經術研究所激起的反動。
(二)為時局離亂的結果 漢末自黃巾叛亂,三國争衡,幹戈相尋,性命有如朝露;群雄既自相割據,骨肉且盡成刀俎,加以權奸起伏,傾軋淩夷,先王的禮法不足以防閑,儒家經世主義已無複支持能力;便相率鄙棄儒術,别求安心立命之道。
這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三)為老佛學說的影響 自王弼注《老》《易》,開六朝玄學之先,于是一般學者鹹以研精《老》《易》為一時風氣,以為儒學淺薄,不若老莊,老莊浮誕,不若佛理,于是舍儒學老,舍老學佛,這便成了當時學術思想上的普遍趨勢。
老佛學說因而大興,竟奪孔子的地位。
這三點不可謂非當時學術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但把它歸納起來,也可以說半由于喜新厭故,半由于時局紛擾。
二 道佛思想的發展 從上述種種原因所産生的結果,修仙學佛便成為這時代極普遍的趨向。
就道教言,從葛洪首倡黃白之術,著《抱樸子》以神其說以後,南齊的顧歡、梁的陶弘景等,[156]莫不努力于神仙道術的提倡。
道武帝崇信斯術,[157]服食仙藥;寇謙之退隐嵩山,獻圖錄之書,太武乃信從其說,為建天師道場,親受符箓,改元為太平真君。
後來有韋文秀、祁纖、绛略、吳劭、閻平仙、魯祈、王道翼、張遠遊、趙靜通、張賓、衛元嵩等道士出來,[158]都得當時帝王的寵幸,道教于是乎大盛了。
其時不獨服食導引、燒丹煉藥為一般人士所深信,尤其是《雲中科誡》齋醮科儀的方法,[159]也普遍于一般社會,大家以為神仙可學、不死有方,信從的人便日愈衆多了。
佛教亦然,其旨趣本與道教相符,深投當時人之所好,并且當時僧徒的來自西域的日愈衆多,如佛圖澄之于後趙,鸠摩羅什之于後秦,菩提達摩之于後魏,以及其他碩學高僧,或譯經論,或宏教理,一讀《高僧傳》所載,大半皆是這時候的人物。
同時,也有不少中國僧徒遠赴西域,以求梵典。
梁任公曾從《高僧傳》中搜羅得西遊僧人,而撰為《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謂自漢末朱士行起至唐貞元間有百零五人之多,佚名者尚八十二人,[160]這時代的人物占百分之四十有奇。
最著名的莫如晉初的法護、後秦的法顯,他們皆身曆險阻,廣求佛法,其影響于中國佛教者實至大。
統計當時胡僧來中國的有三千餘衆,譯著經典多至四百餘部,建立寺院有三萬餘所,出家僧尼數達二百萬之多,[161]這時期佛教的發達也就可以想見了。
三 南北朝的風氣 東晉以後,中國分裂,遂稱為南北朝;南朝宋、齊、梁、陳,北朝則後魏之後,複分東西魏及北齊、北周,是漢以來最紛亂的時代。
篡弑逆亂,視為常事,南朝二十四君中,被弑者十一,被廢者三;北朝二十六君中,被弑者十五,被廢者一。
又有十六國之紛擾,始于宋元嘉十六年,曆百三十年之久,有五涼、二趙、三秦、四燕與夏、成、漢等國。
紛亂情形,可見一斑。
不獨學術文化大受影響,即宗教風習亦因而變遷。
南朝承西晉風氣,鄙棄儒術,主張放任,清談之風猶未盡息;以退隐為務,以曠達為高,流連佛道,不問世務,養成柔靡之民風,無力複偏安之局。
北朝來自蒙古,民風強悍,不脫遊牧之習;對于南方風氣甚表不滿,雖亦崇信佛教,卻拒斥老莊的浮誕,反而尊重儒術,廣興大學;劉淵父子的好學經史,劉曜、苻堅的振興學校,[162]後魏孝文的精通文藝,儒術因以大興;彬彬文學之盛,反較南朝為優,遂使重道重儒的南北風氣,似顯然中分鴻溝。
綜此二百餘年間,趨向各别;即就人材而論,自西晉以來,在南方儒學衰微,研究經術者,除杜預、範甯而外,王弼雖曾注《易》,卻與老學混合;齊之王儉,梁之皇侃,為當時僅有之經學家。
而北朝則後魏之徐遵明兼通諸經,盧景裕、李周仁、李铉等皆通經術,尤以李铉等為北齊所重。
其弟子熊安仁為北齊博士,劉炫、劉焯俱博學而富著述。
同時南朝之文學家,如謝靈運、顔延年、張融、徐陵、沈約、庾信之徒,無不耽好内典,梁世諸帝尤多皈依浮屠,羅什及沙門之譯著經論,一讀《弘明集》,知佛典的發揚反駕儒術而上。
不若北朝諸帝中的雅好經史者不一其人,如劉淵之師事崔遊,勤習五經,其子劉和、劉宣師事孫炎,經史百家無所不通。
劉聰亦從學崔嶽,立太學于長樂宮,立小學于未央宮,選民間俊秀,教以經術。
苻堅雖為氐人,幼好學儒,用王猛輔政,一月三臨太學,獎勵周孔微言。
慕容皝立東庠于舊宮,親自臨考。
他如姚興與範勖、姜龛講究經籍,[163]姚泓、沮渠蒙遜等無不好研經史。
後魏如道武設太學,置五經博士,獻文建鄉學,孝文修國子大學四門小學,造明堂辟雍,獎勵經術。
此皆北方重儒的大概情形,宜乎南北風氣的截然各别。
惟佛教信仰,南北皆極興盛,在宗教生活方面受佛教影響,尤為中國曆史上不可諱言的事。
第二節 魏晉的人生觀 一 清談派的影響 研究當時的人生觀,清談派足以為代表,清談之風何自生?由于漢末人的過重名節,弊乃至于狷介偏固,不願為禮儀法度所拘束。
降及魏晉,遂生反響。
加以政權時移,佛說東漸,一時士夫托名風流,不預世務;既求避禍,複賤禮法;開其端者,厥推王、何,他們祖述老莊,主張虛無,謂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阮籍繼之,作《大人先生傳》,以為世之禮法君子如虱之處褲。
慕其風者,有王衍、樂廣,後進遂以老莊為宗,賤黜六經,以言禮言治者為俗吏迂儒。
載酒遨遊,放談玄妙,則所謂竹林七賢者是其代表,嵇康、阮籍尤為領袖。
七賢之外,王澄、阮修、畢卓、謝鲲,皆以放任為達,甚至醉裸通衢,盜酒被執,“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在這些人原是一時不得已的辦法,但因此而造成一代風氣,影響到社會國家非常之大,幾使上自王公,下至士庶,莫不趨向到消極厭世的境界,不能不說是清談派始作之俑。
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大概含着兩種質素:一根于老莊的學說,一原于浮屠的旨趣。
當時學者莫不出入老佛,麈尾念珠,同普遍于士夫手中。
《陳書·馬樞傳》載邵陵王蕭綸親講《大品經》,[164]複命馬樞講《維摩》、《老子》、《周易》,道俗聽者達二千人,可見南朝風尚猶不脫清談遺風。
自宋至陳,雖朝代數遷,而信老信佛,繼續不替。
老佛既混合為一,而老佛思想結成為一種逍遙閑适、清靜無為的人生觀。
晉祚的不永,時局的紛亂,清談派實不能辭其咎。
其流風所及,曆隋唐而未已,助長佛焰,潛力尤大。
故在宗教思想史上,清談之風實為儒佛的一大過渡時期。
二 縱樂人生的傾向 縱樂人生,也是厭世思想的一種表現;他們看時世既不可為,便抱着“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的态度,以為人生至暫,行樂必須及時,像《列子·楊朱》篇所記: “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