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育經費與政府其他經費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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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補助金總額中，無法抽出單列。
1933—1934年度這項金額為2，474，136元（參見内部第16号文件）。
若1934—1935年度補助金的數額相同的話，教育支出應為21，508，617元，即占政府總預算的2.77%。
原來行政院主計處建議的1931—1932财政年度的最初國民政府預算，是列有教育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門名下的教育支出估計值的。
經中央政治委員會審批後的預算，就沒有列得如此詳細的項目了。
然而，本書在這裡倒可以試圖利用上述建議中的估計值，來确定這些部門曾打算花多少錢用于它們自己的教育事業。
表331931—1932年度教育部之外 中央政府各部門名下的教育支出情況表 1—10.見資料I的表格，其中,1—8包括學校、科研及實驗機構。
11.同上，資料K，第5頁。
12.鐵道部：《十年來全國鐵路教育支出表》，《鐵路公報》第255期，1932年4月19日。
Woodhead,ChinaYearBook,1933.Tableon“OperatingExpense”，1929，p.291. 13.資料J3，《高等教育統計》，表69。
從表33可以看出，教育部之外的中央各部門在1931—1932年度教育預算為22，737，588元。
扣除專項預算為21，473，746元，占中央總預算的2.4%。
同年，教育部名下的教育預算是21,027，268元，即占中央總預算的2.36%。
這樣，中央政府教育預算為42，501,014元，占政府總預算的4.76%。
若包括用于鐵路和交通大學的專項預算在内，教育預算則為43，764，856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4.9%了。
其中，實業部投入教育和實驗等的預算占本部預算比例最大，占到了26.2%。
軍事部門為軍事大專院校、軍校、培訓班及其他各類軍事教育（包括海外留學）提供的經費最多，達18，819，485元。
但是，與龐大的軍事預算相比，教育預算隻占其部門預算總額的4.57%而已。
省級政府 表34省級政府預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和軍事支出所占比例對照表 續表 表34表明，在國民革命之前，各省政府普遍忽視公共教育，這從教育預算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看出。
在1913—1914年度，根據13個省的報告，其教育預算占省總預算的百分比平均為0.65%。
第二年，17個省教育預算占比增加到了0.96%；1916—1917年度，26個省的這一百分比增加到了6.3%；而到1919—1920年度，26個省的百分比卻又降到了1.83%。
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後，各省都開始大幅度增加教育預算的比例。
從收集到的五份1929—1930年度預算可看出，湖北、江蘇、安徽、湖南、雲南五省投入教育預算的百分比分别為11.1%、23.8%、20.1%、15.2%、3.2%。
從積年平均來看，從1929年到1932年，江蘇先後以23.8%、21.1%、20.1%、19.6%的比例位列教育财政投入之首。
世界經濟蕭條、國内的自然災害以及外國侵略，阻止了教育投入上升的趨勢。
百分比中位值從1930—1931年度的14%（12個省）下降到了1931—1932年的10.7%（19個省）。
根據手頭可用預算數據，1932—1933年度湖北、浙江、江西、廣東和山東五省教育預算百分比的中位值隻有10.5%，但其中有四個省的報告顯示，用于教育的實際支出占省總支出的百分比，已經高于預算所占的百分比了： 經過對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于1932年11月的1931—1932财政年度省市級财政預算注93的進一步研究，可以看出：20個省和5個特别市報告的合計支出預算是388，594，574元，其中合計有70，740，706元（即18.05%）用于教育。
分開來說，20個省是将348，348，777元中的66，369，551元（即19.15%）用于教育；5個特别市是将40，245，797元中的4，371，155元（即10.8%）用于教育。
漢口特别市在被湖北省政府接管之前，曾決定将其1929—1930年度總預算支出7，594，632.32元中的749，880元（即9.87%）用于教育。
而這一年該市實際總支出為5，775，624.58元，教育實際支出為727，470.23元，占總支出的12.6%。
注94所有這些數據清楚表明，盡管存在巨大的内憂外患，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對教育支持的重視已高于以前。
除了浙江省外，筆者沒能收集到其他省份有關教育廳之外省政府部門名下教育支出的數據。
1931—19
1933—1934年度這項金額為2，474，136元（參見内部第16号文件）。
若1934—1935年度補助金的數額相同的話，教育支出應為21，508，617元，即占政府總預算的2.77%。
原來行政院主計處建議的1931—1932财政年度的最初國民政府預算，是列有教育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門名下的教育支出估計值的。
經中央政治委員會審批後的預算，就沒有列得如此詳細的項目了。
然而，本書在這裡倒可以試圖利用上述建議中的估計值，來确定這些部門曾打算花多少錢用于它們自己的教育事業。
表331931—1932年度教育部之外 中央政府各部門名下的教育支出情況表 1—10.見資料I的表格，其中,1—8包括學校、科研及實驗機構。
11.同上，資料K，第5頁。
12.鐵道部：《十年來全國鐵路教育支出表》，《鐵路公報》第255期，1932年4月19日。
Woodhead,ChinaYearBook,1933.Tableon“OperatingExpense”，1929，p.291. 13.資料J3，《高等教育統計》，表69。
從表33可以看出，教育部之外的中央各部門在1931—1932年度教育預算為22，737，588元。
扣除專項預算為21，473，746元，占中央總預算的2.4%。
同年，教育部名下的教育預算是21,027，268元，即占中央總預算的2.36%。
這樣，中央政府教育預算為42，501,014元，占政府總預算的4.76%。
若包括用于鐵路和交通大學的專項預算在内，教育預算則為43，764，856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4.9%了。
其中，實業部投入教育和實驗等的預算占本部預算比例最大，占到了26.2%。
軍事部門為軍事大專院校、軍校、培訓班及其他各類軍事教育（包括海外留學）提供的經費最多，達18，819，485元。
但是，與龐大的軍事預算相比，教育預算隻占其部門預算總額的4.57%而已。
省級政府 表34省級政府預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和軍事支出所占比例對照表 續表 表34表明，在國民革命之前，各省政府普遍忽視公共教育，這從教育預算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看出。
在1913—1914年度，根據13個省的報告，其教育預算占省總預算的百分比平均為0.65%。
第二年，17個省教育預算占比增加到了0.96%；1916—1917年度，26個省的這一百分比增加到了6.3%；而到1919—1920年度，26個省的百分比卻又降到了1.83%。
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後，各省都開始大幅度增加教育預算的比例。
從收集到的五份1929—1930年度預算可看出，湖北、江蘇、安徽、湖南、雲南五省投入教育預算的百分比分别為11.1%、23.8%、20.1%、15.2%、3.2%。
從積年平均來看，從1929年到1932年，江蘇先後以23.8%、21.1%、20.1%、19.6%的比例位列教育财政投入之首。
世界經濟蕭條、國内的自然災害以及外國侵略，阻止了教育投入上升的趨勢。
百分比中位值從1930—1931年度的14%（12個省）下降到了1931—1932年的10.7%（19個省）。
根據手頭可用預算數據，1932—1933年度湖北、浙江、江西、廣東和山東五省教育預算百分比的中位值隻有10.5%，但其中有四個省的報告顯示，用于教育的實際支出占省總支出的百分比，已經高于預算所占的百分比了： 經過對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于1932年11月的1931—1932财政年度省市級财政預算注93的進一步研究，可以看出：20個省和5個特别市報告的合計支出預算是388，594，574元，其中合計有70，740，706元（即18.05%）用于教育。
分開來說，20個省是将348，348，777元中的66，369，551元（即19.15%）用于教育；5個特别市是将40，245，797元中的4，371，155元（即10.8%）用于教育。
漢口特别市在被湖北省政府接管之前，曾決定将其1929—1930年度總預算支出7，594，632.32元中的749，880元（即9.87%）用于教育。
而這一年該市實際總支出為5，775，624.58元，教育實際支出為727，470.23元，占總支出的12.6%。
注94所有這些數據清楚表明，盡管存在巨大的内憂外患，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對教育支持的重視已高于以前。
除了浙江省外，筆者沒能收集到其他省份有關教育廳之外省政府部門名下教育支出的數據。
19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