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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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進而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吾侪确信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有其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類精神生活，不能離卻物質生活而獨自存在。
吾侪又确信人類之物質生活，應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發展為限度，太豐妨焉，太觳妨焉，應使人人皆為不豐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
吾侪認儒家解答本問題，正以此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為合理。
”“吾侪今所欲讨論者，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态之下，如何而能應用儒家之均安主義，使人人能在當時此地之環境中，得不豐不觳的物質生活實現而普及。
換言之，則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餘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此吾侪對于本國乃至對于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
” 其思想之沖突而相成，實一最奇幻之事也。
文化非一端可罄，學術亦非一事可概。
近人提倡孔、老哲學者，既由舊理想一變而為新理想，而研究考據之學者，又因交通之關系、物質之發展，亦陰受其賜，而有與世界各國學者共同研究之風。
如殷虛之古甲骨，如漢、晉之木簡，如敦煌石室之古寫本，既自清季發見，而中外學者聞聲相應，研尋考索所得，于古史事大有發明。
故論者謂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衆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3]（抗父氏）：“（一）殷商文字。
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洹水崖岸為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
估客攜至京，為福山王懿榮所得。
庚子秋，王殉難，所藏悉歸丹徒劉鐵雲鹗。
而洹水之虛，土人于農隙掘地，歲皆有得，亦歸劉氏。
光、宣間所出，則大半歸于上虞羅叔言振玉。
王氏所藏凡千餘片，劉氏藏三千餘片，羅氏藏二三萬片。
其餘散在諸家者，當以萬計。
而駐彰德之某國牧師[4]，所藏亦近萬片。
其拓墨影印成書者，有劉氏之《鐵雲藏龜》十冊，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後編二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後英人哈同複得劉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
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蔔祭祀伐征行幸田獵之事，其文字較比彜器尤古，且所裨益于文字學者尤大。
（二）漢晉木簡。
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之所發掘。
博士于光緒壬寅、癸卯間，曾遊我國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以前遺物甚夥。
複于尼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四十枚。
博士所著《于阗之故迹》（AncientKhotan）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Ed．Chavannes）為之箋釋。
又于丁未、戊申間，複遊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于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
複于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
于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
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于吐魯番近側，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
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複為之考釋，影印成書。
羅君複與海甯王靜安氏國維重加考訂，于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
石室之開，蓋在光緒己亥、庚子之際，然至光緒季年尚未大顯。
至戊申歲，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P.Pelliot）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為我國人所知。
其留在石室者，尚近萬卷。
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
前後複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
其中佛典居百之九，其四部書為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氏傳》及陸氏《尚書釋文》、麋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經》；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幹種而已。
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
羅氏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
越一年，複印行其影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
又十一年，癸醜，複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
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
又四年，辛酉，伯氏複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羅君，石印以行世。
”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啟超）：“吾侪确信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有其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類精神生活，不能離卻物質生活而獨自存在。
吾侪又确信人類之物質生活，應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發展為限度，太豐妨焉，太觳妨焉，應使人人皆為不豐不觳的平均享用，以助成精神生活之自由而向上。
吾侪認儒家解答本問題，正以此為根本精神，于人生最為合理。
”“吾侪今所欲讨論者，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态之下，如何而能應用儒家之均安主義，使人人能在當時此地之環境中，得不豐不觳的物質生活實現而普及。
換言之，則如何而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餘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
此吾侪對于本國乃至對于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
” 其思想之沖突而相成，實一最奇幻之事也。
文化非一端可罄，學術亦非一事可概。
近人提倡孔、老哲學者，既由舊理想一變而為新理想，而研究考據之學者，又因交通之關系、物質之發展，亦陰受其賜，而有與世界各國學者共同研究之風。
如殷虛之古甲骨，如漢、晉之木簡，如敦煌石室之古寫本，既自清季發見，而中外學者聞聲相應，研尋考索所得，于古史事大有發明。
故論者謂今日專門舊學之進步，實與群衆普通舊學之退步為正比例，是亦一奇幻之事也。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3]（抗父氏）：“（一）殷商文字。
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洹水崖岸為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
估客攜至京，為福山王懿榮所得。
庚子秋，王殉難，所藏悉歸丹徒劉鐵雲鹗。
而洹水之虛，土人于農隙掘地，歲皆有得，亦歸劉氏。
光、宣間所出，則大半歸于上虞羅叔言振玉。
王氏所藏凡千餘片，劉氏藏三千餘片，羅氏藏二三萬片。
其餘散在諸家者，當以萬計。
而駐彰德之某國牧師[4]，所藏亦近萬片。
其拓墨影印成書者，有劉氏之《鐵雲藏龜》十冊，羅氏之《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後編二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後英人哈同複得劉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
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蔔祭祀伐征行幸田獵之事，其文字較比彜器尤古，且所裨益于文字學者尤大。
（二）漢晉木簡。
實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之所發掘。
博士于光緒壬寅、癸卯間，曾遊我國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發掘古寺廢址，得唐以前遺物甚夥。
複于尼雅河之下流，獲魏、晉間人所書木簡四十枚。
博士所著《于阗之故迹》（AncientKhotan）中，曾揭其影本，法國沙畹教授（Ed．Chavannes）為之箋釋。
又于丁未、戊申間，複遊新疆全土及甘肅西部，于敦煌西北長城遺址，發掘兩漢人所書木簡，約近千枚。
複于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後漢人所書木簡十餘枚。
于羅布淖爾東北海頭故城，得魏、晉間木簡百餘枚，皆當時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
其後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後所派遣之西域探險隊，僅于吐魯番近側，得魏、晉間木簡三四枚而已。
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簡，沙畹教授複為之考釋，影印成書。
羅君複與海甯王靜安氏國維重加考訂，于甲寅之春，印以行世，為《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寫書。
石室之開，蓋在光緒己亥、庚子之際，然至光緒季年尚未大顯。
至戊申歲，斯坦因博士與法國伯希和（P.Pelliot）先後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書各數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諸古國文字無算，始為我國人所知。
其留在石室者，尚近萬卷。
後取歸學部所立之京師圖書館。
前後複經盜竊，散歸私家者，亦數千卷。
其中佛典居百之九，其四部書為我國宋以後所久佚者：經部則有未經天寶改字之古文《尚書孔氏傳》及陸氏《尚書釋文》、麋信《春秋穀梁傳解釋》、鄭氏《論語注》、陸法言《切韻》；史部則有孔衍《春秋後語》，唐時西州、沙州諸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子部則有《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經》；集部則有《玄謠集》《雜曲子》及唐人通俗詩、小說各若幹種而已。
逸四部書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經論，尚不在此數，皆宋、元以後所未見也。
羅氏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寫為《敦煌石室遺書》，排印行世。
越一年，複印行其影本，為《石室秘寶》十五種。
又十一年，癸醜，複刊行《鳴沙石室逸書》十八種。
又五年戊午，刊行《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書續編》四種。
又四年，辛酉，伯氏複以陸法言《切韻》三種影本寄羅君，石印以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