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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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育普及之說，萌芽是時，故白話書報往往出版于各大都會，而浙江之《杭州白話報》、北京之《京話日報》，其最著者也。
又因基督教所設學校，其教科書頗用白話，于是亦有仿為之者，是即今日學校用語體文之濫觞矣。
至各地之造拼音文字者，首有廣東王炳燿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廣者，為直隸王照氏之官話字母。
因官廳之提倡，北京、天津、東三省、山西傳習者甚衆，其後浙江勞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簡字，奏設學堂于江甯，大江南北習之者亦不少。
” 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統一國語問題》：“民國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頒布讀音統一會章程。
二年二月十五日開會，三閱月而會畢，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五百餘。
”“會員七十九人，會議選用字母時，頗多争執。
結果，議決用固有之漢字，擇筆畫最簡單者，取其雙聲以為聲母，取其疊韻以為韻母，其寫法，則凡與楷書易混者，皆改用篆體。
”“民國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 于是小學校之讀本，改國文為國語，師範學校亦以國語與國文并教。
然其始冀以省筆之字母，代繁筆之漢文者，後則變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
而讀音雖号統一，又有京音及國音之别，各成風氣，不相為謀，統一之期，蓋有待也。
與改造漢字并時而興者，有中國打字機，而其原，則本于漢字之不可廢。
《創制中國打字機圖說》（王汝鼎）：“日本山本憲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與西文相較，其便與利之點，悉屬中文；而不便與不利者，都系西文。
因知中文為現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種文字，西文之勃興，徒以随其國勢而然耳。
故其斷案曰：中國文字，不獨現今流行于東亞各國，他日必遍布于宇内。
倡漢文廢止論者，妄也；倡漢文節減論者，亦妄也。
” 初，美、日兩國均思創造中文打字機，均未完善。
有無錫周厚坤者，創造一機，能配置中文六千字。
《創制中國打字機圖說》：“一美國教士之寓北京者曰翕腓而特，于1899年，創一打字機，形為一直徑四尺之大平圓闆，上置四千整形之中國字模印，附以其他成印之機件，惜尚未完全制成。
”“又有一日本工程師，其機方在實驗中。
”“周君厚坤，1910年，留學美國意裡那大學，習鐵路工程科。
明年，轉學于波士頓麻省理工大學，改習機械、造船兩科。
1914年同時畢業，得機械、造船兩學士位。
1912年，創造中國打字機。
”“其機内部有同式之圓筒四，每簡直徑三英寸，長十英寸。
于其周圍，約可配一千五百字，字之大小，為一英方寸四分之一。
四筒共可配置六千字，此數可随意增減。
一十字機架，支于兩端之機幹上，負此四筒，如太陽之環以行星焉。
”[1] 周仍思實驗而再求改良，此可以見漢字之不适于用之說，未可盡信也。
歐戰以後，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亦複不滿于近世歐、美各國之思想制度。
故極端之改革派，往往與俄國之過激主義相近，次則誦述吾國老、莊、鮑生之說，期反于原人社會，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時勢使然也。
然因此現象，複生二種思潮：一則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一則欲昌明吾國之真文化，又以歐、美人之自訟其短，有取法于吾國先哲之思。
《申報·德國通信》：“德國近半世紀以來，因物質文明發達之故，一般人多趨重物質主義，而喪失精神生活。
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約逃出物質，反于自然。
于是所謂遊鳥及自由德意志青年等等團體發生。
此等團員，大率衣履務尚儉樸，行動極求自由，其出版物中，曾有一文曰《莊子解說中之道教》，文中極推崇老子，并謂老子堪作彼輩唯一無二之大師雲。
現在德國智識階級中，幾無一人不知老子。
除老派外，又有所謂孔派，凡屬國際青年團之人，幾無一人不知孔子。
該團每次開會，往往先讀《論語》一節，頗似耶稣教徒之念《聖經》。
至于演說，更屢次提及孔子，對于孔子文化所陶養之中國人，尤引為唯一無二之良友。
” 而吾國人以昌明東方文化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以生。
《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篇》（陳嘉異）：“東方文化一語，其内涵之意義，決非僅如所謂國故之陳腐幹枯。
精密言之，實含有中國民族之精神或中國民族再興之新生命之義蘊。
所謂吾人之大任一語，乃對吾民族而言，非對一二先哲為言；抑非僅對吾民族而言，實對世界人類而言。
以故吾人今日所以振興東方文化之道，不在存古，乃在存中國。
抑且進而存人類所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亦尚非保存國粹之說所得而自阈者也。
”
又因基督教所設學校，其教科書頗用白話，于是亦有仿為之者，是即今日學校用語體文之濫觞矣。
至各地之造拼音文字者，首有廣東王炳燿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廣者，為直隸王照氏之官話字母。
因官廳之提倡，北京、天津、東三省、山西傳習者甚衆，其後浙江勞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簡字，奏設學堂于江甯，大江南北習之者亦不少。
” 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統一國語問題》：“民國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頒布讀音統一會章程。
二年二月十五日開會，三閱月而會畢，制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五百餘。
”“會員七十九人，會議選用字母時，頗多争執。
結果，議決用固有之漢字，擇筆畫最簡單者，取其雙聲以為聲母，取其疊韻以為韻母，其寫法，則凡與楷書易混者，皆改用篆體。
”“民國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 于是小學校之讀本，改國文為國語，師範學校亦以國語與國文并教。
然其始冀以省筆之字母，代繁筆之漢文者，後則變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
而讀音雖号統一，又有京音及國音之别，各成風氣，不相為謀，統一之期，蓋有待也。
與改造漢字并時而興者，有中國打字機，而其原，則本于漢字之不可廢。
《創制中國打字機圖說》（王汝鼎）：“日本山本憲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與西文相較，其便與利之點，悉屬中文；而不便與不利者，都系西文。
因知中文為現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種文字，西文之勃興，徒以随其國勢而然耳。
故其斷案曰：中國文字，不獨現今流行于東亞各國，他日必遍布于宇内。
倡漢文廢止論者，妄也；倡漢文節減論者，亦妄也。
” 初，美、日兩國均思創造中文打字機，均未完善。
有無錫周厚坤者，創造一機，能配置中文六千字。
《創制中國打字機圖說》：“一美國教士之寓北京者曰翕腓而特，于1899年，創一打字機，形為一直徑四尺之大平圓闆，上置四千整形之中國字模印，附以其他成印之機件，惜尚未完全制成。
”“又有一日本工程師，其機方在實驗中。
”“周君厚坤，1910年，留學美國意裡那大學，習鐵路工程科。
明年，轉學于波士頓麻省理工大學，改習機械、造船兩科。
1914年同時畢業，得機械、造船兩學士位。
1912年，創造中國打字機。
”“其機内部有同式之圓筒四，每簡直徑三英寸，長十英寸。
于其周圍，約可配一千五百字，字之大小，為一英方寸四分之一。
四筒共可配置六千字，此數可随意增減。
一十字機架，支于兩端之機幹上，負此四筒，如太陽之環以行星焉。
”[1] 周仍思實驗而再求改良，此可以見漢字之不适于用之說，未可盡信也。
歐戰以後，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亦複不滿于近世歐、美各國之思想制度。
故極端之改革派，往往與俄國之過激主義相近，次則誦述吾國老、莊、鮑生之說，期反于原人社會，而抉破近世之桎梏，是亦時勢使然也。
然因此現象，複生二種思潮：一則欲輸入歐、美之真文化，一則欲昌明吾國之真文化，又以歐、美人之自訟其短，有取法于吾國先哲之思。
《申報·德國通信》：“德國近半世紀以來，因物質文明發達之故，一般人多趨重物質主義，而喪失精神生活。
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約逃出物質，反于自然。
于是所謂遊鳥及自由德意志青年等等團體發生。
此等團員，大率衣履務尚儉樸，行動極求自由，其出版物中，曾有一文曰《莊子解說中之道教》，文中極推崇老子，并謂老子堪作彼輩唯一無二之大師雲。
現在德國智識階級中，幾無一人不知老子。
除老派外，又有所謂孔派，凡屬國際青年團之人，幾無一人不知孔子。
該團每次開會，往往先讀《論語》一節，頗似耶稣教徒之念《聖經》。
至于演說，更屢次提及孔子，對于孔子文化所陶養之中國人，尤引為唯一無二之良友。
” 而吾國人以昌明東方文化為吾人之大任之念，乃油然以生。
《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篇》（陳嘉異）：“東方文化一語，其内涵之意義，決非僅如所謂國故之陳腐幹枯。
精密言之，實含有中國民族之精神或中國民族再興之新生命之義蘊。
所謂吾人之大任一語，乃對吾民族而言，非對一二先哲為言；抑非僅對吾民族而言，實對世界人類而言。
以故吾人今日所以振興東方文化之道，不在存古，乃在存中國。
抑且進而存人類所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亦尚非保存國粹之說所得而自阈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