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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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之文化，當以學校教育為主。
清自同、光以來，既由科舉而漸傾向于學校，至光緒三十年，诏廢科舉，民志益定。
十餘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對于教育，有提倡與摧殘之二方面，而社會之心理，殆皆公認學校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雖有私塾與其他講學之團體，其盛衰固懸别也。
民國初年，疊制教育統計，觀其數字，固可以見其進步之梗概。
全國學校概況表（教育部總計表） 以《新教育》雜志調查表觀之，尤可以見各地文化之優劣焉。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全國各等學校學生數表（民國十一年） 清季教育，多取法于日本。
張之洞所定學堂章程，最注重于讀經，以其為中國文化之根本也。
民國以來之教育，多取法于歐、美，而中小學校之讀經，首先廢止，高等大學之經學科目，亦以次改革。
急進之士，尤以反對孔子之學說、提倡後進、改造解放之聲，震于一時。
于是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以排斥舊道德、改革舊文學、創造新民族、建設新國家為目的。
其他之主張革新而較為平和者，則以提倡職業教育，施行選科制度，采取歐、美最新之教學法，如設計教學及道爾敦制等，今方日進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運動，始于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之曆史，亦吾書所不可不述也。
《時事新報》載《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詳，茲節其要于下： 光緒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請立大學于京師。
二十四年，始由軍機處及總理衙門拟具《大學章程》八十餘條，呈請開辦。
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基址，置仕學院，令進士、舉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學習。
庚子拳匪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閉，大學停辦者二年。
二十七年，張百熙被命為管學大臣，延吳汝綸為總教習。
汝綸病卒，副總教習張鶴齡繼主教務。
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學堂章程。
十一月，開學招生，甄拔各省績學之士，風氣驟變。
二十九年，張之洞奏上學堂章程，以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别設大學總監督。
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學大臣印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印，至是大學始成獨立機關。
三十三年，劉廷琛為總監督，宣統元年十一月，始籌辦分科，設經、法、文、格緻、農、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預科及譯學館畢業學生升入。
武昌起義，各科學生多有散歸者。
民國成立，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稱校長。
嚴複任校長時，學生增至818人。
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長，全校學生增至942人。
四年，增至1333人。
五年，增至1503人。
六年，胡仁源辭職，赴美調查工業。
蔡元培任大學校長，整頓校規，祛除弊習，停辦工、農各科，專辦文、理、法三科。
至六年暑假，全校學生增至2000人，校中又創設各會，如進德會、哲學會、理科化學演講會、雄辯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體育會、技擊會、靜坐會、成美學會及閱書報社、學生儲蓄銀行、消費公社等。
北京大學之倡新文化，當民國七八年間，其時歐戰既平，巴黎和議将以青島付之日本，北京學生憤之，乃于八年五月四日，大舉示威運動，以驅除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為幟，疊經軍警幹涉，而學生之氣不稍挫。
于是五四運動之名詞，赫然為教育界之一大事。
《東方雜志·中國大事記》：“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學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會議定将青島讓與日本，非常憤激，于本日聚集數千人，排隊出行，為一種示威運動。
并四處分送傳單，手白布旗，書力争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先至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遞意見書。
途經曹汝霖住宅，群擁入質問，适回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衆攢毆，受傷甚重。
尋曹宅火發，學生整隊散去，警察及步軍遊擊隊捕去學生數十人，未幾即經保釋。
事後交通總長曹汝霖、币制局總裁陸宗輿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等，均呈請辭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亦辭職出京。
” 後以政府财政困難，恒欠學校經費，國立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恒受社會之反對，其焰稍稍衰焉。
吾國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論者謂文字之艱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漢字之議，倡始于王照之官話字母及勞乃宣之簡字。
《統一國語問題》（陳懋治）：“五十年來國語問題及其改進之曆史，分為四期：第一期，用羅馬字母拼音代漢字。
此期起源遠在明季，其時基督舊教始來我國，歐西人士入我内地者，辄用羅馬字寫其地之方音，以便學習華語。
有清一代，新舊兩教教徒來者益多，于是此羅馬字拼中國音之法，傳播益廣。
此類之書，今教會中新舊都有出售。
”“第二期，白話書報初起，各地拼音文字之發生。
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緒甲午年以
清自同、光以來，既由科舉而漸傾向于學校，至光緒三十年，诏廢科舉，民志益定。
十餘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對于教育，有提倡與摧殘之二方面，而社會之心理，殆皆公認學校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雖有私塾與其他講學之團體，其盛衰固懸别也。
民國初年，疊制教育統計，觀其數字，固可以見其進步之梗概。
全國學校概況表（教育部總計表） 以《新教育》雜志調查表觀之，尤可以見各地文化之優劣焉。
《新教育》第五卷第四期全國各等學校學生數表（民國十一年） 清季教育，多取法于日本。
張之洞所定學堂章程，最注重于讀經，以其為中國文化之根本也。
民國以來之教育，多取法于歐、美，而中小學校之讀經，首先廢止，高等大學之經學科目，亦以次改革。
急進之士，尤以反對孔子之學說、提倡後進、改造解放之聲，震于一時。
于是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以排斥舊道德、改革舊文學、創造新民族、建設新國家為目的。
其他之主張革新而較為平和者，則以提倡職業教育，施行選科制度，采取歐、美最新之教學法，如設計教學及道爾敦制等，今方日進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運動，始于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之曆史，亦吾書所不可不述也。
《時事新報》載《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詳，茲節其要于下： 光緒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請立大學于京師。
二十四年，始由軍機處及總理衙門拟具《大學章程》八十餘條，呈請開辦。
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基址，置仕學院，令進士、舉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學習。
庚子拳匪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閉，大學停辦者二年。
二十七年，張百熙被命為管學大臣，延吳汝綸為總教習。
汝綸病卒，副總教習張鶴齡繼主教務。
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學堂章程。
十一月，開學招生，甄拔各省績學之士，風氣驟變。
二十九年，張之洞奏上學堂章程，以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别設大學總監督。
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學大臣印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印，至是大學始成獨立機關。
三十三年，劉廷琛為總監督，宣統元年十一月，始籌辦分科，設經、法、文、格緻、農、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預科及譯學館畢業學生升入。
武昌起義，各科學生多有散歸者。
民國成立，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稱校長。
嚴複任校長時，學生增至818人。
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長，全校學生增至942人。
四年，增至1333人。
五年，增至1503人。
六年，胡仁源辭職，赴美調查工業。
蔡元培任大學校長，整頓校規，祛除弊習，停辦工、農各科，專辦文、理、法三科。
至六年暑假，全校學生增至2000人，校中又創設各會，如進德會、哲學會、理科化學演講會、雄辯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體育會、技擊會、靜坐會、成美學會及閱書報社、學生儲蓄銀行、消費公社等。
北京大學之倡新文化，當民國七八年間，其時歐戰既平，巴黎和議将以青島付之日本，北京學生憤之，乃于八年五月四日，大舉示威運動，以驅除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為幟，疊經軍警幹涉，而學生之氣不稍挫。
于是五四運動之名詞，赫然為教育界之一大事。
《東方雜志·中國大事記》：“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學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會議定将青島讓與日本，非常憤激，于本日聚集數千人，排隊出行，為一種示威運動。
并四處分送傳單，手白布旗，書力争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先至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遞意見書。
途經曹汝霖住宅，群擁入質問，适回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衆攢毆，受傷甚重。
尋曹宅火發，學生整隊散去，警察及步軍遊擊隊捕去學生數十人，未幾即經保釋。
事後交通總長曹汝霖、币制局總裁陸宗輿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等，均呈請辭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亦辭職出京。
” 後以政府财政困難，恒欠學校經費，國立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恒受社會之反對，其焰稍稍衰焉。
吾國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論者謂文字之艱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漢字之議，倡始于王照之官話字母及勞乃宣之簡字。
《統一國語問題》（陳懋治）：“五十年來國語問題及其改進之曆史，分為四期：第一期，用羅馬字母拼音代漢字。
此期起源遠在明季，其時基督舊教始來我國，歐西人士入我内地者，辄用羅馬字寫其地之方音，以便學習華語。
有清一代，新舊兩教教徒來者益多，于是此羅馬字拼中國音之法，傳播益廣。
此類之書，今教會中新舊都有出售。
”“第二期，白話書報初起，各地拼音文字之發生。
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緒甲午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