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康乾諸帝之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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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三百餘名。
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所謂存書，乃著錄于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
” 其内容凡分六種。
《清朝全史》：“四庫館編纂之主旨，采六種方法：第一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敕旨所編纂者。
第二内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
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
其著名于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
第四為各省采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采書最多者為浙江，最少者為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
據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别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
第五私人進獻本，系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
知名于清初者，如浙江甯波範氏之天一閣、慈溪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籁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昆山徐氏之傳是樓等。
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
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
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
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支那書籍之搜集史上，實為空前之偉觀。
” 同時繕錄七部，分貯于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彙、文宗、文瀾七閣，淵、源、津、溯，稱内廷四閣，彙、宗、瀾，稱江、浙三閣。
嗜奇好學之士，準其赴閣檢視抄錄。
《清朝全史》：“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于北京紫禁城内，造文源閣于圓明園，文溯閣于奉天，文津閣于塞外之熱河，為貯藏之所，此稱内廷四閣。
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範氏天一閣為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彙閣于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于鎮江金山寺，文瀾閣于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
閣既成，帝曰：我國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
又謂朕搜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
内廷四閣，非特别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準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得閱覽抄錄。
七閣之中，今日尚俨然存者，惟文津、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彙二閣，亡于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毀于火，文瀾閣亦多有散亡雲。
” 此則滿清高宗對于中國文化之偉業也。
然而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同時有保存文化及摧殘文化之兩方面。
古書之湮佚者，固賴此舉而複彰；而名人著述之極有關系者，又因茲舉而銷毀焉。
此世之所以不滿于高宗也。
《檢論·哀焚書》：“滿洲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诏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
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摧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
初下诏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拟毀。
及明隆慶以後諸将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錄，若高拱[2]、張居正[3]、申時行[4]、葉向高[5]、高攀龍[6]、鄒元标[7]、楊漣[8]、左光鬥[9]、缪昌期[10]、熊廷弼[11]、孫承宗[12]、倪元璐[13]、盧象昇[14]、孫傳庭[15]、姚希孟[16]、馬世奇[17]諸家，絲袠寸劄，靡不爇，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于火[18]。
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鹹[19]、黃道周[20]、金聲[21]，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22]、張肯堂[23]、國維[24]、煌言[25]。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诋觸見燼。
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複入錄，而頗去其貶文。
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然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将相獻臣所著，僅有孑遺矣。
其他遺聞轶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于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勝數也。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耶！” 《清朝全史》：“在編纂《四庫全書》谕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
禁書者，即明代關于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谕旨，此等逆書，不合于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于世。
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借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紀錄，并思将其正史一切付諸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
此種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
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雲。
然猶以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谕遵行。
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
” 當康熙初年，已有莊
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所謂存書，乃著錄于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
” 其内容凡分六種。
《清朝全史》：“四庫館編纂之主旨，采六種方法：第一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敕旨所編纂者。
第二内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
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
其著名于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
第四為各省采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采書最多者為浙江，最少者為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
據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别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
第五私人進獻本，系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
知名于清初者，如浙江甯波範氏之天一閣、慈溪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籁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昆山徐氏之傳是樓等。
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
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
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
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支那書籍之搜集史上，實為空前之偉觀。
” 同時繕錄七部，分貯于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彙、文宗、文瀾七閣，淵、源、津、溯，稱内廷四閣，彙、宗、瀾，稱江、浙三閣。
嗜奇好學之士，準其赴閣檢視抄錄。
《清朝全史》：“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于北京紫禁城内，造文源閣于圓明園，文溯閣于奉天，文津閣于塞外之熱河，為貯藏之所，此稱内廷四閣。
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範氏天一閣為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彙閣于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于鎮江金山寺，文瀾閣于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
閣既成，帝曰：我國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
又謂朕搜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
内廷四閣，非特别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準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得閱覽抄錄。
七閣之中，今日尚俨然存者，惟文津、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彙二閣，亡于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毀于火，文瀾閣亦多有散亡雲。
” 此則滿清高宗對于中國文化之偉業也。
然而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同時有保存文化及摧殘文化之兩方面。
古書之湮佚者，固賴此舉而複彰；而名人著述之極有關系者，又因茲舉而銷毀焉。
此世之所以不滿于高宗也。
《檢論·哀焚書》：“滿洲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诏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
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摧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
初下诏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拟毀。
及明隆慶以後諸将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錄，若高拱[2]、張居正[3]、申時行[4]、葉向高[5]、高攀龍[6]、鄒元标[7]、楊漣[8]、左光鬥[9]、缪昌期[10]、熊廷弼[11]、孫承宗[12]、倪元璐[13]、盧象昇[14]、孫傳庭[15]、姚希孟[16]、馬世奇[17]諸家，絲袠寸劄，靡不爇，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于火[18]。
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鹹[19]、黃道周[20]、金聲[21]，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22]、張肯堂[23]、國維[24]、煌言[25]。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诋觸見燼。
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複入錄，而頗去其貶文。
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然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将相獻臣所著，僅有孑遺矣。
其他遺聞轶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于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勝數也。
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耶！” 《清朝全史》：“在編纂《四庫全書》谕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
禁書者，即明代關于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谕旨，此等逆書，不合于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于世。
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借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紀錄，并思将其正史一切付諸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
此種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
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雲。
然猶以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谕遵行。
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
” 當康熙初年，已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