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初諸儒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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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
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
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
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為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為功乎！” 《船山遺書·俟解》（王夫之）：“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為玩物喪志，所惡于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
如《史記·項羽本紀》及《窦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則有代為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恃。
于斯時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
以其志氣橫發，無益于身心也。
豈獨讀史為然哉！經也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喪。
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沉溺于婦子生計米鹽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泆于室家嚅唲寒溫拊摩之内。
《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于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
” 蓋諸儒之學雖不必同，而其以讀書講學為立身行己之基則一。
其專務讀書，不知治身者，且以玩物喪志譏之，不似乾、嘉間人不顧行檢但事博涉也。
亭林反對明人之空談最力， 《日知錄》：“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将死，雲：‘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然其言博學于文，必兼行己有恥言之，非謂反對空談即不講品節也。
觀其《與人書》，注重在人心風俗。
《亭林文集·與人書九》：“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阙矣。
百年千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 《日知錄》中《世風》一卷，尤反複言之，甚至謂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 《日知錄》：“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
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緻太平。
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 此則清初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諸儒之教，有見于人之本原，不随流俗為轉移者，而不圖其以反對空談，使後之學者但骛于語言文字之末也。
清初漢族諸儒，皆反對清室。
不得已而姑認滿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興。
故船山有《黃書》，亭林有《郡縣論》，皆極注意于法制。
而梨洲之《明夷待訪錄》，則并專制之君主亦極力反對，不徒為種族所囿也。
《明夷待訪錄·原君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
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
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
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為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為功乎！” 《船山遺書·俟解》（王夫之）：“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為玩物喪志，所惡于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
如《史記·項羽本紀》及《窦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則有代為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恃。
于斯時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
以其志氣橫發，無益于身心也。
豈獨讀史為然哉！經也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喪。
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沉溺于婦子生計米鹽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泆于室家嚅唲寒溫拊摩之内。
《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于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
” 蓋諸儒之學雖不必同，而其以讀書講學為立身行己之基則一。
其專務讀書，不知治身者，且以玩物喪志譏之，不似乾、嘉間人不顧行檢但事博涉也。
亭林反對明人之空談最力， 《日知錄》：“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将死，雲：‘吾曹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然其言博學于文，必兼行己有恥言之，非謂反對空談即不講品節也。
觀其《與人書》，注重在人心風俗。
《亭林文集·與人書九》：“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阙矣。
百年千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 《日知錄》中《世風》一卷，尤反複言之，甚至謂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 《日知錄》：“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
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緻太平。
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 此則清初諸大儒共有之精神，抑亦承宋、明諸儒之教，有見于人之本原，不随流俗為轉移者，而不圖其以反對空談，使後之學者但骛于語言文字之末也。
清初漢族諸儒，皆反對清室。
不得已而姑認滿人居位，亦思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之興。
故船山有《黃書》，亭林有《郡縣論》，皆極注意于法制。
而梨洲之《明夷待訪錄》，則并專制之君主亦極力反對，不徒為種族所囿也。
《明夷待訪錄·原君篇》：“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
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