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工商進步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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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丞為之貳。
凡互市所得馬、駝、驢、牛等，各别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
” 而廣州複有市舶使， 《國史補》（李肇）：“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
師子國舶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
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阗。
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各物，納舶價，禁珍異。
” 《文獻通考》：“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将周澤為之。
”[4]“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
” 知嶺南商業尤盛于諸邊矣。
西曆九世紀，阿剌伯人伊賓戈爾他特賓（IbnKhordabeh）著一書，曰《道程及郡國志》，中述唐代商港凡四。
《伊賓戈爾他特賓所述支那貿易港考》（桑原骘藏）：“唐時支那與大食之間，海上之交通，極其繁盛。
當時模哈麥特教徒之來航于支那之貿易港者尤多。
西曆九世紀之半頃，阿剌伯地理學者伊賓戈爾他特賓嘗記之于《道程及郡國志》。
此書之著作年代，頗多異說。
英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六十四年頃之作，德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六年之作，法人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四年乃至四十八年之作，要之必在西曆九世紀之半頃也。
……其書之關于支那之貿易港者，略曰：支那之最初貿易港曰龍編[5]，有支那上等之鐵器、瓷器及米谷等。
次則廣府，距龍編海程約四日，陸行約二十日。
此地所産果實及野菜、小麥、大麥、米及甘蔗等甚夥。
自廣府行八日而達膠府[6]。
其地之物産，亦同于廣府。
自膠府行六日至揚州，其産物亦與前兩地相同。
此等支那之貿易港，外人皆得航行，其城市皆臨大河之口，而河水通流，亦不受潮水漲落之影響。
河中多鵝、鴨及其他之鳥類雲。
” 今人所拟定者，曰廣州，曰揚州。
于廣州，則知其地有猶太、波斯人等十餘萬。
《中國曆史研究法》（梁啟超）：“九世紀時，阿剌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7]中一節雲，有廣府Gonfu者，為商舶荟萃地。
紀元二百六十四年[8]，叛賊黃巢Punzo陷廣府，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
其後有五朝争立之亂，貿易中絕。
” 于揚州，則以文宗德音證之。
知南海蕃舶，可直達揚州也。
《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
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
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 然《唐書》稱邊境走集最要者七： 《新唐書·地理志》：“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廣州，通海夷道。
” 則中外之商業，亦不僅廣東番舶一途。
唐之京師，賈胡荟萃。
《通鑒》：“大曆十四年，诏回纥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
先是回纥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
縣官日給饔饩，殖産赀，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日縱貪橫，吏不敢問。
或衣華服，誇取妻妾，故禁之。
” 懷柔遠人，至給饔饩，使殖赀産，不徒官吏存問僅收市腳而已。
蓋當時之政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屑與外夷較利害。
故待之極寬大，不似今之講國際商業者，以國家為商賈之行為，而外商遂輻辏于吾國之通都大市，迄今猶稱中國人曰唐人，知唐人所以來遠人者，感之深矣。
*** [1] 其詳見《漢書·食貨志》。
[2] 參諸史及《文獻通考》。
[3] 以錢少之故。
[4] 見柳澤《劾慶立疏》。
[5] 即安南之河内。
[6] 此譯音，尚不知何地。
[7] 即桑原氏所譯《道程及郡國志》。
[8] 此回教曆。
凡互市所得馬、駝、驢、牛等，各别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
” 而廣州複有市舶使， 《國史補》（李肇）：“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
師子國舶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
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阗。
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各物，納舶價，禁珍異。
” 《文獻通考》：“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将周澤為之。
”[4]“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
” 知嶺南商業尤盛于諸邊矣。
西曆九世紀，阿剌伯人伊賓戈爾他特賓（IbnKhordabeh）著一書，曰《道程及郡國志》，中述唐代商港凡四。
《伊賓戈爾他特賓所述支那貿易港考》（桑原骘藏）：“唐時支那與大食之間，海上之交通，極其繁盛。
當時模哈麥特教徒之來航于支那之貿易港者尤多。
西曆九世紀之半頃，阿剌伯地理學者伊賓戈爾他特賓嘗記之于《道程及郡國志》。
此書之著作年代，頗多異說。
英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六十四年頃之作，德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六年之作，法人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四年乃至四十八年之作，要之必在西曆九世紀之半頃也。
……其書之關于支那之貿易港者，略曰：支那之最初貿易港曰龍編[5]，有支那上等之鐵器、瓷器及米谷等。
次則廣府，距龍編海程約四日，陸行約二十日。
此地所産果實及野菜、小麥、大麥、米及甘蔗等甚夥。
自廣府行八日而達膠府[6]。
其地之物産，亦同于廣府。
自膠府行六日至揚州，其産物亦與前兩地相同。
此等支那之貿易港，外人皆得航行，其城市皆臨大河之口，而河水通流，亦不受潮水漲落之影響。
河中多鵝、鴨及其他之鳥類雲。
” 今人所拟定者，曰廣州，曰揚州。
于廣州，則知其地有猶太、波斯人等十餘萬。
《中國曆史研究法》（梁啟超）：“九世紀時，阿剌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7]中一節雲，有廣府Gonfu者，為商舶荟萃地。
紀元二百六十四年[8]，叛賊黃巢Punzo陷廣府，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
其後有五朝争立之亂，貿易中絕。
” 于揚州，則以文宗德音證之。
知南海蕃舶，可直達揚州也。
《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
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
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 然《唐書》稱邊境走集最要者七： 《新唐書·地理志》：“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廣州，通海夷道。
” 則中外之商業，亦不僅廣東番舶一途。
唐之京師，賈胡荟萃。
《通鑒》：“大曆十四年，诏回纥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
先是回纥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
縣官日給饔饩，殖産赀，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日縱貪橫，吏不敢問。
或衣華服，誇取妻妾，故禁之。
” 懷柔遠人，至給饔饩，使殖赀産，不徒官吏存問僅收市腳而已。
蓋當時之政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屑與外夷較利害。
故待之極寬大，不似今之講國際商業者，以國家為商賈之行為，而外商遂輻辏于吾國之通都大市，迄今猶稱中國人曰唐人，知唐人所以來遠人者，感之深矣。
*** [1] 其詳見《漢書·食貨志》。
[2] 參諸史及《文獻通考》。
[3] 以錢少之故。
[4] 見柳澤《劾慶立疏》。
[5] 即安南之河内。
[6] 此譯音，尚不知何地。
[7] 即桑原氏所譯《道程及郡國志》。
[8] 此回教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