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工商進步之特征
關燈
小
中
大
唐代工商進步之特征有四：其一曰飛錢。
飛錢者，紙币及彙兌之濫觞也。
欲知其制之發生，當先知唐以前貨币行使之沿革。
秦、漢币制，黃金與銅錢并用。
漢武、新莽廣為貨币，率未盡行[1]。
東漢以降，各地自為風氣，不盡用錢。
王莽亂後，貨币雜用布帛金粟。
至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錢。
三國時，吳、蜀均用錢，而魏文帝罷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
晉太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匹以為貨。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谷帛，朝議以為不可，乃止。
宋、齊兩代，皆嘗鑄錢。
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
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
後魏孝文帝時，始诏天下用錢，而河北諸州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2]。
蓋執政者率不知錢币之原理，随時補苴而已。
隋、唐之時，天下統一，悉行當時官鑄之錢。
而人口日增，商業日盛，行鑄之錢，往往不周于用。
唐開元中，屢敕禁民用錢。
《唐會要》（王溥）：“開元十三年，敕绫羅、絹布、雜貨等皆令通用。
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通理。
自今後與錢貨并用，違者準法罪之。
”“開元廿二年，敕貨物兼通，将以利用。
自今以後，所有莊宅交易，并先用絹布、绫羅、絲綿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 德宗、憲宗時，疊申錢禁，而飛錢之制以興。
《新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
”“民間錢益少，缯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
而京師商賈，赍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诏複禁之。
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
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飛錢。
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為保。
” 嗣因商民之利，遂準其于官府飛錢。
《新唐書·食貨志》：“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滞藏，物價浸輕。
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于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
然商人無至者，複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
憲宗為之出内庫錢五十萬缗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一賞告者。
” 蓋錢币專重流通，流通則其數雖少而若多，不通則雖多而若少。
然苟明于彙兌之理，則一紙即可代錢，視挾赀以遠行為便。
當時政府不知研究錢币與商業之關系，創立新法，而商賈獨能發明此理，則唐時商賈之智，高于政府中人多矣。
其二曰瓷器。
唐、虞之時，即有陶器。
不過今之盆、盎之類，無細瓷也。
日用飲食之物，大都用竹木，後又進而用銅。
至唐禁銅器，而陶器之業以盛。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十一年，诏所在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
”[3]“文宗病币輕錢重，诏方鎮縱錢谷交易。
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爐鑄錢。
于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
” 瓷之興，蓋自晉至北魏而漸多。
《景德鎮陶錄》：“東瓯陶。
瓯，越也。
昔屬閩地，今為浙江溫州府。
自晉已陶，其瓷青，當時著尚。
杜育《荈賦》所謂‘器澤陶簡，出自東瓯’者也。
”“關中窯。
元魏時所燒。
出關中，即今西安府鹹陽等處，陶以供禦。
”“洛京陶。
亦元魏燒造，即今河南洛陽縣也。
初都雲中，後遷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供禦物。
” 其見于史策者，則自隋之何稠始。
《隋書·何稠傳》：“稠性極巧，有智思，覽博古圖，多識舊物。
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
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
” 唐時制瓷之地，如河南邢州、豫章等處，既見于史志， 《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貢埏埴盎缶。
”“邢
飛錢者，紙币及彙兌之濫觞也。
欲知其制之發生，當先知唐以前貨币行使之沿革。
秦、漢币制，黃金與銅錢并用。
漢武、新莽廣為貨币，率未盡行[1]。
東漢以降，各地自為風氣，不盡用錢。
王莽亂後，貨币雜用布帛金粟。
至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錢。
三國時，吳、蜀均用錢，而魏文帝罷五铢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
晉太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匹以為貨。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谷帛，朝議以為不可，乃止。
宋、齊兩代，皆嘗鑄錢。
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
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
後魏孝文帝時，始诏天下用錢，而河北諸州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2]。
蓋執政者率不知錢币之原理，随時補苴而已。
隋、唐之時，天下統一，悉行當時官鑄之錢。
而人口日增，商業日盛，行鑄之錢，往往不周于用。
唐開元中，屢敕禁民用錢。
《唐會要》（王溥）：“開元十三年，敕绫羅、絹布、雜貨等皆令通用。
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通理。
自今後與錢貨并用，違者準法罪之。
”“開元廿二年，敕貨物兼通，将以利用。
自今以後，所有莊宅交易，并先用絹布、绫羅、絲綿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 德宗、憲宗時，疊申錢禁，而飛錢之制以興。
《新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
”“民間錢益少，缯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
而京師商賈，赍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诏複禁之。
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
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飛錢。
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為保。
” 嗣因商民之利，遂準其于官府飛錢。
《新唐書·食貨志》：“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滞藏，物價浸輕。
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于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
然商人無至者，複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
憲宗為之出内庫錢五十萬缗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一賞告者。
” 蓋錢币專重流通，流通則其數雖少而若多，不通則雖多而若少。
然苟明于彙兌之理，則一紙即可代錢，視挾赀以遠行為便。
當時政府不知研究錢币與商業之關系，創立新法，而商賈獨能發明此理，則唐時商賈之智，高于政府中人多矣。
其二曰瓷器。
唐、虞之時，即有陶器。
不過今之盆、盎之類，無細瓷也。
日用飲食之物，大都用竹木，後又進而用銅。
至唐禁銅器，而陶器之業以盛。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十一年，诏所在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
”[3]“文宗病币輕錢重，诏方鎮縱錢谷交易。
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爐鑄錢。
于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
” 瓷之興，蓋自晉至北魏而漸多。
《景德鎮陶錄》：“東瓯陶。
瓯，越也。
昔屬閩地，今為浙江溫州府。
自晉已陶，其瓷青，當時著尚。
杜育《荈賦》所謂‘器澤陶簡，出自東瓯’者也。
”“關中窯。
元魏時所燒。
出關中，即今西安府鹹陽等處，陶以供禦。
”“洛京陶。
亦元魏燒造，即今河南洛陽縣也。
初都雲中，後遷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供禦物。
” 其見于史策者，則自隋之何稠始。
《隋書·何稠傳》：“稠性極巧，有智思，覽博古圖，多識舊物。
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
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
” 唐時制瓷之地，如河南邢州、豫章等處，既見于史志， 《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貢埏埴盎缶。
”“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