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佛教之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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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入中國，而士、農、工、商之外，增一釋氏之民：無家族，無君臣，翕然奉他國之宗教；衣食居處，舉止聲容，悉與吾國禮教風俗乖異，此社會一大變化也。
社會當變化之際，必不能無所抵觸；懷新者信其理想非吾所有，笃舊者詫其習慣為吾所無。
則以觀念之不同，而生事實之沖突，此勢所必至也。
魏、晉以來，佛教雖日盛興，然社會中沖突之狀，亦往往見于史策。
約舉之蓋有數端。
（一）則華夷之界也。
佛教初來，其勢微弱，故世不之異。
至其浸盛，則排之者首在華夷之界。
五胡之君，自以戎神為本，而當時猶有以此為言者。
《高僧傳》：“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
虎下書問中書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裡闾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謂道士。
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
’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飨。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1]。
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
華戎異制，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禮；華夏服祀，不宜雜錯。
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尊典禮。
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
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
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雲，佛是外國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
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飨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
夫制有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 比及南朝，學者也抱此見。
顧歡《夷夏論》力斥中夏之人效西戎之法。
《南史·顧歡傳》：“歡著《夷夏論》：……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發曠衣，群夷之服。
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
棺殡椁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
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
……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棄妻孥，上絕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
” 而信佛者袁粲、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及僧愍等，群起駁之[2]。
或謂從道不從俗， 《南史》：“袁粲托為道人通公駁之曰：‘……清信之士，容衣不改。
息心之人，服貌必變。
變本從道，不遵彼俗。
俗風自殊，無患其亂。
’” 或謂華夷一軌， 《難夷夏論》（朱昭之）雲：“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
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齊、晉之子？刳剔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
推檢情性，華夷一軌。
” 或謂天竺即中國。
《戎華論》（僧愍）：“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自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
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
’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
” 可見顧之持論，甚中要害，不與力辯，則不能免用夷變夏之譏也。
（二）則倫理之争也。
出世法與世法殊科，其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所割舍。
而吾國素重倫理者也。
魏、晉以來，雖多蔑棄禮法之士，而禮教之信條，深入人心，大多數之人，必不以背棄君父為然。
故佛教與儒教之沖突，即因而生。
晉世庾冰、桓玄等，均謂沙門宜敬王者。
慧遠著論釋之，意謂佛教無妨于忠孝。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篇》（慧遠）：“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
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
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
”“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 至梁世毀佛教者，造“三破論”，仍主倫理以破之。
《滅惑論》（劉勰）：“或造三破論。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
诳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
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
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複過此。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者。
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優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肉生仇，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
五逆不孝，不複過此。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者。
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誡。
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複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 唐、宋諸儒，反對佛教，亦無非因此等根本不同，遂深惡而痛絕。
比之夷夏之辯，為尤重矣。
社會當變化之際，必不能無所抵觸；懷新者信其理想非吾所有，笃舊者詫其習慣為吾所無。
則以觀念之不同，而生事實之沖突，此勢所必至也。
魏、晉以來，佛教雖日盛興，然社會中沖突之狀，亦往往見于史策。
約舉之蓋有數端。
（一）則華夷之界也。
佛教初來，其勢微弱，故世不之異。
至其浸盛，則排之者首在華夷之界。
五胡之君，自以戎神為本，而當時猶有以此為言者。
《高僧傳》：“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
虎下書問中書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裡闾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謂道士。
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
’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飨。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1]。
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
華戎異制，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禮；華夏服祀，不宜雜錯。
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尊典禮。
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
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
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
’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雲，佛是外國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
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飨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
夫制有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
’” 比及南朝，學者也抱此見。
顧歡《夷夏論》力斥中夏之人效西戎之法。
《南史·顧歡傳》：“歡著《夷夏論》：……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發曠衣，群夷之服。
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
棺殡椁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
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
……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棄妻孥，上絕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
” 而信佛者袁粲、謝鎮之、朱昭之、朱廣之及僧愍等，群起駁之[2]。
或謂從道不從俗， 《南史》：“袁粲托為道人通公駁之曰：‘……清信之士，容衣不改。
息心之人，服貌必變。
變本從道，不遵彼俗。
俗風自殊，無患其亂。
’” 或謂華夷一軌， 《難夷夏論》（朱昭之）雲：“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
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齊、晉之子？刳剔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
推檢情性，華夷一軌。
” 或謂天竺即中國。
《戎華論》（僧愍）：“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自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
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
’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
” 可見顧之持論，甚中要害，不與力辯，則不能免用夷變夏之譏也。
（二）則倫理之争也。
出世法與世法殊科，其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所割舍。
而吾國素重倫理者也。
魏、晉以來，雖多蔑棄禮法之士，而禮教之信條，深入人心，大多數之人，必不以背棄君父為然。
故佛教與儒教之沖突，即因而生。
晉世庾冰、桓玄等，均謂沙門宜敬王者。
慧遠著論釋之，意謂佛教無妨于忠孝。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篇》（慧遠）：“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
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
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
”“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
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 至梁世毀佛教者，造“三破論”，仍主倫理以破之。
《滅惑論》（劉勰）：“或造三破論。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
诳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
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
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複過此。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者。
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優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肉生仇，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
五逆不孝，不複過此。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者。
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誡。
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誡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複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 唐、宋諸儒，反對佛教，亦無非因此等根本不同，遂深惡而痛絕。
比之夷夏之辯，為尤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