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佛教之盛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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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以降，佛教盛興，西域僧徒之來華者，後先相望。
茲依《高僧傳》略表于下： （續表） [1] （續表） 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于此。
《隋書·經籍志》稱：“姚苌時，鸠摩羅什至長安，大譯經論。
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羅什才德最優。
”是僅姚秦一時，胡僧已數十輩。
《高僧傳》所載，特其著者耳。
稽其蹤迹，大抵自西域入關中，至洛陽邺中者居多。
其南來者，或抵青州，或屆南海，随緣所至，亦無定方焉。
當此之時，中土僧俗，亦多銳意西行求法[2]。
自朱士行， 《高僧傳》（釋慧皎）：“朱士行，颍川人。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
出家以後，專務經典。
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文句簡略，意義未周。
士行嘗于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隐質，諸未盡善。
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
’誓志捐身，遠求大本。
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
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
土行遂終于阗。
”[3] 至宋雲、 《洛陽伽藍記》（楊衒之）：“城北聞義裡有敦煌人宋雲宅。
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魏書·嚈哒傳》：“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域求訪佛經。
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偕行，正光中還。
” 寶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續高僧傳》（釋道宣）：“齊僧寶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采經西域，往返七載。
将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
” 其最著者，為江陵辛寺釋法顯。
《高僧傳》：“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
三歲便為沙彌。
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經律舛阙，誓志尋求。
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所經曆三十餘國。
後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昙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
顯留三年，學梵經、梵書，方躬自書寫。
于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同旅十餘，或留或亡。
停二年，複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并漢土所無。
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
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複随他商東适廣州。
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任風随流，忽至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禅師佛馱跋陀于道場寺，譯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昙心論》，垂有百餘萬言。
後至荊州，卒于辛寺。
春秋八十有六。
” 而月支之僧，如竺昙摩羅刹者，先由吾國而西，既乃還歸中夏，則兼兩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傳》：“竺昙摩羅刹，此雲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
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
遂随師至西域，遊曆諸國。
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诂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
遂大赍梵經，還歸中夏，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
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惟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 弘法之事，莫重于翻譯。
漢開其端，而後累朝列國踵其事，譯業之盛，殆無過于此時。
茲據《開元釋教錄》表之如下： 翻譯之法，多據梵本，間憑口誦。
近人謂初期譯業，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
按《高僧傳》：“漢靈之時，天竺沙門竺佛朔赍《道行經》來适雒陽，即轉梵為漢。
”又：“沙門昙果，于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康孟詳與竺大力譯為漢文。
”又：“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
己妙善方言，乃以集衆本，譯為漢語。
”是漢、魏時譯經明有梵本之證。
至朱士行等求經，則梵本輸入更多。
譯人之兼釋華梵者，衆共推之。
《高僧傳》：“竺佛念，涼州人。
諷習衆經，粗涉外典。
其《倉》《雅》訓诂，尤所明達。
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
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鹹推念。
于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疑斷義，音字方明。
自苻、姚二代，為譯
茲依《高僧傳》略表于下： （續表） [1] （續表） 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于此。
《隋書·經籍志》稱：“姚苌時，鸠摩羅什至長安，大譯經論。
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羅什才德最優。
”是僅姚秦一時，胡僧已數十輩。
《高僧傳》所載，特其著者耳。
稽其蹤迹，大抵自西域入關中，至洛陽邺中者居多。
其南來者，或抵青州，或屆南海，随緣所至，亦無定方焉。
當此之時，中土僧俗，亦多銳意西行求法[2]。
自朱士行， 《高僧傳》（釋慧皎）：“朱士行，颍川人。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
出家以後，專務經典。
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文句簡略，意義未周。
士行嘗于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隐質，諸未盡善。
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
’誓志捐身，遠求大本。
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
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
土行遂終于阗。
”[3] 至宋雲、 《洛陽伽藍記》（楊衒之）：“城北聞義裡有敦煌人宋雲宅。
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魏書·嚈哒傳》：“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域求訪佛經。
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偕行，正光中還。
” 寶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續高僧傳》（釋道宣）：“齊僧寶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采經西域，往返七載。
将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
” 其最著者，為江陵辛寺釋法顯。
《高僧傳》：“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
三歲便為沙彌。
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經律舛阙，誓志尋求。
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凡所經曆三十餘國。
後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昙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
顯留三年，學梵經、梵書，方躬自書寫。
于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同旅十餘，或留或亡。
停二年，複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并漢土所無。
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
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複随他商東适廣州。
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任風随流，忽至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禅師佛馱跋陀于道場寺，譯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昙心論》，垂有百餘萬言。
後至荊州，卒于辛寺。
春秋八十有六。
” 而月支之僧，如竺昙摩羅刹者，先由吾國而西，既乃還歸中夏，則兼兩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傳》：“竺昙摩羅刹，此雲法護，其先月支人。
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
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
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
遂随師至西域，遊曆諸國。
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诂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
遂大赍梵經，還歸中夏，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
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惟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
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 弘法之事，莫重于翻譯。
漢開其端，而後累朝列國踵其事，譯業之盛，殆無過于此時。
茲據《開元釋教錄》表之如下： 翻譯之法，多據梵本，間憑口誦。
近人謂初期譯業，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
按《高僧傳》：“漢靈之時，天竺沙門竺佛朔赍《道行經》來适雒陽，即轉梵為漢。
”又：“沙門昙果，于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康孟詳與竺大力譯為漢文。
”又：“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
己妙善方言，乃以集衆本，譯為漢語。
”是漢、魏時譯經明有梵本之證。
至朱士行等求經，則梵本輸入更多。
譯人之兼釋華梵者，衆共推之。
《高僧傳》：“竺佛念，涼州人。
諷習衆經，粗涉外典。
其《倉》《雅》訓诂，尤所明達。
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
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鹹推念。
于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質疑斷義，音字方明。
自苻、姚二代，為譯